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這是魯迅先生對儒家的批評，他將傳統文明概括為：“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席，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
錢穆先生則認為：“看重中國歷史綿延，即無有不看重儒家思想。”
近代以來，“反儒”與“挺儒”激烈對立，前者將儒家視為“吃人的禮教”“專製的幫凶”，後者則認為儒家是“持國立身之本”，應給予“溫情與敬意”。
豐子愷先生當年為《阿Q正傳》配的插圖
究竟該怎樣看儒家？令現代人頗感躊躇：一方面，很難認同專製王朝的黑暗，另一方面，又被儒家原典中的道德激情所感染。
做一個價值虛無主義者是容易的，可喪失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情懷，學問又有何意義？生命又有何意義？
兩難背後，很少有人意識到：價值判斷應建立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之上。
事實是，原儒與後來的儒家有著天壤之別，二者的轉化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漢代和宋代的兩次巨變。尤其在兩漢，是原儒被改造、被馴化的關鍵期。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經歷遊士、儒士、士大夫、名士四個階段，為其被最終納入專製王朝體系打下基礎。
忽視了這一隱晦的歷史過程，難免心生偏執：或否定原儒，將前賢一並歸為假道學；或閹割原儒，將其獨立意識、批判現實精神等完全遮蔽。
本書細致、準確地構成了漢代儒家知識分子的蛻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保頂先生的《漢代士人與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堪稱振聾發聵。作者通過爬梳史料，獨辟蹊徑地提出漢代士人演化的四個階段，精描了傳統儒士與專製王朝體系之間博弈的艱難歷程，從而拓展了重新認識歷史、理解儒家的新視角。
漢朝才完成專製皇權文化的建設
問：您為何想起研究漢代士人？
王保頂：這本書是我當年在南京大學時的博士論文，寫於20年前，今年剛出版。
那時大學裡讀書氣氛很濃，為寫這篇論文，我讀了很多書，其中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和閻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對我影響較大，令我對深入研究這一課題產生了興趣。
從原儒到後來的儒家，經過兩次巨變，一次在漢代，一次在宋代。正是通過這兩次巨變，傳統士人（讀書人）從獨立自主的個體，最終被融入專製王朝體系框架中。在此過程中，漢代尤其重要。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製政權是秦朝，可秦祚短暫，隻搭了個制度的框架，還沒來得及在文化上進行建設，它就滅亡了，相關工作是漢朝完成的。所以，漢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奠基時代。
專製皇權為何看上儒家
問：漢初依然採用法家，到武帝時國力空前強盛，為何卻轉向“獨尊儒術”？
王保頂：漢朝建國後，通過幾十年休養生息，國力增強，可危機重重，抱怨叢生。漢文帝時，賈誼、晁錯便提出了許多意見，如“重商輕農”“內憂外患” “朝臣恃功而驕，天下瘡痍未平”等。為什麽會出現這些批評？因為缺乏王朝統治理論，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遊士並出的局面並沒有改變，很難統一到專製王朝體系中，為其所用。
漢承秦製，初期完全沿襲了秦代的法家治理體系，考慮到秦法過苛，致秦二世而亡，故引入黃老之術來對衝，形成“長者政治”。
漢代初期宰執多是長者，如蕭何、曹參等，他們出身於吏，仍屬“以吏治國”，但相對寬厚，強調清靜無為，與傳統的嚴酷刻薄、多欲恣意的吏不盡相同，保持了局面的穩定。
可到漢武帝時，制度慣性催生出大量酷吏、貪吏，使皇權與民眾的矛盾激化，不得不去完善政治理論建設。
蕭何依然是以吏治國，只是相對寬厚
問：漢代統治者為何不選擇法家來完成政治理論建設呢？
王保頂：關鍵在於法家刻削寡恩，把禦人當做治物，漠視人文基本價值。儒家則強調人文理性，重視人的價值，這是它的理論優勢，只有這樣的理論才能被存續下來。人文理性是基本的價值，是衡量一切理論和學說的基本標準。
統治理論不是為老百姓服務的
問：可董仲舒的理論中包含了許多迷信、讖緯的內容，為何還能被接受？
王保頂：董仲舒將陰陽五行說融入到他的統治理論體系中，這是為了強調該體系的天經地義性質。用自然秩序來比附政治理論，會給人崇高感。在古代社會，知識是被壟斷的，絕大多數百姓知識有限，對皇權等形而上的東西理會不易，可把皇帝比為天，天是大家每天都能見到、都會感到敬畏的，這樣就讓皇權變得具體化了，讓百姓自覺地去服從它。這顯然契合了統治者需要，其實在先秦時代，這種說法就已出現，殷、周朝統治者便自稱是天子。
當然，這也給後來術士們開了一個缺口，他們利用這個理論缺陷，謀求自己的利益，讖緯因此在大眾中流行，但與董仲舒的理論有顯著的分別。
儒士們為何集體支持王莽
南殿障子聖賢圖（藏於日本）中的董仲舒（左起第四人），他的著名提議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問：遊士轉化成儒士後，儒士的特點是什麽？
