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媒體呦呦鹿鳴發布的《甘柴劣火》一文在朋友圈刷屏，而緊接著刷屏的則是財新資深記者王和岩發出了“洗稿”的質疑和聲討——“自媒體時代就可以不採訪不花成本，躺吃別的媒體的報導了嗎？”以及該自媒體“呦呦鹿鳴”主理人黃志傑的回應，稱“社會在崩塌”，認為財新不能壟斷新聞事實的傳播，“不能把新聞事實當成生意。”
與之前那些“洗稿”事件中一邊倒地討伐洗稿行為不同的是，此事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爭議，甚至有更多的聲音在支持涉嫌“洗稿”的自媒體。
這是因為，一方面《甘》文中的核心新聞事實雖然大部分來自包括財新及中國青年報這樣的傳統專業媒體，但其寫法上有創新，甚至是開創了一種更適應微信朋友圈閱讀的新式文體；其二，財新本身是國內唯一一家付費媒體，此事暴露了具公共性的新聞被產品化甚至商品化是否完全合理的問題。
是專業媒體的傲嬌還是自媒體投機取巧？
在這場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觀點是更加同情自媒體的。這些觀點往往強調自媒體的貢獻和不易，而針鋒相對的是認為自媒體的整合報導並不重要，自媒體在投機取巧的觀點。
百家號“曉看”和《為什麽財新的氣生錯了》一文都從此爭議中看到了爆款網文文本創新的積極能量。曉看認為，在“後真相時代”，新聞的分析和整合顯得越來越重要。而傳統媒體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文本方式的落後。他毫不輕視爆款網文，強調其文本創新，並堅稱這是媒體需要重視的一個方向。
而《為什麽財新的氣生錯了》一文的作者也認為，《甘》能成為爆款，是同時抓住了內容核、情感、輿論場，因此並非易事。作者還解構了此事中透露出的專業媒體的傲嬌：“專業媒體會認為引發情緒是業餘的和危險的，同時，新聞本身的力量就足夠完成議程設定、好內容和有價值的話題一定會脫穎而出。有大量的案例證明，這個信念並不成立。”
“曉看”甚至認為，黃志傑代表了一種新的可被稱為“新聞作家”的工種。可見其對自媒體整合文的態度之積極。他認為該工種是對過往的公開報導進行梳理分析，剝絲抽繭，從而形成自己對新聞事件的看法，並用小說式的文字，重組再現新聞事件。這樣的文章，因其涉及面廣，時空縱深感強烈，又針對閱聽人關注的話題，往往能夠一炮而紅。作者以公號“獸樓處”發布的《疫苗之王》為例，同樣一篇梳理型新聞入選年度新聞事件為例來證明這類新聞作家存在的意義。
而支持傳統媒體的張遠和宋志標則表達了對自媒體整合式報導的不滿。張遠不僅更加支持傳統媒體，還認為應該培育公眾對傳統媒體的體認和尊重。他指出，公眾有一種“無疑是一種不管原材料從何而來、可靠與否，只要能滿足烹飪後的口舌之欲的心理，”故而更青睞呦呦鹿鳴這樣的整合者，而非王和岩這樣承擔風險、專業訓練的資訊采集者。張遠進一步表達了他的某種無奈和悲歎：“他們沒有耐心去陪記者一點一點揭開真相，他們沒有和媒體、記者並肩作戰，用付費支持他們探究真相的責任感，沒有通過報導一點一點見證改變發生的信心和耐心，只等著不用承擔一絲風險，穩坐鬥室的綜述者去告訴他們，‘雖然我沒到過一次現場，沒見過一個當事人，但請相信我，事情就是這樣’。”而宋志標也不喜歡事後整合式報導，認為它省略了彼時表達情境、報導環境的氛圍和細節，刪減了記者與媒體艱苦的突破，“導致過去追求的真相，變成而今咀嚼爛熟的口水。” 有意思的是，宋志標也或多或少地透露了對大眾的批判。他說：“大眾對甘柴劣火變成業界內部的甘柴劣火是無感的，過去嚴謹的事實報導，經由優秀寫手的操作，變成煽動情緒的利器。在新聞材料而言，這是二次利用的優秀成果……在讀者新聞素養很現實的水準下，誘惑只要仔細激發就能別有天地，退役記者會本能地撿起這個工具。”
張遠分析了《甘》文的寫法，但更多地表達了對這種寫法的不屑。他分析整合型文章能火是因為其後見之明以及上帝視角帶來的閱讀快感：將“時代與個人命運”、“歷史的循環”等巨集大敘事更把每一位讀者都裹挾了進來，使之感受到與自己的關聯。這種代入感會使讀者情不自禁地轉發分享。
