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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大多數人都知道，“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種族滅絕。集中營與死屍成堆的照片並不少見，但很少有人從納粹對猶太文化的劫掠與毀滅的角度觀察大屠殺。納粹不僅企圖消滅猶太人，更企圖抹去猶太文化印跡。他們將逾百萬的猶太書籍、手稿和藝術作品送進焚燒爐和垃圾場。為了研究這個他們希望消滅掉的種族，他們甚至將幾十萬的文化寶藏運到德國專業的圖書館等機構。
在黑暗的年代，總有一些人，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護生命中的那點微光，迸裂出最輝煌的人性光芒。今天推薦給大家的《偷書人》便講述了一個關於英雄主義和鬥爭，關於友情和浪漫，關於堅定和奉獻的故事。
[美]大衛·E.費什曼/著
姚麗蓉/譯
西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這本書講述的是一群不願讓自己的文化被踐踏、被焚燒，在猶太聚居區中堅決抵抗納粹的囚犯們的故事。這本書記錄了在“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維爾納——一群詩人、遊擊隊員和學者偷書人的行動。這些援救者的對手是納粹的猶太“專家”約翰內斯·波爾博士，他受德國劫掠機構羅森堡國家指導總部的派遣，來到維爾納，組織銷毀或運走這裡豐富的猶太藏書。
德國人調用四十名猶太聚居區中的囚犯作為奴隸勞工，負責分類、選擇、打包、運輸書籍資料。在讓人痛苦不堪的十八個月的工作中，奴隸勞工小組(昵稱“紙張小隊”)的成員們將圖書包裹在身上，騙過德國守衛，把書偷走。如果被抓，他們會被帶到維爾納外圍的大規模謀殺地點波納爾，在那裡被行刑隊槍決。
德國戰敗，維爾納被解放之後，“紙張小隊”幸存的成員將埋藏的文化寶藏從地堡和藏放地點挖出。但不久，他們就被一個嚴酷的事實驚醒：統治維爾納的蘇聯政權也對猶太文化充滿惡意，他們需要再次拯救文化寶藏！與他們在猶太聚居區中的行動一樣，將書與文件偷運出去也是危險重重。
這本書中的人展現了對於文學與藝術執著的熱愛，並且時刻準備為之奉獻生命。
作者在手記中還講述了自己的一樁神奇偶遇：
手記
幾年之前，我曾在一次關於維爾納猶太聚居區的演講中，提到“紙張小隊”的英勇事跡。演講結束之後，一個老人拄著拐杖向我走來，他告訴我說：“你知道嗎？我在那個小隊工作過幾個月，我也偷出過幾本書和一些文件。”我目瞪口呆，有點懷疑“紙張小隊”的英雄們到2012年還仍然有人在世。但是在回答了我連珠炮似的發問之後，我確定他的確曾經是“紙張小隊”的成員。
93歲高齡的米歇爾·門金現在居住在新澤西的養老院裡。他溫柔優雅，是一位退休的寶石商人，對於自己成功的事業並不誇耀。他享受著平凡生活的樂趣，有兒女和六個孫子陪伴的天倫之樂，還有很多的朋友和崇拜者的友誼。門金還是美國華盛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創建人之一。
但回到20世紀40年代，門金只是維爾納猶太聚居區中一個高高瘦瘦的18歲囚犯。德國人命令他把成箱的書搬運到裝卸貨物的碼頭。這些書大部分會被送進垃圾焚燒爐和“造紙廠”，小部分會被運到德國。那時詩人施默克·卡奇金斯基總是護著他，傳授他“偷書”的藝術。
參與“偷書”行動是門金在猶太聚居區的幾年裡為數不多的快樂回憶。他的母親，兩個姐姐和弟弟都死在波納爾。“我們知道自己活不長了。那還不如做些善事，拯救文化寶藏。我不記得工作期間我‘偷’的那些書和手稿的名字，但夜裡躺在床上，我常常想，誰知道呢，也許我拯救的是些很了不得的東西。”
