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老師辱罵學生事件，僅僅揪出一個教師“敗類”還不夠

園丁1號，一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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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選擇當教師的人，都曾理想主義過，可當他們長年累月地裹挾在單向度、高強度的評價體系裡，最終也會零件化、機械化，成為考試機器螺絲釘般的存在，主要為成績服務。

無論什麽職業，本質都一樣，都是為特定群體提供服務，沒有必要把教師、醫生等神聖化，戴上道德的高帽。要想讓一個群體“不作惡”，根本上靠的是好的制度——哪怕他們很功利、很世俗、很野蠻，也能夠在制度的限定下，成為一個合格的職場人。

鬧得沸沸揚揚的“陝西女生遭老師辱罵錄音取證”的事件，有了處理結果。商洛市商州區科教體局對外界公布：依據國務院《教師資格條例》、教育部《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等規定，經研究，給予教師王某記過處分，並撤銷其教師資格。

根據最新的消息，被辱罵的初一女生婷婷（化名），其家長已原諒該“老師”。但看網友反饋，他們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滿意。認為不應該就此放了“老師”王某，還應追究其侮辱罪。

作為教師，當我聽到被辱罵的女生放出來的錄音，真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太敢相信本該為人師表的同行會以“賤人、二貨、瓷慫、不要臉”等詞辱罵學生，甚至鼓動全班同學排斥、敵視學生——僅僅因為婷婷轉學到該班級後，成績比較不理想。

因此，無論是王某被取消教師資格，還是按網友說的，得追究其法律責任，都是王某咎由自取。

我這裡想討論的是，這件事的影響。揪出教師隊伍中的一個“敗類”，會讓一些有辱罵學生習慣的教師收斂，畢竟他們會擔心學生可能錄音；但這能否從根底上消除，某些教師對一些學生（主要是“差生”）的歧視嗎？

以我作為教師的經驗回答這個問題：很難。或者可以確定地說，不能。

新聞中，王某之所以辱罵婷婷，是因為她成績差。而當記者去採訪該校教務處的老師時，雖然他們已經聽過婷婷的錄音，依舊堅定地站在王某這一側，理由是：“他愛孩子就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可是他的出發點是好的，心是好的，是為了激發刺激這個孩子。”

王某與教務處的老師分享的是一個共同的邏輯：婷婷成績差——羞辱她——促使她提高成績——成績提高了，就是為學生好。

但真的純粹是為學生好嗎？如果為學生好，那就應該按照《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規定，關愛學生、尊重學生、呵護學生，而不是羞辱學生，讓學生被孤立，並感受到痛苦和絕望。

“為學生好”或許是不少教師和學校“借口”，說到底他們是為了成績，是為了“私利”。

以我所在的學校為例。每一學年結束，全縣會給所有年級語文、數學的期末考試算一個平均分，並以此作為達標線。每一個鎮、每一所學校、每一個班級再各自算出平均分，達到達標線的，有獎金拿，未到達標線的，沒有獎金。鎮與鎮之間、學校與學校之間、班級與班級之間，也會相互排名比較，如果一所學校排名鎮裡的倒數前三，那麽校長就要被叫去訓話；同樣地，一個班級成績不理想，校長也會叫班主任去訓話。

對於身處整個壓力鏈條最底層的普通而言，上頭每一次加碼，教師的壓力就愈大。期末考試平均分，影響的不僅僅是一筆不多不少的獎金，還直接關係到教師的年度考核，年度考核又影響著能否被評為骨乾教師？能否被評為優秀班主任？能否評職稱？職稱等方面的差距，又意味著每個月可能一兩千元的差別，對於一窮二白的教師而言，這真不是小數目。

教師本質只是一種職業，教師也是人啊，也想取之有道地愛財，彼此之間也會比較。當上頭對一個教師的考核，看的不是師德這些看似“虛”的東西，而是最直觀的——班級的平均分，有幾個教師會看淡成績？

因此，我不想諱言，私底下教師之間的聊天，大多數人都不喜歡“差生”，偶爾班級有“拖後腿”的“差生”，教師背後也會偷偷地埋怨和吐槽，“哎，我們班那個‘傻子’這次竟然才考了XX分”；“我們班那幾個‘傻子’，硬生生地把平均分拉低了XX分”……

每一個選擇當教師的人，都曾理想主義過，沒有人不想當一個溫柔、和藹、為人師表、能夠給孩子正面影響的好老師。可當他們長年累月地裹挾在單向度、高強度的評價體系裡，最終也會零件化、機械化，成為考試機器螺絲釘般的存在，主要為成績服務。畢竟師德再好，成績上不去，所有好處與你無關。但任你怎麽罵學生，只要最終成績上去了，你就能像新聞中的王某那樣，成為區裡的優秀教師、優秀班主任——這些榮譽稱號往往還意味著每年固定多出一筆獎金。

現實生活中，教師大多不會像王某那樣敗壞道德地辱罵學生，但作為掌握資源、在師生關係中處於絕對支配一方的教師來說，他們想孤立或者“羞辱”一個“差生”的法子多了去了，只不過更為隱蔽而已。

我絕非為王某辯護，更不是說教師們歧視“差生”的做法是對的。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我們對於教育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在師德上完全依賴於喊口號式的提倡，那麽它是無解的，甚至是無效的。

無論什麽職業，本質都一樣，都是為特定群體提供服務，沒有必要把教師、醫生等神聖化，戴上道德的高帽，然後對他們的道德修養報更大的期望，希望他們能夠不功利、不世俗、不愛錢、任勞任怨地去“愛的奉獻”。要想讓一個群體“不作惡”，根本上靠的是好的制度——哪怕他們很功利、很世俗、很野蠻，也能夠在制度的限定下，成為一個合格的職場人。

與之相對，如果制度是懸空的，或者制度本身表裡不如一，抑或制度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麽它很可能會讓一個好人變“壞”，甚至不知不覺間連“壞”也被合理化了。就比如在一個“一切看成績”的氛圍裡，教師評判學生就只看成績，為了提高成績就無所不用其極，而一切還被包裹在“為你好”的外殼下，堂而皇之。

揪出教師隊伍中的一個“敗類”，讓他得到應有懲處，是正義使然，也大快人心。但除了輿論恰巧關注的婷婷外，還有更多默默無聞的“婷婷”。尷尬的是，即便我們知道“唯成績論”不合理，但高考不正是看成績嗎？每個人是有好的意圖，可每個人又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這又是怎麽一回事？

作為一名教師，我無法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我同樣被裹挾在成績考核裡，一到期末考試也很緊張班級的平均分。但我會恪守師德，無法要求別人的私德，我只能嚴格要求自己。我不會放棄或歧視那些成績差的學生，但為了提高成績，我選擇犧牲我的個人時間，花更多的時間與家長溝通配合，利用課余時間輔導孩子們。

這背後有我的私心，這或許讓學生和家長也覺得累，也的確讓我的工作增多了。我只能自我安慰，成績提高了對學生也有好處。可還有更折中的好辦法嗎？很多時候，不盡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成本，就這樣被個人給消化了。

*原標題《很多問題如果僅依賴於私德，那它往往無解》；本文已加入“留言贈書計劃”，優秀留言將有機會獲得《六論自發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