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北京市警察局獲悉，2018年5月21日12時許，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王曉明參加完一個工作會議後墜樓身亡。經警察機構現場勘查和調查走訪，已排除刑事嫌疑。據其家屬反映和相關醫院診斷記錄顯示，王曉明長期患有抑鬱症。目前，相關工作正在進行中。
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王曉明
王曉明，1960年3月生，碩士研究生學歷，2013年4月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正局級)，2016年11月遞補為北京市委委員。
2009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國家公務員心理健康應用研究中心祝卓巨集給各級公務員講課時，最受歡迎的課程就是壓力管理課程。他說，從近幾年媒體的公開報導看，官員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來越受到關注。但公眾大多下意識地將這一現象與官員的腐敗聯繫起來，但事實上導致官員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員的心理狀況。
墜亡率高企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曾有觀點認為，現在官員自殺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這個說法沒有權威出處。許燕主要研究的領域是長官乾部心理特徵與測評，她多次給公務員提供過心理顧問服務。
祝卓巨集和許燕都認為，2009年是全社會關注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體報導中，共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為此，中紀委、中組部的有關負責人特別重視公務員心理健康工作，他們還曾經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師大心理學院考察座談，請專家做事件分析。
許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紀委牽頭的這個研究成果是保密的。「但是得出一個結論是，很多非正常死亡的官員不是畏罪自殺，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值得關注。」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礎上，2011年年底，中紀委、中組部聯合下發《關於關心乾部心理健康提高乾部心理素養的意見》。此後，關於公務員心理健康的講座與培訓，開始在各級政府機構頻繁舉辦，中央黨校的課程設定，也開始出現心理學部分。
許燕說，有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員自殺前會有徵兆，但非專業人士很難覺察到。「從心理學分析，為了保證自殺成功，他們自殺前要做很多掩飾性行為。」
許燕說，如果官員有嚴重失眠，還會時不時提醒家人不管家裡出現什麼事都要好好活著，透露家裡有多少存款等，親友要提高警惕。「他們這些話可能就是在婉轉地交待後事。」
官員失眠率25％
近年來，官員作為抑鬱症患者中一個隱秘的群體，逐漸浮出水面。《中國新聞周刊》發現，2016年已公開報導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員中，在相關通報中，有12人被明確指出有抑鬱症或抑鬱傾向。
在跟官員上課或顧問時，有一些案例讓許燕印象深刻。
曾經有一位官員在課堂上對她說：「許老師，你看見這扇窗戶沒有？我現在看見這扇窗戶，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事情過去了多年，許燕至今對那一幕記憶猶新。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該官員說那番話時一本正經，沒有開玩笑的意思，說的都是真實的心裡感受。
警察部心理危機乾預專家、浙江省警察廳首席心理專家趙國秋，現在還是浙江省大眾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現在每周僅有半天時間坐診，大約接診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務員。
2013年，一名患重度抑鬱症的官員，提前掛好了趙國秋的專家門診。過了幾天，當趙國秋向該患者家屬通知診療時間時，在電話那頭，該官員的妻子哭著說：「昨天，他已經跳樓自殺了，現在還看什麼醫生啊？」
一天后，趙國秋看到了該官員因抑鬱症墜樓身亡的新聞。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衛生所曾有研究證明，中國人有嚴重心理問題的人數比例達到13％—15％，其中患抑鬱性障礙者大約佔了6％。而公務員群體中患有抑鬱性障礙的比例要高於6％。
趙國秋說，通過他30餘年的研究得出來的數據是，公務員幸福指數不高，心理障礙指數和職業倦怠指數都較高。「這個群體失眠的比例達到25％左右，換言之，每4個公務員裡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現象。」
趙國秋說，「10％的嚴重抑鬱症者會以自殺方式結束病疼， 50％—60％的自殺官員本質上都患有抑鬱症。」
2012年，中央國家機構職工心理健康詢問中心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與壓力有關的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
同年，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職場心理健康調研報告》中，政府機構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數倒數第一。