他做到了。他拯救了自己的人性，還有我們的。
作為美國猶太神學院（紐約）歷史學教授、哈佛大學博士，大衛·E.費什曼曾任希伯來大學高級研究所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卡茨高級猶太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以及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學術委員會的成員。他撰寫過眾多關於東歐猶太人歷史和文化的書籍和文章，出版過五本學術專著。《偷書人》在美出版後，榮獲2017年美國國家猶太圖書獎。
精選 / 悅讀
1
1942年6月，針對書籍和文件的銷毀工作開始之後，赫爾曼·克魯克開始爭取“紙張小隊”成員的幫助，把書偷出工作場所。
很多人立即表示支持，他們想：“反正我都活不長了，不如做些好事，救下這些資料。”
克魯克對於大家的快速回應感到開心：“大家都在盡力救書。他們不顧性命救出每一張紙，他們是偉大的。每一片紙都可能使他們人頭落地。但是，這些理想主義者們總能巧妙地把書偷走。”
挑出要最終偷走的書不是難事。整個大樓有一堆又一堆的書籍和文件，只要避開史波克特和ERR（注：特遣突擊隊，專門負責文化搜索和掠奪）隊員的監視，把貴重的書籍、手稿藏到一堆書裡，之後再撿起來轉移就可以了。如果德國人不在房間裡，甚至可以在地板上新弄一堆“待偷走”的書。
每一個奴隸勞工都在一時衝動下做出過決定，要帶走什麽書。雖然他們沒有時間深思熟慮，但是有幾條準則是明確的：
1.圖書：分出要偷走的一本，其副本可以被送到德國或造紙廠。“紙張小隊”負責處理幾個圖書館的館藏，因此一書多本很常見。
2.圖書：相比於大的對開本《塔木德》或文集，小本的圖書和冊子更容易藏在衣服裡偷走。大的物件需要分開放在YIVO（注：1925年在維爾納成立的意第緒語研究中心）大樓內，直到可以安排車輛進入聚居區。
3.手稿：對施默克和肖茲克維拯救文學手稿和著名作家信件的工作，給予高度優先權。兩人都是詩人，可以意識到保存文學財產的重要性。信件、詩歌和短篇小說都不是長篇作品，藏到衣服裡相對容易。
4.檔案資料：大問題。每個檔案集太大，不適合貼身偷走，也不能在一個集子成千上萬張紙中挑選出“寶石級”文件。“紙張小隊”安排將大多數檔案資料運到德國。幾個散放的集子被分出來，等待交通工具運輸。
5.藝術品（畫作與雕塑）：利用交通工具偷出。
小組成員相信存放書和文件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聚居區內部，也就是在猶太同胞中間。但是德國人將“走私”物品進入聚居區看作重大犯罪行為。這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他們從工作場所“走私”物品。約翰內斯·波爾與史波克特曾明確指出，這棟樓裡的所有圖書和文件都只有兩個目的地：德國和造紙廠；其二，絕對禁止任何人從任何工作場所，將文件和書籍帶入聚居區。
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後，他們會將文件包裹在身體外面，再在衣服裡面塞上物件。漫長的冬季最適合偷書。小隊的勞工們都穿著厚厚的大衣，衣服也穿了好幾層。他們還做了腰帶和尿布，在裡面裝滿了書和文件。但是在“裝滿”自己之前，他們需要先取回放在YIVO大樓附近小木屋裡的大衣，小木屋裡住著他們的克星——YIVO的前守門人。這個女人有時發現勞工們在大衣裡裝了文件，就向當班的威爾布裡斯告發他們。幸運的是威爾布裡斯從來不把她的話當真，因為這個前守門人是個內心充滿憤恨的女人。眾所周知她喜歡編排別人，他可不想將她的指控轉達給ERR的官員。
