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管濤
回顧過去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的艱辛探索，可總結出人民幣國際化之路的六大歷史片段。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原則上不允許人民幣攜帶出境，也不允許將人民幣用於對外貿易和投融資活動的計價結算，人民幣是完全意義上的國內貨幣。改革開放以後，對人民幣跨境流通使用的限制逐步放鬆。而2015年11月底被批準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則意味著人民幣已成為國際認可的國際化貨幣。下面截取六個歷史片段，來回顧過去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的艱辛探索。
人民幣現鈔“出海”打開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縫隙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很長時間攜帶人民幣現鈔出入境是基本禁止的。但1957年和1987年曾先後兩次發文，分別允許攜帶5元和200元人民幣現鈔出入境。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對外人員交往日趨頻繁，這其中包括出入境旅遊、探親的個人，還包括大量往返港澳台與內地間的外商。同時，我國國情特殊，海外分布數千萬華僑華裔，改革開放密切了境內外居民之間的聯繫。為滿足市場使用現鈔量上升的需要，政府適應性地調整了人民幣跨境的政策，放寬了個人攜帶人民幣出入境的限制。1993年2月，規定中國公民出入境和外國人出入境，每人每次攜帶的人民幣限額為6000元；在開放邊民互市和小額貿易的地點，允許當地根據實際情況確定限額，並在報批後實施。2005年1月，又將出入境攜帶人民幣現鈔標準進一步提高到2萬元。
人民幣現鈔出境以後，帶來了境外現實的兌換和存取等需求。此時，由於官方不能提供正規渠道的金融服務，導致地下交易盛行，形成了既無監管又無數據的情況，埋下了走私、洗錢的隱患。
放開人民幣用於邊貿結算是人民幣區域化的重要嘗試
邊境貿易是我國與邊境國家之間的小額貿易、邊民互市以及對外工程承包等經濟技術合作的總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邊境貿易快速發展。從結算方式看，我國的邊貿結算先後經歷了易貨貿易為主到美元現鈔結算為主的階段。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隨著人民幣影響力的不斷增強，人民幣結算的邊境貿易有較大增加。
人民幣作為支付和結算貨幣很早就被周邊國家所接受，甚至在有些國家或地區成為硬通貨。這是因為：一方面邊境貿易以小額貿易為主，用美元這種高價值貨幣計價結算並不方便，不少周邊國家還缺乏美元或在政策上限制美元使用；另一方面，相較於周邊國家本幣而言，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帶有“硬通貨”的性質，從而人民幣作為邊境貿易計價貨幣的市場需求增加。
鑒此，2003年3月，國家外匯管理局發文，明確規定境內機構在簽訂進出口合約時，可以採用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但實際對外交割的貨幣，仍然是按當日銀行牌價折成等值外匯進行收付和結算。2003年9月，外匯局再次發文，允許邊境貿易中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和辦理進出口核銷，允許境外貿易機構在我國邊境地區銀行開立人民幣邊境貿易結算專用账戶，辦理邊貿結算項下的資金收付，同時鼓勵邊境地區銀行與毗鄰國家邊境地區商業銀行建立代理行關係，開通銀行直接結算渠道，並可加掛人民幣兌毗鄰國家貨幣的匯價。
上述政策對於邊貿使用本幣計價結算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因為銀行在境外缺乏合法的平盤渠道，交易成本較高，邊境地區依然是“地攤銀行”橫行。
香港個人人民幣業務試點是對有管理的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探索
人民幣在香港的兌換由來已久。由於沒有匯路，人民幣在港澳地區流通也以現鈔形式為主。但由於人民幣兌換業務屬於市場自發行為，脫離了銀行體系監管，從而也給洗錢、走私等提供了便利。2001年年底，香港方面提出有關香港人民幣的議題。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署CEPA，為進一步推進內地與香港在人民幣業務上的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03年11月，人民銀行宣布，將為在香港辦理個人人民幣存款、兌換、銀行卡和匯款業務的銀行提供清算安排。其中，銀行卡業務的推出，帶動了內地“銀聯卡”的“出海”。後者迅速躍居全球髮夾量第一。
內地嚴格遵循香港“一國兩制、金融自由”原則，並在此框架下，通過遴選人民幣業務清算行、簽訂清算協議，以市場化的方式向香港傳遞了辦理個人人民幣業務的管理要求，實現了香港個人人民幣業務的平穩起步。此後，該項業務的限額逐步放寬，範圍逐漸擴大。2004年8月，比照香港，人民銀行正式為澳門銀行開辦個人人民幣業務提供清算安排。
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揭開人民幣國際化大幕
