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以色列都要勾搭伍迪·艾倫幾次——勾搭這個美國導演加入以色列國籍，給猶太人的國家增強文化實力。他太有名了，又太具有猶太人的特性：腦洞無邊，言辭曼妙，渾身散發著猶太人的悖論智慧，才華橫溢而又勤奮多產。這種特點使得他雖然大器早成，每天被街談巷議無數次，其本人的真實生平卻長期蒙在一團迷霧裡，因為他親口說出的東西，總是讓人覺得高明，卻虛實莫辨。埃裡克·拉克斯（Eric Lax，簡稱“EL”）是伍迪的老夥伴了，1991年他就出版了一部伍迪的權威傳記，他打造了一個非常完美的伍迪形象，到那時為止，伍迪的一生中似乎沒做過一件錯事。對這本書，伍迪的回應是：我很喜歡，但還不夠最喜歡。
EL並沒有刻意溢美。現在，讀《伍迪·艾倫談話錄》——EL與伍迪·艾倫（書中簡稱“WA”）持續36年的各種對話的結晶——就可知道，為何像伍迪這樣的人是最難抓出毛病的。他的語言藝術裡沒有圓滑，也不八面玲瓏，充斥著外交辭令；他的話語既發自內心，又有分寸感，反映出他對生活的本質、對自己的位置，都有著無比清醒的認識。比如說，伍迪很謙卑，但這種謙卑從不給人以刻意壓矮自己的感覺，或者“哪裡哪裡”地打客套，他的謙卑體現為一種性情化的隨意。
一次，EL問他為什麽這麽喜歡長主鏡頭，伍迪毫不遲疑地說“因為我懶”；當EL再次試圖將話題引向長鏡頭的妙處（“看一個長長的主鏡頭會產生一種奇妙的感覺，仿佛自己就在那間房裡，親眼看著事態的發展”）時，伍迪再次重申，這樣拍是因為他習慣這麽拍了：“《子彈橫飛百老匯》上映後，許多人跑來告訴：‘我非常喜歡你拍的這些長主鏡頭。’我回答說：‘我已經這樣拍了十年、十五年的電影了。’”
我都拍了這麽多年了，你們怎麽現在才發現呢？這是很中肯的回答（儘管也難免被看作“裝逼”），從故弄玄虛和自我貶低這兩個陷阱之間靈巧地穿過。對拍電影這件事，伍迪說，他僅僅視其為一個職業，並沒有雄心要去創作偉大的藝術。當對談涉入每一個專業或不那麽專業的細節，大導演的神秘色彩一掃而空，創作的過程被還原為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包括寫本子這種最基本、最枯燥、最冷板凳的事。有時候，他會為了讓頭腦清醒下而去洗淋浴，哪怕身上根本不髒。
伍迪也不喜歡提前安排好所有事——這是又一個讓人感到親切的地方。合作時間最長的攝影師卡羅·迪帕瑪，和他一樣每次都不做準備，兩人一早來到片場，互相的對話是“你知道這是哪場戲嗎？”“不知道，你知道嗎？”這樣的。伍迪的眼神慵懶而遊離，好像從沒百分之百地振作過，再看看希區柯克，希爺以事先打點好一切拍攝事務著稱，一張臃腫的、懶洋洋的面容下，似乎永遠潛伏著一記突如其來的怒瞪，令人不寒而栗。
伍迪的慵懶裡絕無惰性。在需要精益求精的地方——做好任何一件事都必須對付的重複——伍迪不輸給任何同行。重拍一個鏡頭達幾十次上百次，對他來說同樣是家常便飯。只是做就是了，沒什麽可抱怨的。在《談話錄》中，BL的問題多有重複，但伍迪總是有求必應地回答他，又讓人對他平添好感。
那雙總是萌萌的弱弱的眼神，並不能讓伍迪遠離成年人容易遇上的麻煩。因為三個孩子的撫養權問題，伍迪跟前妻米婭·法羅打了一段漫長的官司。埃裡克·拉克斯寫了一句：“伍迪具有一種將生活分區的能力”，到了2012年羅伯特·B.維德的傳記片《伍迪·艾倫》上映時，片中伍迪的朋友和同事們在說到伍迪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他的“分區”能力，就像一個分成CDEF的硬碟一樣，伍迪每個區裡的事務能互不干擾。2014年，當他又被控性騷擾，私生活和公眾形象都一片混亂之際（為了對付官司他前後花了七百萬律師費），片場的工作仍然絲毫不受影響，以至於朋友們都覺得伍迪的大腦出了些什麽問題：心也太寬了點。