小隊離開YIVO前往聚居區時，每個人心裡就會浮現以下問題：今天是誰在大門口檢查？如果猶太聚居區警察和立陶宛人在大門口，一般就沒有問題。他們的檢查不嚴格，搜身特別松懈。警察知道小隊成員帶的只是紙張，不是食物——食物是更嚴重的罪行。有的警察甚至要求成員們下次下班回來給他們帶本有趣的小說。
但如果是德國人在門口站崗，比如安全警察的頭兒馬丁·維斯、猶太人事務副區域長官弗朗茲·穆雷爾或者黨衛軍二級小隊長布魯諾·基特爾，就沒有希望了。德國人會無情地毆打偷運各種東西的居民。穆雷爾常常出現，進行突襲檢查。如果他發現回來的工人在衣服裡藏了麵包或者錢，就會把工人的衣服剝光鞭打，再把他們扔進監獄。如果罪犯被送到猶太聚居區監獄，他們可能還能活命；如果被送到路基施基監獄，那他們的下一站就是波納爾（注：維爾納郊外的大規模屠殺地點）。
“今天誰在門口？”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2
從韋烏爾斯基街18號回去時，奴隸勞工會問其他剛剛離開聚居區、準備上夜班的工人大門口的情況。如果德國人在站崗，小隊成員有幾個選擇：他們可以繞著幾個街區走幾圈，等德國人離開，或者暫時把資料丟給住在距離YIVO不遠的、“凱利斯”勞工街區的猶太人。但是也有幾次小組成員距離大門太近，無法不被察覺就折返，他們就不得不接受德國人的檢查。
施默克的大膽行為總讓人為他捏把汗。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帶了一本巨大的、有破損的《塔木德》。到門口時，他向武裝的德國守衛解釋說：“我們的長官史波克特讓我把這本書帶回聚居區圖書館的裝訂工廠重新裝訂。”蓋世太保認為這個矮個子的男人肯定不敢編造一個如此明顯的、可能讓他丟了性命的謊言，就讓他通過了。
有的時候這些偷書人只是運氣很好。一次，穆雷爾從瑞拉切拉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個銀色的紅酒杯，每個人都以為她完蛋了，但是瑞拉切拉對穆雷爾說她想把這個銀杯作為個人禮物送給他；她還在杯子裡扔了一雙貴重的皮手套送給他的妻子。不用說，猶太人事務副區域長官相信了這個故事，或者說他接受了這次賄賂，讓她安全通過。他那天的心情應該不錯。
作為一個偷書人，肖茲克維有著無限的創造力。他曾經從史波克特那裡弄到一張手寫的批準單，允許他帶幾捆廢紙進入猶太人聚居區，當作爐子的燃料。他在門口將文件給守衛看。他帶進去的“廢紙”中有托爾斯泰、高爾基、肖洛姆·阿萊漢姆、拜力克的信件和手稿，夏加爾的畫，還有維爾納加恩的一份獨特的手稿。還有一次，他成功地利用友人的關係，把馬克·安托柯裡斯基、伊利亞·金斯伯格的雕塑，以及伊裡亞·列賓和艾薩克·列維坦的畫，全藏在交通工具下偷走。
並非所有的故事都是圓滿的結局。有幾次，警察收到命令要“加緊”調查，施默克和一些隊員就在大門口被毆打。毆打他們的有德國人，也有猶太聚居區警察。但是沒有人被送到波納爾。他們是幸運的。
瑞拉切拉·克林斯基記得，雖然偷書需要冒風險，但是“紙張小隊”的每一個成員都參與了進來。許多“技術小隊”的運輸工人也製作箱子和紙盒將書籍打包運走。一個技工的工具箱裡有暗層，他就將書、文件藏在錘子、扳手和鉗子下面的暗層裡。
澤裡克·卡爾曼諾維奇改變了看法，也開始加入大家的行動。他知道即使有30%的定額圖書會被運到德國，但是如果不偷，很多珍貴的物品都會被毀掉。他將小組的行動看成是一篇精神的樂章，是小組成員們的道德反抗，他像一位虔誠的拉比一樣祝福偷書人們：“工人們盡力拯救所有東西，不願它們遭受被遺忘的命運。願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的行為受到祝福，願他們被神明的力量保護。願上帝……憐憫我們拯救的剩下的書，讓我們可以在和平時代再見這些被埋藏的信件。”