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開始的。2009年7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始試點，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承擔了試點任務。到2014年，人民幣經常項下跨境使用基本實現了地域範圍、交易項目和使用主體的全覆蓋。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采取了貿易和投資同時並舉的思路，具有“點多面廣、全面鋪開”的特徵，在短時期內就形成了政策紅利的集中爆發。從人民幣資本項目跨境使用角度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三個方面幾乎是齊頭並進，甚至相關政策突破比人民幣經常項目跨境使用放開得還早。
2010年7月，內地與香港貨幣當局簽訂補充合作備忘錄，明確只要不跨境，香港可以按市場化原則自主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2011年6月，香港財資公會推出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定盤價，即結合15家報價銀行的中間價而公布的平均價。這使得離岸人民幣市場（CNH）定價更為透明，並為洐生品定價提供了依據，也降低了香港人民幣外匯洐生品的結算風險，迎來了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大發展。
人民幣“入籃”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新高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籃子貨幣是國際貨幣的“俱樂部”。2010年，對中國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進行了初次評估，當時差距尚遠。但經過不斷完善跨境人民幣業務試點的，人民幣越來越接近“入籃”的標準。2014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是官方文件中首次將人民幣國際化明確為國家戰略，而此前一直低調地稱之為“人民幣跨境流通使用”或“跨境人民幣業務”。
儘管經歷了2015年股市和匯市震蕩帶來的挑戰，但當年11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然宣布對人民幣的評估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標準，將人民幣以10.92%的權重納入SDR貨幣籃子，成為該籃子的第五種、第三大權重貨幣。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成為SDR籃子貨幣。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
全球現有60多家外國央行持有人民幣外匯儲備資產。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截至2018年9月末，全球持有的人民幣外匯儲備規模折合1925億美元，佔1.80%，較2016年首次披露時的佔比提高了0.73個百分點，成為第六大國際儲備貨幣。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在爭議中穩中有進
“8·11”匯改後，我國曾遭遇了一輪資本流向逆轉、外匯儲備下降、匯率持續下跌。對此政府采取了一些臨時性的宏觀審慎或者數量控制的措施，調節包括人民幣在內的跨境資本流動。市場由此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止步了，並引發了對前期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是否過快的激烈爭論。
誠如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所言，當市場上投機力量為主時，暫時采取的一些逆周期乾預措施，難免會對人民幣跨境的流通使用造成一些負面影響。2015年以後，人民幣國際化轉為更加低調務實，多做少說甚至隻做不說。在不知不覺中，人民幣國際化又取得一系列新的進展。
一是金融市場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2015年以來，不斷提高QFII、RQFII額度並簡化管理，開通“股票通”和“債券通”業務，推出人民幣計價結算期貨產品，支持境內機構進入境內外匯市場等，大大便利和吸引了境外投資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投資功能是貨幣國際化的一項重要職能。最近幾年，正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的提升，帶動了人民幣國際化水準的提高。
二是相關金融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為整合人民幣跨境清算渠道，提高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效率，人民銀行組織建設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2015年10月，CIPS一期順利投產；2018年3月，二期投產試運行。此外，還繼續穩步推動海外人民幣清算中心和清算行的建設，推動人民銀行與外國央行簽訂本幣互換協議。
