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曠日持久的關於卡夫卡遺稿花落誰家的所有權爭端，自1968年遺稿保管人馬克思·布羅德逝世後便在德國與以色列檔案館之間掀起軒然大波，爭論至今已不僅關乎法律上的歸屬問題，更牽涉到國籍、文學、宗教，甚至是猶太屠殺的人性拷問。
近日，瑞士蘇黎世一家法院宣布，儲存遺稿的保險箱可以被打開並運往以色列圖書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遺稿之爭終於塵埃落定。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蕭軼 實習記者鄭芩
尊重文學還是遵從友情
“親愛的馬克思，也許這次我再也好不起來了……一切現存的東西，無一例外地都要燒掉，我請求你盡快這樣做。”1924年，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先驅弗朗茲·卡夫卡（Franz Kafka）死於肺結核。在位於布拉格的公寓裡，他留下了這張字條給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門徒、代理人兼遺囑執行者馬克思·布羅德（Max Brod）。
1940年前後，卡夫卡的朋友兼遺囑執行人馬克思·布羅德(Max Brod)。照片:Imagno /蓋蒂圖片社
自從卡夫卡與布羅德兩人在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法學院第一次相識後，布羅德就把卡夫卡視為自己人生的偉大使命。那時的卡夫卡，雖有滿腔的寫作熱情，但卻經歷著絕望，“我一句願意承認的句子也沒有寫出來，眼看著這些句子在我手中逐字瓦解……我必須快點停下來。”
儘管如此，被公認為文學天才的布羅德，依然發現了卡夫卡驚人的寫作天賦。如果沒有布羅德的鼎力支持，卡夫卡的作品很可能在萌芽時期早已夭折。布羅德承認，“有時候，我就像一根棍子似的站在他的身邊，換著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強迫他。”面對朋友的“欺負”，卡夫卡難免頗有微詞，但這並沒有阻擋布羅德的步伐。因為，他了解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它們的閃光之處，也相信它們總有一天會成為“卡夫卡式”的永恆存在。
1883年，弗朗茲·卡夫卡出生於猶太商人家庭。他的小說裡充斥著自己矛盾的心態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一方面，他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被印刷而應該直接燒掉”；另一方面，卡夫卡又堅信自己的生活，除了寫作再也沒有其他目標：“我這個人就是由文學構成的，其他的什麽都不是。”
正是這種無力感，使得卡夫卡在二十世紀文壇中獨樹一幟。《變形記》裡格裡高爾·薩姆沙一覺醒來變成了甲蟲；《審判》裡約瑟夫· K睡醒無端被捕，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英裔美國詩人威斯坦·休·奧登曾評價道：“在荒誕、異化的二十世紀，卡夫卡的地位就如同但丁和莎士比亞在文藝複興時期一樣重要，因為他們都抓住了時代的精髓。”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並不多，但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卻極其深遠。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超現實主義余黨視之為同仁，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荒誕派以之為先驅，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黑色幽默”奉之為典範。
弗朗茲·卡夫卡。來源：歷史與藝術收藏/Alamy庫存照片
正是由於堅信好友的文字具有深遠價值，最終布羅德選擇了忠於文本而不是作家。他沒有聽從好友的祈求燒毀所有文件，而是將所有筆電、未完成的手稿以及信件原封不動地保存著，並窮盡餘生來編輯、出版這些珍寶。為了推銷卡夫卡的作品，他甚至專門寫了一本小說。“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對這位朋友的幫助，哪怕這樣違背了他的意願。”布羅德坦言道。
與卡夫卡的小說《審判》具有相似諷刺意味的是，布羅德的一個決定在此後卻成為點燃一場法律之戰的導火索，牽扯到兩個女人、兩個國家、兩種文明。
卡夫卡遺稿的傳奇之爭