3
施默克後來回憶：“猶太聚居區中的居民都把我們當作瘋子。他們都在衣服和靴子裡藏食物帶進聚居區，我們卻在偷書籍、紙張，偶爾還有手抄的《妥拉》或門柱聖卷。”“紙張小隊”的有些成員確實遇到這樣的困惑：到底是偷書，還是為了家人“走私”食物？還有居民批評“紙張小隊”在這個生存都困難的時候，還忙著關心紙張的命運。但是卡爾曼諾維奇堅定地認為書是無法替代的，“樹上可長不出書來”。
一旦資料通過了大門，它們就需要被藏到相對穩妥的地方。最簡單的安排就是把它們交給克魯克，他會把罕見的書籍放到藏書地，非罕見圖書放到猶太聚居區圖書館。
克魯克自己保留著一個文化寶藏的卡片目錄，在上面記錄物品的來源。在ERR工地上“偷”的東西，被列為“來自機構”。如果寫“來自ERR”，那麽如果有一天庫存卡片落到德國人手中，可能會成為偷書的罪證。
但沒有人可以保證聚居區圖書館，還有克魯克的藏書地會被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如果德國人突然搜查大樓並且收押所有庫存該怎麽辦？將寶藏分放在多處是比較明智的做法。據肖茲克維回憶，一共有十個藏寶地點，他記得的地址有七處：德意志路29號（在他和施默克、丹尼爾·費恩施坦住的樓裡），斯特拉舜街6號（聚居區圖書館），斯圖拉舜街l號、8號和15號，楊斯卡街西南地區，以及沙沃爾街6號。
從德國人手中救下的兩件最珍貴的東西是現代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的日記，還有維爾納加恩的祈禱室的記錄本。肖茲克維早就發現了它們，並將它們偷進聚居區，分別藏在兩個地方。
除了把書藏起來，還有其他的辦法。施默克和肖茲克維將很多書籍、資料交給在午飯時來拜訪的波蘭和立陶宛友人。威爾諾大學的圖書管理員歐娜·施邁特撿起了一捆I.L.佩雷茨的手稿，並安排同事將手稿藏在大學圖書館中。立陶宛詩人卡基斯·博如塔在立陶宛科學院的文學機構藏了好幾包資料。肖茲克維把珍貴的資料交給與波蘭地下黨有聯繫的維多利亞·格米萊夫斯卡。當肖茲克維把18世紀波蘭自由戰士塔德烏斯·科希秋什科曾經簽署的一份文件交給她時，她跪了下來，親吻著文件上的名字。她後來在報告中說，這份文件到了當地的波蘭抵抗團體中時，團體中成員的反應就像是火花跳進了火藥中——炸了！
4
往返造紙廠的運輸逐漸頻繁起來，顯然易見，“紙張小隊”確實贏得了小型的戰役，但是輸掉了整場戰爭。只有一小部分寶藏被救了下來。1943年春天，肖茲克維想出了一個新的對策。他要在YIVO大樓內部建立一個藏書地。這個新藏書地點出現後，可能會省去偷書的風險。
在檢查了大樓的結構後，肖茲克維在閣樓的柱子和大梁下面發現了很大的洞。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分散波蘭守衛威爾布裡斯的注意力，這樣肖茲克維和其他人就可以在午飯時間將資料迅速搬上閣樓。成員們很幸運，威爾布裡斯對於戰爭打斷了他的正式教育感到很可惜，他興奮地接受了工作組兩個成員，費恩施坦博士和戈登教他數學、拉丁語和德語的提議。當學生和老師全神貫注地學習時，“紙張小隊”的其他成員就將資料轉移到閣樓上。
故事說到這裡，讓我們暫停一下，來思考一個基本問題：為什麽？為什麽這些男男女女願意冒著生命危險拯救這些圖書和文件？要回答這個問題很難，但是為做一件事，不惜用生命犯險，除那個高於生命價值的信仰之外，概無其他理由。這個信仰就是：文學與文化具有終極價值，這種價值超越了任何個體或團體的生命價值。死神就在不遠處，他們選擇將余下的生命，貢獻給有意義的事情。對於施默克來說，書籍在他少年時使他擺脫罪惡與絕望，現在是他回報的時候了。亞布拉罕·肖茲克維懷有一個神秘的信仰，他相信詩歌是使萬物擁有活力的力量。只要他一直忠於詩歌，寫詩、讀詩、拯救詩，他就不會死去。