三是進一步改進跨境人民幣資金流動管理。在推進實施國家戰略過程中，在以往貿易結算貨幣的基礎上，開始強調人民幣在國際投融資中的使用。在人民幣跨境流動方面，首次引入了宏觀審慎的監管框架，在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此外，還加強了本外幣跨境的政策協調，提高了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效率。2018年年初，隨著外匯形勢趨穩，進一步完善了人民幣跨境業務政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四是適時回歸監管政策中性。2017年9月以後，有關部門宣布暫停或取消了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或數量管理的措施，強調回歸監管政策中性。所謂監管政策中性，就是微觀監管保持監管政策和執行標準的跨周期穩定性、一致性和可預測性，既支持依法合規的資本流入，也支持依法合規的資本流出。儘管2018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又遭遇心理關口，也只是重啟了徵收外匯風險準備和逆周期調節因子等宏觀審慎措施。
在上述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截至2018年年底，境外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總額4.8兆元，較2016年年底的前期低點上升了1.8兆元。其中，分別增持人民幣股票、債券、貸款和存款5026億、8590億、3082億和1437億元。
此外，人民銀行與38家外國央行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互換總金額3.47兆元，較2015年8月底增加了3095億元；在全球支付貨幣中，人民幣佔比2.07%，較前期低點回升了0.61個百分點，排名世界第五位；2018年，“股票通”項下的“陸股通”與“港股通”資金軋差後，首次實現北上淨流入資金2018億元；境內非銀行部門跨境人民幣收付佔比22.5%，較2017年回升了4.3個百分點。
對人民幣國際化之路的反思與體會
第一，人民幣國際化是順勢而為、應運而生。2008年，肇始於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海嘯，動搖了世界對現行以美元本位為特徵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各國開始尋找其他可以替代的國際貨幣。本輪人民幣國際化正是緣起於2008年年底韓國央行向人民銀行提出用本幣簽訂貨幣互換協議的倡議。沒有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人民幣國際化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第二，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要把握好政策與市場的邊界。如果有市場需求而缺乏政策供給，極易導致劣幣驅良幣，助長地下交易；如果有政策供給而缺乏市場需求，就容易揠苗助長，滋生市場泡沫。因此，惟有當市場與政策相向而行、力度相當時，人民幣國際化才會沿著均衡路徑健康發展。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做好“家庭作業”、練好內功。強勢的經濟才會有強勢的貨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元國際化鼎盛時期的曇花一現，就是前車之鑒。所以，在政策上，不必追求短期的人民幣國際化指標，而是踏踏實實地把國內經濟做強、金融體系做好，提升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也要到位。
第四，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加強本外幣政策協調。當人民幣行使世界貨幣職能時，它就是外幣而非本幣，跨境人民幣流動也會影響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的變化。在同一國際業務中，使用本幣和外幣計價結算適用不同的監管政策，其好處是鼓勵了監管競爭，問題是或會造成監管套利。所以，不論調控還是監管，對於本外幣跨境交易和境內外市場，都要整體謀劃、通盤考慮。
第五，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既要積極也要穩妥。人民幣國際化是擴大金融開放的重要內容，各界看法不一。在有爭議的問題上，如果進展順利，則有利於凝聚共識、繼續推進；如果遭遇波折，則可能會加大分歧，出現政策反覆。鑒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大膽設想、小心求證，減少失誤，特別是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
第六，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提高資本流動管理的藝術。人民幣國際化與許多主要貨幣國際化的路徑不同，是在貨幣不完全可兌換的情況下啟動的。但正是通過遴選清算行、簽訂清算協議等市場化的方式，將內地監管要求有效傳導到了香港這樣一個自由市場，開啟了官方支持本幣國際化的先河。下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既要有膽略，又要有智慧，要講求技術與細節，做到風險可控，少走彎路和回頭路。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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