在張遠眼中，流量邏輯是值得商榷、批判的，他認為，如果流量都向呦呦鹿鳴這樣的“整合”寫作流派傾斜，媒體老兵只會加速凋零。他還指出，自媒體並非真的關心承受無妄之災的一線記者的故事，只不過是在巨集大敘事和悲情故事中自我感動。而如果讀者和社會都不支持傳統媒體和一線記者，最終，“呦呦鹿鳴們”將會沒有可用食材。他甚至預測，整合型新聞寫作今年就會由盛轉衰，因為讀者會發現，“哪怕他們用一次次轉發讓刷屏文裹挾了足夠能量的風雷，依然很難真正改變什麽。”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副主編、天津記者站站長張國則認為傳統媒體雖然生硬但是人們對新聞的信仰所在。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他說：“財新的文章可能寫得比較生硬沒人願意看，但這不代表別人就有權隨便盜用。”他很樂觀地表示：新聞業是有標杆的，只要你朝著標杆去努力，永遠不會缺流量、缺關注度、缺影響力。微信朋友圈這種環境確實不太適合嚴肅新聞的傳播，但如果沒有嚴肅媒體介入，那人們該相信什麽呢？嚴肅媒體有他存在的價值，而且這一價值在未來會逐漸得到承認。
“觸及靈魂深處的洗稿”還是“歷史底稿的再敘事”？
論戰雙方圍繞的第二個焦點是關於《甘》文究竟是否是洗稿。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觀點是斬釘截鐵地認為是洗稿，而另外的觀點則認為洗稿說言過其實。很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一方提供了全面、細致的文本比對。
新京報採訪的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碩士李忠利的觀點以及百家號“曉看”都認為《甘》文是再敘事再創作而非洗稿。李忠利認為指責洗稿言過其實，《甘》文更像是一種“歷史底稿的再敘事”，可以明顯感受到原作對參考文章來源機構、作者的尊重，這不像“洗稿”的姿態，“反倒像共同體內的認同、接續和助力。”而“曉看”的文章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黃志傑的文章有自己的分析和觀點，早已超越了抄襲和洗稿的範疇。更像是一篇帶有新聞背景的小說。他認為，如果王和岩的作品像《三國志》，嚴肅考究認真；而黃志傑的作品就像《三國演義》，小說化的描寫更吸引讀者。
騰訊《大家》作者張豐也是支持“再敘事”一說的，他認為，《甘柴劣火》這樣的文章不同於一般意義的“洗稿”（結構和意旨都和原文相似，只是改變一下語句），它更多是一種“寫法”。他也認為，不能用“新聞報導”的標準來看待《甘》文。在現實中，有一個更準確的詞——“內容生產”，他們是內容生產者，他們有時候內心充滿正義，像一個“遊俠”，但是更多時候，都是進行遊擊戰的個體。
在是否涉嫌洗稿上，宋志標的觀點和“曉看”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宋志標在《許多個機巧的偽裝|評甘柴劣火》一文中明確認為《甘》文有洗稿行為。他指出，《甘》文中的事實性材料是來自於其他媒體的既成報導，而它對媒體報導內容的借用、引用，沒有使用直接引語全部放在引號裡，而是被拆解，被置換詞語，零散布局。結果則是哪句話是引用媒體的既有報導，哪句話是自己的，變得含糊起來。宋志標還覺得，有些報導雖然不是獨家材料，但存在著“獨特表述”，如果在引用時只是改動個別詞語，但句段總體沒差，也可以被認定是洗稿。也就是說，宋志標認為，只要被其他媒體報導過，只有直接引語才是誠實引用，而化用則是洗稿。他還指出，這種貶抑信源，將關鍵的、排他性的信源進行降維處理，屬於“觸及靈魂深處的洗稿”。
而“曉看”則認為《甘》文對報導事實的使用並非抄襲。他首先區分了新聞報導和新聞事實，認為報導享有著作權保護，而事實一旦被報導就不再具有獨家私有性質，是一種公共資訊，任何人都可以討論。作者進一步指出財新付費牆模式有問題的，因為付費牆模式可以擋住文章的外流，但很難擋住內容事實上的外流。文章舉例說，“火榮貴打人”的事實，確實是王和岩獨家首發的，但這樣的事實一經披露，他人就有了引用的權利，財新並不能獨家壟斷“火榮貴打人”這一事實的使用權。
《甘》文的新聞事實究竟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論戰雙方圍繞的第三個焦點是這些新聞報導也好，整合型報導也好，是否是涉及公眾利益的資訊。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觀點是斬釘截鐵的認為火榮貴落馬一事背後是涉及公共利益，而另外的觀點則認為並非如此。這些觀點也直接決定了他們對財新的“付費牆”的態度。