警察部近兩年的一組數據也引人關註：2015年和2014年，全國因公犧牲的警察民警人數分別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崗位上突發心梗或腦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數分別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犧牲比例較高。
「換句話說，近兩年裡，有近半數犧牲的乾警不是因為與歹徒做鬥爭獻身的，而是多種壓力下發病去世的，這非常值得關注。」祝卓巨集說。
祝卓巨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心梗、腦溢血、癌症、抑鬱症，這4種病是公務員最常見的嚴重慢性疾病。「（公務員）患這幾種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職業多，現在還沒有確切數據。但是這些疾病往往都跟壓力有關，壓力越大越容易得這些病。」
祝卓巨集認為，從有關調研結果看，公務員的壓力來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還有收入上的。
有些官員的非正常死亡，與其家人重病、去世等非自身因素有關。2015年跳河自殺的柳州市原市長肖文蓀，就是由於妻子重病，他工作和家庭壓力都很大，長期壓力下出現抑鬱，自殺前已經出現幻覺、被害妄想等癥狀。
諱疾忌醫
儘管很多官員受心理疾病困擾，但很少會主動找心理醫生或專家顧問。
祝卓巨集曾接觸過一位基層官員，身體長期不適，懷疑自己得了嚴重疾病，卻因怕影響晉陞不敢去醫院，也不敢公開此事。他把風水先生請到家中，把傢具重新換了位置。過一段時間又覺得不行，就再請一位風水先生到家。
幾個風水先生折騰幾次之後，他最後萬不得已到北京醫院看病，醫生推薦他找心理醫生治療。
最忙的時候，許燕幾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門，作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講座。她發現，講課時，這個群體很活躍，他們很喜歡聽心理壓力的自我診斷與調節課程。但是，許燕也發現，這些人很少有人願意袒露心聲，不會公開說自己有心理問題。
許燕說，她一般會留個電話號碼，課後往往會有人打電話給她，但是電話中這些人也往往有顧忌，只是簡單說一點，為了少留痕跡，有的人甚至刻意使用公用電話。
有的人會找一個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約許燕面談，聊聊其本人或「其好朋友」的心理問題。談話時，許燕會跟他們承諾保密，全程也不會有錄音錄像。
趙國秋也提到了類似的情況。他說，到他門診去的有心理問題的官員，外地的一般提前一兩天到杭州，找時間和他聊一會，配點葯，回去；有的會跟他約到一個私密的地方，敞開心扉聊幾個小時；也有人為了不透露身份，乾脆讓秘書代診。
讓趙國秋印象深刻的是，這類人群中，為了盡量不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病情，很多人不走醫保，甚至隱姓埋名。
一位與多位高官有過直接接觸的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個案例：幾年前，某省一名高級別官員身患重度肝病後，通過私人關係認識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醫生，然後托其聯繫好肝源。在國慶假期，該官員以旅遊為名，偷偷來京做肝臟移植手術。移植成功後不久，此人便回家休養。
上述知情者稱，肝移植手術價格不菲，但是該官員寧願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醫保程式。因為一走報銷流程，就會形成電子記錄，病情就被公開了。
這位知情者稱，很多官員患病後不敢走醫保程式，但是醫療費又非常昂貴，就可能通過老闆贊助，或挪用公款等湊齊醫療費。「而這樣做，很容易為他們今後走上腐敗路線埋下伏筆。」
病情與仕途之間的關係，雖然並沒有一些公開的規定，但確是官場的一種慣例。更重要的是，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對手揪住，並向組織反映。
北京市直屬機構一名官員曾向媒體透露，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就不得不放棄一些已經到手的東西。他說，即使感覺自己心理有問題，也知道可能會引起相關疾病，也不會去顧問，因為沒有人能保證這些隱私不會外傳。「我也不願意向家人或朋友傾訴，以免讓他們擔心，所以什麼事情都自己扛著。」
四川省社會學學會會長陳昌文說，官員需要面對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有些工作與自己的認知相衝突，會引起一些心理問題。而不健康的官場生態也會帶來一些心理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隱瞞的話，會進一步加重官員的病情。
湖北省交通廳副廳長馬立軍在今年5月份墜亡後，與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官員，曾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對官員被汙名化的擔憂。
他說，現在一旦有官員非正常死亡，網路上往往在未了解深層次原因的時候，先會發出一片叫好聲。這事實上是對非正常死亡官員的不尊重，是對其做了畏罪自殺的心理預設。
祝卓巨集說，公眾會把某些負面形象的公務員貼上標籤後，泛化為全部公務員的整體印象，這在心理學上叫「刻板印象」。
祝卓巨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消除這種「刻板印象」，一方面公務員隊伍應剔除害群之馬，同時也應適當引導社會輿論，避免以偏概全。
值班編輯 李家林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