這些偷書人都相信戰後一定會有猶太人需要這些文化寶藏。會有人活下來，並且追回這些寶藏，然後重建猶太文化。但在維爾納猶太聚居區最黑暗的時候，誰都不清楚光明何時會來臨。
維爾納驕傲的猶太市民們、“紙張小隊”的成員們，他們相信團體存在的意義就在圖書與文件中。如果斯特拉舜圖書館的書籍、YIVO裡的文件還有昂斯基博物館的手稿被拯救了，那麽即使猶太人滅絕了，“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也會長存。卡爾曼諾維奇說：“也許戰後還會有猶太人，但可能沒有人可以再用猶太語言寫書了。”
肖茲克維用一首名叫《麥粒》的詩表明他在“紙張小隊”中工作的信念。詩寫於1943年3月。他寫自己奔跑在聚居區街頭，“猶太文字”在他臂膀中，像撫摸孩子一樣，他撫摸著文字。羊皮紙向他哭訴：“把我們藏進你的迷宮！”把資料埋在地下時，絕望灌滿他的身體。但他被一個古老的寓言安慰：埃及法老為自己建造了一座金字塔，並命令他的仆人在棺材中放上麥粒。九千年過去了，棺材被打開，麥粒被發現、播種，最終長成一片美麗的麥田。有一天，肖茲克維寫道，他在維爾納聚居區的土壤中種下（而非埋葬）的麥粒，也會發芽結果。
也許這些文字會等待，
並且重見隱現的光芒——
在注定的時間
出乎意料地盛開？
就如同那史前的麥粒
長成了麥子——
這些文字將會滋養
這些文字將會擁抱
它永恆之路上遇見的人。
5
不久，小隊成員得到消息，YIVO的戰前主管馬克思·溫瑞克在美國生活得很好。這給了“紙張小隊”力量和鼓舞。1940年溫瑞克在紐約定居，並且將YIVO的紐約分支轉變成總部。克魯克和卡爾曼諾維奇聽到YIVO在美國重生的消息時喜不自禁。諷刺的是，這個消息來自波爾。
波爾經常閱讀《意第緒先鋒日報》，還會剪下展現了猶太人道德墮落和仇恨的文章。（他認為任何對迫害猶太人的公開譴責都是反德國的“仇恨”實證。）在細讀《先鋒報》中的一則消息時，他看到一篇文章介紹1943年1月8日至10日YIVO在紐約召開會議。讀完消息後，他把報紙給卡爾曼諾維奇看。這篇文章報導了卡爾曼諾維奇戰前的幾位朋友和同事的講座，他們都是從華沙和維爾納逃走的難民學者。消息還提到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即正式將YIVO總部轉移到紐約。快樂在卡爾曼諾維奇的心中蔓延，他衝進聚居區圖書館，與克魯克分享這個消息。兩個人相擁，喜悅的淚水流下臉龐。克魯克在他的日記中說：
如果你從沒到過維爾納聚居區，沒有經歷過我們所經歷的事情，沒有見過這裡的YIVO現在的樣子，你就不會明白，獲悉美國YIVO的消息對於我們來說的意義。尤其是得知他們所有人還活著，在美國，並且在重建猶太學術研究的主體……
卡爾曼諾維奇和我彼此祝福對方能夠活著，直到我們可以告訴這個世界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尤其是YIVO的這一部分。雖然命運待我們如此殘酷，讓我們承受如此悲慘的聚居區生活，但是我們在得知猶太文化與意第緒文化還活著，並且繼承了我們共同的理想時，我們心中充滿了喜悅和滿足。
“紙張小隊”的成員們現在確定“立陶宛的耶路撒冷”沒有被完全摧毀，它幸存的部分在紐約繼續生長。有一天，紐約的學者們將繼承幸存的書籍與文件。這個想法是照進黑暗中的一抹亮光。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