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涼山裡的“一塊螢幕”：縣城中學逆境突圍？

文|新京報記者 付子洋

編輯 | 滑璿 校對|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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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在四川教育界，甘孜、阿壩、涼山三州是著名的教育落後地區。2013年高考，我所在的班級，是全州下轄17個縣市裡成績最好的文科班，最終也只有十多個人上了一本線。

2018年12月，《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文章《這塊螢幕可能改變命運》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我忽然想起了高中教室對面，那個總是拉著窗簾上課的網絡直播班。

那是比我們低一年級的文科重點班。每堂課上，講台中央的投影螢幕，同步直播著成都七中的課堂實況和教學PPT。為了投影效果更好，他們班總要關上燈，拉上窗簾。

當時常聽網班的學妹說，成都七中的試題太難，熬更守夜都寫不完。因為沒空洗頭，她的瀏海總是油得一根一根的。

在涼山州冕寧中學2019級高三直播班班主任王學語看來，從2002年涼山州探索直播教育開始，17年來，直播課已經成為一些縣城學校的金字招牌，但它並不是解決貧困地區所有教育問題的“萬能藥”。

“對於偏遠山區的孩子，直播螢幕是一座溝通優質教育資源的橋梁。”王學語說，“但直播只是一項技術，一塊螢幕背後，最重要的是人。”

故鄉裡的中國：大涼山裡的“一塊螢幕” 怎樣改變命運。新京報“我們影片”出品

一塊螢幕的兩端

這個春節，我從州府西昌出發，分別乘車幾小時去往冕寧縣和鹽源縣，探尋那裡的直播教育。冬日裡的大涼山，豔陽高照，一路上彎道盤根錯節，山風呼嘯，路上時有暗冰，地裡的苞谷稈子已是枯黃一片。

大涼山中的冕寧中學，是成都七中第一批5所網校中的其中一所，2002年，因為得到“四川省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十年行動計劃”的支持，開始嘗試免費的直播教育。

從最初到成都開會討論直播事宜起，要不要上直播課的爭議，便一直存在。許多從前在講台上激情洋溢的老師，忽然覺得自己成了配角，難免心生抵觸。

“最終說服大家接受直播的理由是穩定生源。當時我們的學生老往西昌跑，好生源很難留住。”王學語說，他是最早一批帶直播班的老師之一，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頭幾年的實驗，確實看出了直播教學的好處。王學語記得，當時的冕寧中學從高一新生中選出兩個傑出人士班，一個直播班，一個對比班，生源水準持平。一兩屆後，直播班的傑出人士生們開始嶄露頭角，並逐漸形成碾壓性的優勢。

王學語說，2007級直播班，學生幾乎佔滿了年級前十名，高考時還出了西昌市第七、八、十五名。而另外的對比班，沒人進入西昌市的前二十。

那一年，冕寧中學有幾個學生考入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四川大學等名校，但他們入學時的中考成績並不拔尖，西昌的中學，甚至沒打電話來“挖”過。也是從那一年開始，學校對直播班有了很大的信心，質疑的聲音消減下去。

2008年，同在大涼山深處的鹽源中學也開始了直播教學。副校長林新明說，初衷同樣是穩定生源。

如今已在浙江大學讀大二的王立，於2014年進入鹽源中學直播班，那時她的中考成績，在縣裡排到六七名。

進入直播班後，王立和同學們不僅要上成都七中的課，還要用成都七中的習題和考卷。第一次考試，16歲的王立就感受到了與直播螢幕另一端的差距——數學16分，“我考了和我年齡一樣的分數”。此外，王立的其他理科成績也只有三四十分。

高一時，他們開始做高三的英語閱讀題。每次做題，王立要翻著詞典把所有單詞查一遍，一對答案，選擇題還是全錯。

螢幕兩端的老師同樣存在差距。冕寧中學2013級直播班畢業生王綃（化名），如今在成都的電子科技大學念研究生。中學時，她最喜歡成都七中的一名數學老師，那是一位清華大學數學系碩士。他在課上提到的一些前沿理論，王綃在冕寧中學的老師都沒聽說過。

王綃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位男神數學老師在畫圖時，“非常自然地”寫下了很多數學概念的英文單詞。“螢幕那頭七中的學生‘哇’的一聲，我們這邊也非常驚喜，跟著‘哇’，覺得太厲害了！”

更大的差距來自對高考動向的把握。我讀高中時，還是四川省高考自主命題的時代，有任課老師從成都回到涼山，說一些高考不再考的內容，他們都不知道，還在讓學生一遍一遍地練習，可“外面的老師”都知道。

西昌市一名考上北大的學生說，高三時，她做過成都七中的模擬題。與涼山州的高考模擬試卷相比，那份試題“更接近高考風格”。

從擴張到“下網”

鹽源中學的第一屆直播班，就出了幾個考上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名校的學生，23人上了一本。而之前的很多年，這個數字都只有10個左右。到了2014年，得益於針對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高考三大專項計劃”，鹽源中學的一本上線人數升到了38人；2018年升到了78人。

副校長林新明說，有一年春節，那個考上北師大的學生到西昌探親，告訴親友自己是鹽源中學畢業的，別人聽了直搖頭，“說不可能，鹽源中學怎麽出得了北師大的學生？”

