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課堂會成為另一種精英教育嗎？

一篇名為《這塊螢幕可能改變命運》的文章，讓遠程直播授課模式獲得了空前關注。16年來，7.2萬名學生，248所貧困地區中學的學生，通過直播與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課。其中88人考上清華北大，大多數成功考取本科。

12月13日下午，網易CEO丁磊在朋友圈發文稱，將捐出1億元投入在線教育公益，支持更多貧困地區的學校落地網課直播模式，推動中國教育資源普惠。

教育行業對此卻反應平淡。

“直播當然能夠起到作用，但絕不是簡單把好老師的直播信號接過來，學生們就學得更好了。”一位從業多年的物理老師對界面新聞記者評價道。

發展近四十年的“遠程教學”，已經能夠在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上發揮較大的作用。但要實現教育公平，直播可能還不足以成為萬能解藥。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開始了對遠程教育的探索。1979年，中央廣播空中大學和各地的廣播空中大學相繼成立，以電視為主要媒介進行教學。

公開資料顯示，僅1979-1989年的十年間，廣播空中大學共招收高等學歷教育學生161萬人，畢業104萬人，年平均學歷教育畢業生佔全國畢業生總數的17.1%。《電化教育研究》、《遠程教育雜誌》等學術期刊均於這一時期創刊。

2003年，因“非典”大規模停課的狀況下，遠程教育在中小學領域首次應用。中國教育電視台開辦臨時頻道“空中課堂”，讓遠程課程成為特殊時期的主要授課方式。

伴隨著互聯網的出現，網校在2000年初期興起。包括北京四中網校、101網校、黃岡中學網校等名噪一時的網校，多以名校教師親自授課的錄像資源為主要特色。在定位上，它們主要針對家長與學生的個人購買，與課外輔導班一樣被作為常規學校課程的補充。

如非典時期一樣由遠程老師替代面授班課的場景，在此之後幾乎再未大規模出現。

由於全國各地所用教材、考綱不同，很難由一個統一的遠程課程滿足多個地區的教學需求，也並非所有學校均有條件接入網絡或引入衛星電視。網校、遠程授課的模式始終沒能進入基礎教育領域，而只是作為校外培訓的補充。

隨著城市化進程與農村撤點並校工程的深入，城鄉間教育發展水準開始拉大，政策端輔以教育資訊化手段為偏遠地區輸入教育資源。

2018年4月，教育部發布《教育資訊化2.0行動計劃》，將發達地區通過網絡對偏遠地區進行聯校網教正式寫入檔案。

在全國範圍內，如成都七中網校以商業運作方式進入公立學校，由直播完全替代學生常規課程的案例並不多見。

政策與資金的支持是成都七中網校存在的前提。成都七中網校自成立之初即被四川省政府確定為民族地區遠程教育資訊源，收費模式和價格標準得到了四川省物價局的批複同意。

北京師范大學一篇名為《基於衛星的遠程直播教學模式評價研究——以成都七中網校為例》（下稱《以成都七中網校為例》）論文的顯示，在2009年前後，成都七中網校獲得了來自四川省教育廳每年200萬元專項撥款，用於租用衛星通道信號。

來源：《基於衛星的遠程直播教學模式評價研究——以成都七中網校為例》，作者李爽王磊白濱

從成績所反映出的結果看，直播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據《以成都七中網校為例》提供的統計數據，在對四川康定中學、雲南瑞麗一中、雲南芒市中學等六所成都七中網校的遠端合作校進行三年的直播教學後，直播班與七中本部學生的平均成績差距縮小了20分。

來源：《基於衛星的遠程直播教學模式評價研究——以成都七中網校為例》，作者李爽王磊白濱

但是，在平均成績提高的同時，直播模式本身也存在著互動性弱的問題。在上述北師大論文課題調研中，大多數直播班學生均表示在提問環節僅能觀看而不能參與互動，是直播模式的主要缺點。超過半數的學生認同這一新的學習方式，並且非常看重名校名師及其所帶來的學習資源。30.2%的學生認為網校與成績提升直接相關。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會東縣和文中學數學教師蔣美花，在2017年所發表的一項課題研究給出了相似的觀點。她對成都七中網校直播班的調研顯示，40.8%的學生由於直播課互動性過低，較常出現走神的狀況。此外，將頂級中學的課程完全照搬給山區學生，也出現了適應性問題，38.1%的學生表示無法跟上教學進度，僅有10.8%的學生能夠完成全部作業。

為盡可能避免因基礎差距較大而造成的問題，與成都七中網校合作的學校往往會對直播班的生源有較高的要求。雲南永善二中要求2018年進入直播班的學生中考成績原則上不低於500分，重慶進盛實驗中學在2013年中明確要求直播班生源的中考成績，為所在區前二百名，四川伍隍中學曾為直播班而單獨組織擇優考試。

這帶來了直播課堂是另一種精英教育的質疑與爭議。

在原有的設想中，直播為偏遠地區帶來了頂級名校優質的教育資源，從而讓山區中的孩子享有同樣的教育與升學機會。但在實踐中，只有當地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才有可能跟上名校進度，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擇“優”錄取可能是更理性的選擇。

單純地與名校同步，並不能完全實現教育公平，被質疑為在升學考試之後的二次“分層”。

在激烈的中高考升學大戰背後，也一直存在著學校對優質生源的爭奪。對部分學校管理者來說，生源對升學率等指標的影響，要比教育品質、師資隊伍提升更為直接。這也是大城市近年來在幼升小、小升初等階段升學亂象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讓直播技術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不是成為學校爭搶生源的砝碼，也是教育管理中必須處理的問題。

2017年清華、北大各省市錄取率，來源於網絡

16年時間內培養7.2萬名直播班學生，88人被清華、北大錄取。亮眼的高考成績是成都七中網校此次備受關注的主要原因。成都七中網校16年來的清北率為0.12%，對比2017年各省市的清華、北大錄取率可以發現，高於除北京、上海和天津外的所有省區，是四川省”清北率”0.06%的兩倍。

有觀點認為，在偏遠地區大學錄取率的提升方面，國家扶貧定向招生計劃所起到的作用或許更大。根據這一政策，面向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貧困地區）生源，實行定向招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撰文指出，“互聯網+教育”讓貧困地區的學生享有優質教育資源，但不應誇大在線教育對教育公平的作用。加強貧困地區教師隊伍建設，改變應試體系下單一的評價標準，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提升有著更大的意義。

從已有的數據與調研看，直播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再分配有著積極意義，但與頂級中學同步上課模式並不適合所有人。面對複雜的教育系統，“一塊螢幕”與實現教育公平之間仍有較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