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新聞傳播學者黃典林雖無明指火榮貴落馬一事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但他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當報導的主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之時，商業和公共之間的平衡就應當有一定的彈性。付費牆政策不是一刀切，畢竟把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報導傳播出去，讓更多的人閱讀到，不僅是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一種責任擔當。”也就是說他默認了這是關於公共利益的報導。因此，黃典林認為財新全面付費的做法已經把新聞完全定義為“商品”，而這無異於畫地為牢，財新的新聞應該一部分變成商品，而非全部。黃典林指出，在平台管道的霸權地位無法撼動的現實面前，只有主動適應社交媒體傳播的現實，因為傳播不出去的報導再好，社會意義也是有限的。他甚至建議，傳統媒體機構能否授權其他自媒體來提高自身原創作品在社交平台上的轉化率和傳播度？
與黃典林觀點針鋒相對的則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副主編、天津記者站站長張國的看法。他認為《甘柴劣火》背後的原新聞報導不涉及嚴重公共利益，不應免費。如果要對資訊獲取的成本進行分級的話，那些涉及嚴重公共利益的資訊可以免費。在他眼中，假疫苗的消息才是無可爭議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因為及時披露這個消息後可以阻止數萬孩子接種假疫苗。但《甘柴劣火》一文涉及的資訊不屬於這一範疇。他說：“財新在調查事實的過程中前後付出了巨大成本，如果這樣的內容都不能付費，可以隨意引用，那誰為嚴肅媒體的調查買單？”
執教於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的作者魏武揮則認為，那些認為財新的付費損害新聞公共性的觀點是危險的，因為這背後意味著為了公共利益可以無視私人利益。他強調，財新是著作權人，顯然享有利益，“而尊重權利人對合情合理合法權益的選擇是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常理之一。”
尾聲
我們認為，此事的極大爭議背後本質上是在流量時代，傳統媒體和自媒體在新聞生產中如何利益再分配的問題。
當然，大多數傳統媒體從業者，還有精英知識分子會認為自媒體對傳統媒體的再加工，在道德上是有缺失的，這一點也因為他們創作出的爆款可以快速通過打賞獲利，這種獲利遠遠超出一線記者的收入而讓事件更具爭議性。
也就是說，讀者的打賞都被作為“廚師”的自媒體獲得，對辛苦挖掘了原材料的一線記者是否公平？
這是一個新出現的現象，說明原有的媒體秩序和利益分配需要變革。
可能一些人還是看不上自媒體的整合文，看不上他們煽動情緒，但實際上確實是他們把“長生生物假疫苗事件”等事件推到了大眾面前，而後者可能往往並無力支付財新幾百元一年的付費牆。他們確實沒有付費閱讀的習慣，而整合型的自媒體寫作則改善了他們的“資訊生活” ，甚至讓這些人接觸到了本來永遠也接觸不到的資訊。
但我們也看到，自媒體以及社交網絡平台帶來的內容生產，儘管它可能涉及侵權，但是它也有快速糾錯能力——《甘》文被舉報後，原創標簽被撤銷。 《甘》文可能一開始嚴重傷害了傳統記者的版權利益，但也讓很多非業內人士第一次認識了這位記者王和岩，甚至讓公眾開始反思“傳統媒體”不可取代的價值。
正如《文化縱橫》作者張曉波指出的，輿論產生和發酵的主動權已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自媒體。
但是這種主動權轉移的背後，新媒體的內容創作者、微信平台、傳統媒體的機構、傳統媒體的記者四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還需要細致的梳理。整體來看，新媒體的內容創作者沒有採訪權，但自媒體平台的打賞功能給了優秀內容創作者極高的回報；這又是機構內記者很難突破的瓶頸，一線記者往往投入回報不成比例。
我們既要好好守住傳統媒體“新聞的信仰”，也無需介懷自媒體把優質內容分發給普通大眾的努力，既要給一線記者足夠的經濟回報，也不妨試試與自媒體創作者 “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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