去年，耶路撒冷范裡爾研究所研究員本傑明·巴林特（Benjamin Balint）將這一訴訟過程，寫進了《卡夫卡的最後審判》（Kafka’s Last Trial）一書。這是一部傑出的文學天才傳記，不僅詳盡描述了這場持續半個世紀的庭審傳奇，更梳理了卡夫卡與周圍其他人物的關係。在對一百多年來德國與以色列歷史的追溯中，巴林特試圖還原這位20世紀神秘的作家最原初的文化身份。
1917年，弗朗茲·卡夫卡和他的未婚妻費利西·鮑爾在一起。攝影:蒙達多利作品集/蓋蒂圖片社
1939年，在納粹德國佔領布拉格的當晚，布羅德帶著裝滿卡夫卡遺稿的破舊手提箱逃離捷克斯洛伐克。長期以來，布羅德一直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因此他逃到了巴勒斯坦特拉維夫定居。和許多流離失所的猶太難民一樣，布羅德在巴勒斯坦定居之初就遭遇了巨大的阻礙。更沉重的打擊是，當地文壇只看重希伯來語的創作，正如巴林特在書中所述：“卡夫卡的小說在以色列本土的地位，從未達到過它們在歐洲和美洲的高度。”
戰後，布羅德一直致力於編輯包括《審判》在內的卡夫卡手稿。在1968年去世前，他將所有的文件包括卡夫卡與菲麗西·鮑爾（卡夫卡的一生摯愛）之間一遝未發表的信件都交給了自己的秘書埃斯特·霍夫（Esther Hoffe），但卻並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處置指示。
作者：本傑明·巴林特
版本：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2018年9月
以色列檔案館得知該消息後，提出可以將遺稿交由圖書館下屬的檔案館保存，但被埃斯特·霍夫拒絕了。霍夫選擇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賣掉了她稱為“珍貴財產”的部分文件，同時位於德國馬爾巴赫的文學檔案館花了100萬英鎊買下了《審判》的手稿。在布羅德去世後的四十餘年時間裡，埃斯特·霍夫一直試圖將手稿高價轉賣至國外，但受到以色列政府的嚴密監督，多次走私均被警察阻止。據德國和瑞士媒體報導，以色列方認為卡夫卡的遺稿是“國家文化遺產”，而埃斯特對卡夫卡的遺產保管不善，並且《審判》的手稿也應被追回。
2007年，霍夫去世之前將遺稿再次贈送給自己的兩個女兒露絲·韋斯勒和伊娃·霍夫，她們都是大屠殺的幸存者。一年後，埃斯特·霍夫以101歲高齡去世，以色列開始對其兩位女兒發起訴訟。霍夫本已與德國馬爾巴赫的文學檔案館達成協議，要將卡夫卡遺稿打包賣給後者。
於是，霍夫兩位女兒以及德國馬爾巴赫文學檔案館為一方，以色列政府為一方，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以色列引證布羅德遺囑中的原話作為證據：“第一段所列舉的手稿、書信、文獻以及其他文件，都應該交付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圖書館或者特拉維夫國家圖書館，或者國內國外的其他公共機構加以保管。”而霍夫兩位女兒認為，她們母親所獲取的遺稿並非遺產，而是饋贈。
2007年，霍夫的女兒之一伊娃·霍夫，首次出庭為自己辯護，但2012年的判決不利於她，2015年的上訴也以失敗告終。2016年，以色列政府從垂垂老矣的伊娃·霍夫手中奪回了手稿，並贈予以色列圖書館。2018年，露絲和伊娃相繼去世後，露絲·韋斯勒的女兒繼續為剩下的藏品奮鬥。
在巴林特的書中，這樁案件已經遠不止涉及遵從遺囑和法律條文，它更向世人提出嚴峻的問題，關涉到國籍、宗教甚至人性。卡夫卡的三個妹妹，都在慘絕人寰的猶太大屠殺中喪生。由於英年早逝，卡夫卡“有幸”躲過了這場浩劫。
在這場歸屬爭論中，德國學者堅稱卡夫卡手稿的所有權應歸德國，並交由德國人進行深入研究，而不是被荒廢在耶路撒冷不為人知的角落裡積滿灰塵。但這一觀點在社會掀起了爭議，許多人認為卡夫卡沒有理由將自己的遺產留在殺戮自己家人的敵國。
巴林特在書中也引用一位以色列學者的觀點：“德國人從來不懂得愛護與珍惜，他們連卡夫卡三個妹妹的命運都無法守護。”但同時，巴林特也強調，十幾年來以色列這個國家並沒有興趣保護這些文件，甚至在埃斯特剛開始拍賣這些手稿時，也依然無動於衷。如果手稿歸屬於馬爾巴赫的德國文學檔案館，與其他的德國文學安放在一起，這勢必導致德國文學界的震蕩。因為，這一舉措無形中默許了卡夫卡在德國作家中的地位。然而，卡夫卡雖然是布拉格人，生於斯長於斯，但卻從未擁有過德國國籍。
弗朗茲·卡夫卡的希伯來語詞匯筆電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國家圖書館。攝影:塞巴斯蒂安·史肯/美聯社
另一方面，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則堅持，卡夫卡的作品是猶太人民寶貴遺產的重要部分，手稿應屬於以色列。若將遺稿的歸屬方定為以色列，則意味著肯定了卡夫卡的猶太身份，但卡夫卡究竟能否歸為猶太作家呢？這一問題背後所牽涉的內容更加複雜。