王保頂：通過“獨尊儒術”，大量儒家知識分子進入專製王朝體系體制內。儒家知識分子有一大短板，即恪守“君子不器”的觀念，“能言不能行”，說得很好，缺乏實際的辦事能力，所以在西漢實際政治實踐中處於從屬的、邊緣的地位，行政的主體仍然是“吏”。在“獨尊儒術”的大環境下，吏的轉身比儒士要敏感、快捷得多，部分吏通過習儒成為儒吏。雖然兩方在不斷靠近，但在西漢時，儒與吏並未合流，儒士仍保持著一定獨立性。
西漢末年，天災頻繁，社會動蕩，依據董仲舒的五德終始說，這意味著上天要用新德替代舊德，所以王莽代漢，大多數儒士覺得是天意使然。
一方面，這符合當時儒家的統治理論（五德終始說）；另一方面，王莽本身就是大儒，善於利用該理論為自己服務，比如他將自己的王朝稱為“新朝”，他封了很多王，封號中都帶個“新”字，以表示自己是“新”德，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順應天命。
專製皇權最終收割了儒家
問：儒吏是怎樣合流的？
王保頂：王莽敗亡後，東漢光武帝意識到純粹的儒士無法成為專製王朝的基礎，必須加以改造，一方面，促使儒士吏化，強化儒士的行政效能，選舉製中“試職”成為中心環節；另一方面，促使吏的儒化，儒學價值成為選舉的核心價值。這樣，士、吏合流成為大勢所趨。
士大夫這個詞就是一個結合而成的概念，士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大夫則是吏。當然，這個結合過程對儒士而言並不平靜，它是一個主動改造、被動調適的過程，也是一個煎熬的過程。
儒家知識分子進入專製王朝體系後，必須改變原有的意識、狀態，以適應其需要。曾經的率性而為、獨立判斷的一面被壓抑了，這給他們的精神帶來巨大壓力。所以他們一面為王朝服務，另一面又自我消遣、自我釋放，內儒外道成了士大夫基本的生存方式，由此催生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畢竟他們有自我意識，又無法契合於專製王朝體系的實際，只能自我調適。
問：士大夫後來為何又轉為名士？
王保頂：東漢中後期，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激鬥，黨爭讓士大夫階層飽受打擊，紛紛退出專製王朝體系，成為所謂名士，即沉溺於玄談，不關心政治。直到宋代，理學將儒家又拉回到專製王朝體系中，這是儒家歷史上又一巨變，此後直到清末再無重大變化。
從儒學和儒士的歷史嬗變來看，漢、宋兩個關鍵的時代。漢代士人經過四變，走入王朝政治，成為王朝政治的基礎；宋代在新儒學（理學）的理論體下，實現士人對王朝政治的回歸，成為古代社會後期王朝政治的支柱。
我有個夢想，就是梳理宋代士人回歸王朝政治的脈絡軌跡，寫一本《宋代士人與政治》，那將是十分美妙的事！漢有西漢、東漢，宋有北宋、南宋，士人心態豐富多彩，一定引人入勝！遺憾的是這只是夢想，由於學識的局限和實際情形的限制，這個願望此生無法實現，但我會一直惦記著的，直到生命的盡頭。
現代人應更多關注現代文化
問：儒家雖幾度改造，為何傳承不絕？未來它會如何發展？
王保頂：儒家作為意識形態，傳承兩千余年，壓倒諸子百家，關鍵在於它關注人文的價值。比如馬廄失火，孔子不問財物損失多少，隻問傷人沒有，這就將人放在了最優先的地位。在任何時代，這都是重要的。中華文明存續幾千年而不中輟，儒家文化無疑起了關鍵的作用。即使在今天，我們也應弘揚這種價值，這是我們文化的精髓所在。
當然，作為現代人，也應看到時代的變化。在今天，作為思想資源、精神資源，對傳統儒家的價值應高度肯定，但應理性地、客觀地認識傳統儒家，而非機械地穿鑿比附。
問：近年來出現了“漢服熱”等，您怎麽看？
王保頂：年輕人用這種方式來體驗、學習傳統，增加儀式感，這當然是有好處的。儒家本身是極重儀式感的，看看《儀禮》就知道了。儒家學說是形而的，孩童理解、體會不易，通過親身體驗，增強趣味性，對學習一定是有益的。
學儒學不能隻讀二手書
問：如今愛好歷史的讀者非常多，對儒學感興趣的讀者也非常多，您對他們的建議是什麽？
王保頂：這本書寫於20年前，當年寫這本書時，是下了一點功夫的，這次拿出來出版，我通讀了一遍，幾乎沒什麽改動。至於有沒有價值，期待讀者和方家的指點。
至於學習儒學，我的心得是一定要看原典，比如《十三經》，至少要通讀一遍，其中部分內容必須精讀。我讀碩士時，學的是古典文獻專業，曾將《左傳》從頭至尾翻譯了一遍，很有收獲。讀完原典，可以去看一些著名學者的闡釋性書籍，比如楊國榮先生的書，很好看，文筆也好。
總之，讀經典，讀優秀學者的著作，在此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理解，不要人雲亦雲。
文/唐山
王保頂：江蘇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歷史學博士，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策劃的圖書有：葉朗、朱良志主編的《中國美學通史》（8卷）；錢乘旦主編的《世界現代化歷程》（10卷）和《英國通史》（6卷）；楊棟梁主編的《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6卷）；劉迎勝著《絲綢之路》等。多次獲得國家級大獎，入選江蘇省新聞出版領軍人才和“名編輯”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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