伍迪告訴EL，好多年前《曼哈頓》在紐約上映時，他沒有去參加在齊格飛戲院的首映式，也沒有參加隨後在惠特尼辦的酒會，而是徑直飛去了巴黎：“於是人們想，他不在乎，或者他很冷淡，要麽就是傲慢自大。”聰明人就是如此：預料到行為的不利後果，但仍然跟著內心的方向去做。事實上，人們生伍迪的氣，正是因為他們無法指責他，無法指責這個看淡自己的工作成果的人，他們互相吐著牢騷：“這人太怪了！”“他跟我們都不一樣！”
伍迪微微一笑：世人，我早就看透了你們。接著又用最平實的語言給自己解釋：“並不是這樣的。這不是傲慢自大。這更像是興味索然。像這樣的事情一點都不讓我激動，它不表示任何意思。”
這種話同樣是很猶太的，蘊通透於散漫的人。他那副天生的無辜相為喜劇而生，而喜劇又放大展示了他那副猶太人的心態，那就是，從不對結果抱有過高的期待，從不想著一場演出或者放映之後自己能上台去接受鮮花和掌聲。喜劇本質上是消解性的，高明的幽默在於嚴肅地讓嚴肅的東西落空，因此喜劇的創造者必須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淡漠，甚至消極、憂鬱（想想羅賓·威廉姆斯的眼神和他選擇的命運）；喜劇導演再怎麽鍾愛自己的某個作品，他——如果他是一個真正骨子裡浸透了喜劇精神的人的話——也會用一種消解性的態度去看待它，將它看作區區一次工作的完結。
1986年，一位訪問者曾問伍迪“哪一部作品讓你感覺遺憾”，他回答說：“我徹徹底底、始終如一地遺憾著。”這話一點都不幽默，隨便哪個聰明的成功人士，高曉松、薑文這一路的，你問他“你哪部作品最失敗”，他大概甩一句“我一直很失敗”打發你了。但是，伍迪·艾倫說這話卻不一樣，猶太人能聽出熟悉的味道：一種弗洛伊德的味道，憂鬱，糾結，外在地反映在一派慵懶的世故之中。憂鬱的心境緩衝了人與生活的碰撞，悄然給自己減壓。在《談話錄》中，兩人曾說到英格瑪·伯格曼的傑作《第七封印》和《呼喊與細雨》，伍迪便現出一副低迷之態：“我看了他的電影，就想著我在做些什麽（此處有歎息），我不是說我的作品很墮落，或者侮辱智商，只是它們沒達到我想要的高度。”
憂鬱的謙卑其實成了他的一層保護膜，經常表現得憂鬱謙卑的人，卻能避開所有犯錯誤的可能。一個總為自己寫不出《第七封印》或《公民凱恩》而懊惱的創作者，是不會因此而遭人討厭的，而他還能在自然的低調中蓄積智慧。與平和的自我認知相輔的，是伍迪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創作不受干擾，靈活，不需要因為投入太大而受到掣肘。正如他說自己總在遺憾一樣，他也坦言自己一直是自由的，“我工作很隨意。我很懶。電影不是我第一考慮的事”。
拉克斯是老朋友，有時尚且被他晃得腳跟不穩，修為不夠的記者，便更無法從伍迪這裡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對大導演的回答，一般人總是有所期待的，而伍迪用讓期待落空的方式來迫使你修正你的期待。即使同行高手，也難免會因為提錯問題而挨他一嗆。1986年，戈達爾問他怎麽能做出這麽多作品，伍迪隨口就說：“我弄好了一個片子，又有了個新主意，就再弄下一個。”這讓我想起了“要把大象裝冰箱，必須分三步：第一把冰箱門拉開，第二把大象放進去，第三把冰箱門關上。”——多麽無厘頭的笑話，可其實，也有智慧的火花。
本文授權轉載自公號“大家”（ipress）
▼
《伍迪·艾倫談話錄》
【美】 埃裡克·拉克斯 | 著
付裕 紀宇 | 譯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