從卡夫卡的生平經歷來看，毋庸置疑，他具有猶太人的民族特性。他從小出生於一個猶太家庭，且長期居住在猶太群體中。他的一生雖與猶太教接觸不多，但卻表現出對猶太文明的濃厚興趣。巴林特發現，卡夫卡生前曾寫了100多頁日記，記錄意第緒語（這一稱呼可以用來指代“猶太人”）玩家和他們的遊戲，卡夫卡對它們的真實性和“活力”（Urwuchsigkeit）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對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習語本身也頗有好感。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裡，卡夫卡曾夢想移居到巴勒斯坦，卡巴拉學者格奧爾格·蘭格（Georg Langer）證明：“卡夫卡一直堅稱自己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但在晚年，他非常勤奮地學習了我們的語言。”（卡夫卡的希伯來語學習筆記，也在伊娃·霍夫的遺產當中）。
弗朗茲·卡夫卡。照片: 雷克斯/埃弗雷特收藏/中央情報局檔案館
但若是對卡夫卡生平並不了解的讀者而言，實際上並不能直接從他的作品中讀出他的“猶太味”。“我和猶太人有什麽共同之處？”卡夫卡曾在日記中捫心自問，並以典型的陰鬱幽默補充道，“我和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卡夫卡從未主動提起過“猶太”一詞，他筆下的人物也很難界定是否具有猶太的身份背景。但許多猶太學者，例如瓦爾特·本傑明和哈羅德·布魯姆，仍然堅信卡夫卡的作品脫胎於猶太民族性。
然而，事實證明，卡夫卡一代的猶太人，已然脫離了使用意第緒語的年代，但他們又無法接受輕蔑和敵視猶太人的德國文化，因此正如卡夫卡在給布羅德的信件中提到的，德國的猶太作家“後腳被先輩們的信仰和傳統死死拽住，前腳不斷摸索，但從來沒找到新的落腳點”。對於卡夫卡而言，巴勒斯坦更像是一片不可思議的土地，而不是一片許諾之地。瑞士評論家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觀點一針見血：“面對猶太教，卡夫卡是一個流亡者，儘管他不斷地詢問自己離開的土地的消息。”
在這種情況下，誰是正確的，或者什麽才是正確的決定？恐怕難以妄下定論。事實上，貫穿本傑明·巴林特對卡夫卡遺稿的迷人而又嚴謹的論述主題之一，就是卡夫卡與以色列（如果可以這麽說的話），或者說與巴勒斯坦（在他那個時代仍然如此）之間極其模糊的關係。正如劇作家貝爾托特·布萊特希（Bertolt Brecht）所言，卡夫卡的作品提出了一個預言，描述了“未來的集中營的樣子，將來法律任人拉扯的命運……以及許多個體癱瘓的、無能的、被煽動的、垂死掙扎的命運。”
失落遺稿，終回以色列
埃斯特·霍夫去世後，卡夫卡的遺稿存於特拉維夫以色列銀行的六個保險箱和瑞士蘇黎世銀行的四個保險箱。並且，以色列法院不允許露絲和愛娃繼承上述遺產。
在歷經錯綜複雜、有時甚至痛苦不堪的卡夫卡式的八年訴訟之後，梅爾·海勒（Meir Heller）代表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出庭，“就像許多為西方文明做出過特殊貢獻的猶太人一樣，我們認為卡夫卡的遺產以及手稿應該放在猶太國家”。另一利益牽涉方，是位於馬爾巴赫的德國文學檔案館。在烏爾裡希·勞爾夫（Ulrich Raulff）的指導下，德方堅持“希望將卡夫卡的手稿，添加到超過1400名作家的遺產中……保存在恆定的18℃-19℃（約66℉）、相對濕度50%-55%的儲存設施中。”
上周，蘇黎世一家地方法院維持了以色列對此案的判決，裁定可以打開瑞士的幾個保險箱，把裡面的東西運往以色列國家圖書館。瑞士的裁決，將完成對卡夫卡幾乎所有已知作品的收購。對此，露絲和愛娃的律師傑莎亞·埃特加（Jeshayah Etgar）表示，他的客戶合法繼承了這些作品，並稱政府沒收她們財產是“可恥的”和“一級搶劫罪”。
以色列國家圖書館聲稱，卡夫卡的遺稿屬於猶太人的文化資產，“我們歡迎瑞士法院的判決，它與以色列法院此前做出的所有判決一致”；非營利性非政府機構圖書館的主席戴維布隆伯格（David Blumberg）表示，“瑞士法院的判決，完成了以色列國家圖書館接受馬克思·布羅德保存的卡夫卡全部文學遺產的準備工作。這些遺產將得到妥善處理，並將向以色列和世界上更廣泛的公眾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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