由於直播班的成績好，越來越多的孩子想要擠進去，涼山各地的高中直播班也越來越多。比如在鹽源中學，高一新生的前200名都有機會進入直播班，但林新明說，真正能夠適應直播教學的大概只有前60名。

在王學語看來，成都七中教學容量大，特別重視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那些基礎好、能力強的學生，在直播教學中受益匪淺；反之，則很難達到理想效果。

高一剛開學時，許多學生覺得看直播螢幕上課很新奇，“像看電影一樣”。但這些“電影”沒有美麗精致的畫面、引人入勝的情節，枯燥得讓人昏昏欲睡。尤其到了夏天，教室裡拉著窗簾，光線黯淡，空氣悶熱，沒多久學生們便倒成一片。老師時常要拿著教鞭在教室裡巡視，遇見打瞌睡的學生便提醒一下。

下課後，直播班的孩子也要付出更多努力。王立說，上高中後，她每天都要把當天遇到的數學題研究透徹、把英文單詞查清，再預習好明天的功課。高中三年，她每天都在凌晨後才睡。

重壓之下，學生們的情緒很容易波動。王學語說，高一時的班會課常會變成訴苦大會，“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都哭過”。還有一名學生壓力太大要退班，王學語特意打通了成都七中老師的電話，請他幫忙鼓勵學生。

冕寧中學的老師梁青成（化名）帶過一個直播班，高三畢業時“蒸發”了20人。除了分科時轉去文科的幾人，剩下的人都因為無法適應網班教學，中途退出。

直播班的老師們也要適應新的教學方式。用王學語的話說，遠程直播教學就像一條學習的高速路，學生是乘客，遠端老師才是駕駛員。

比如，有的老師會讓學生一邊聽課一邊記筆記，下課後把筆電收上去一一檢查，英語連草稿紙都要收；有的老師會將直播改成錄播，遇到重點或學生聽不懂時就及時暫停，深入講解。

近幾年來，涼山州各中學的直播班中已有不少關閉了直播螢幕，隻用成都七中的資料做題。

一位今年帶高三直播班的老師說，一次模擬考試後，學生們的物理成績一塌糊塗，全班62人中40人要求“下網”。學生說，“老師，你還不下網哈，再跟直播就跟‘死’了。”

“我想考600分，現在我的願望實現了”

設立直播班的初衷是穩定生源，但很多老師也受到了影響。林新明介紹，2008年開辦直播班時，鹽源中學剛引進一批本科畢業的年輕老師。有的老師每天在辦公室裡一遍一遍地研究七中的教學方式，現在他們已成為學校的中流砥柱。

不過，基層中學依舊很難阻擋超級中學的“虹吸作用”。在所有學校中，成都七中這樣的超級中學無疑站在了金字塔尖。

前幾年，一名縣城中學直播班的老師負責應屆生招生。聽說附近鄉鎮的學校裡有個學生“很有靈氣”，校長都親自開車去學生家裡遊說。這位老師說，那個學生瘦瘦小小的，“像個還在滾鐵環的娃娃”。這個娃娃最終去了州府西昌的一所重點中學，並在高考時成了全校的理科狀元。

身為一名父親，梁青成認為可以理解生源流失的現象。“如果是我的娃娃，能讀成都七中，那絕對不讀西昌一中。能讀西昌一中，那肯定不讀普通高中。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直播班通過那塊螢幕、那些習題，讓留下來的學生可以觸摸到省會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

除了直播課程，近年來，教育部針對全國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高考三大專項計劃”，也讓更多寒門學子有了就讀重點大學的機會。據澎湃新聞報導，2018年該計劃共錄取學生10.38萬人。鹽源中學一位直播班畢業生告訴我，他能最終考上名校，便是得益於“國家專項計劃”。

2月2日下午，因為我的採訪，鹽源中學2014級的4名畢業生回到了從前的教室。教室後面的一面“心願牆”上，學生們用五顏六色的貼紙，書寫著自己的樸素願望。他們有的想當外科醫生，有的想去北京，有的想要考上理想的大學。

一名學生看著這些貼紙喃喃自語：“從前我在這裡寫著，我想考600分，現在我的願望實現了。”

不眠不休的城市停下腳步，在歲末，把想念打包進行李，一張車票，送遊子回到故鄉。

母親煮好的餃子代替了打卡和簽到，父親遞來的茶代替了交際和應酬。小火慢燉的湯，咕嘟咕嘟熬，辭舊迎新的爆竹響起，舊符換成新桃。

鍾聲裡，親人圍坐在年夜飯旁，一手攥著2018的收獲，一手攥著2019的熱望，每一張年輕的衰老的歡喜的滄桑的臉，都留下了屬於自己的故事，他們用小人物的視角，打量著大時代的脈絡。

或許是城市建設者，或許是異鄉羈旅客，或許是老翁不離故土，抑或許是年輕人四處漂泊。新春的焰火把他們會聚到一起。

沿襲歷年的傳統，我們繼續記錄故鄉。用一年一年的回望，講述正在發生的改變；用每個人的三言兩語，勾勒出“故鄉裡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