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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為何更加沒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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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36篇原創首發文章

從東京澀谷車站下車後,走出車站便是一個米字型的大街路口。

過了馬路便可去文化村,和這條路並行的是通往國家電視台NHK的一條小路,其他幾條路分別集中了各種時尚商店、電器商店等等。

澀谷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三十年前來這裡時,看那些下了班以後的紅男綠女在這裡跳舞,跳那種類似於迪斯科的舞,音樂聲大,節奏快。想不出這些年輕人上了一天班,晚上來這裡差不多要跳一整夜,天亮了再去上班,精力為何如此旺盛。迪斯科男女消失後,年輕人也還是喜歡來這裡,在米字型的路口等紅燈時,不知不覺後面已經站滿了人。路燈一亮,從車站這邊湧入文化村的人群,與從文化村回車站的人群像拍打的巨浪,潮起潮落,實在壯觀。

走過馬路,想在蔦屋書店的星巴克找一個座位時,感覺和北京、上海的情況差不多:一座難求。幾乎沒有能坐下來靜靜觀賞這澀谷人潮的機會。

東京依舊繁榮。從商品的豐富、消費能力看,感覺一點不比北京、上海差。

但是,這只是在澀谷看到的情況。就像澀谷已經沒有了往日那些通宵達旦跳舞的年輕人一樣,這個國家每年差不多會自然減少50萬人。而人口減少以後,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論國家多麽鼓勵蓋房子買車,每年都會有10萬套以上的房子空置下來,房地產一天比一天“無價值化”了,很多房子便是白送也無人接手。

人口迅速減少後的社會變化

去橫濱看望了一位最近十年未謀面的老朋友。

三十年前,來日本留學時,1990年元旦就是在他家中度過的。第一次品嚐了日本的新年飯,從餐飲就可以看出普通市民家庭生活水準之高,社會的富有。那個元旦給筆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時老朋友的女兒剛剛大學畢業,還有一個女兒在讀大學。1990年的元旦,買了一升裝的日本酒,敲門後,給開門的是老朋友的大女兒。這次也一樣,敲門後,開門的依舊是她。三十年前她大學畢業時的容貌就浮現在眼前,怎麽三十年一晃就過去了呢?

“兩位千金都沒有結婚,也基本上和我們一起住。”老朋友很開朗,女兒未婚,並不是多麽大的心事。

和大女兒聊聊,如今已是一家大企業的部長了,非常地熱愛自己的工作,特別忙的時候就住在部門附近租的一居室裡,但可以回家的話,她還是會回來和父母在一起。小女兒也很優秀,熱愛藝術,但似乎並沒有把作品賣出去當成多大的事。在家創作,有了靈感的時候就忙一陣子,沒有太好的靈感,就幫母親做家務。偶爾也去參加一些藝術方面的聚會,但不十分熱衷。

“過了75歲,我們都是後期高齡老人了,距離100歲還有二十多年。過不了多少年,日本人口中65歲以上的人佔四分之一的情況,就會變為75歲以上的人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朋友因為老了,對老齡問題特別關心,說起具體數據也非常的準確。

他這麽一說,真的感覺日本社會老齡化已經非常的嚴重。看看兩位依舊美貌,甚至看不出年齡變化的兩位千金,猛地一想她們也五十上下的人了。

老齡化必定會和新生兒不斷減少組成矛盾的兩頭。越是老齡化的社會,越是兒童數量很少。2018年日本國內出生的嬰兒數量為92.1萬人,比2017年少了2.5萬人。死亡人數為136.9萬人,與出生人數相比,兩者差了44.8萬人。

出生人口的減少,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在於晚婚及不婚。看了2015年的調查數據,那個時候日本男性終生未婚的人佔了23.4%,女性也有14.1%。

人口的減少,讓日本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未婚的人表面上維持著“單身貴族”,不愁吃不愁喝的狀態,但另一方面內心的動搖、對社會持一種悲觀態度,這些讓整個日本社會充斥著各種不安。其實日本國家能為國民提供一定的工作、準備了比較完備的醫療體系,但日本社會就是比世界其他國家,甚至比發展中國家的國民更對社會保障體系感到不安,認為這樣的社會制度終將瓦解,整個社會處於某種危機狀態。

老年人對未來非常不安,老年人特有的某種神經質,在日本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而股市暴跌、土地神話的崩潰,更加提升了日本社會的不安等級。

重新回歸市中心

筆者認識的一位大學教授,在上個世紀80年代,在避暑聖地——輕井澤買了一套高級公寓。每到夏天,大學一放假,教授就帶著夫人去這裡避暑。90年代筆者及大學裡研究生院的碩士、博士也會選擇在夏天去輕井澤和教授一起開讀書會,其樂融融。

現在見到教授時,回憶起輕井澤的讀書會,也順帶問了問教授的公寓情況,“已經很多年沒有去了。”老教授喃喃地說。

歲數大了以後,開車去郊外已經很不方便。“公寓裡的人也都老了,開始往城裡搬,往城裡靠近醫院的地方了。好在我們沒有放棄東京的住宅,現在能繼續在東京住下去,否則的話,這個時候回東京找個離醫院近的地方住,已經很不容易。”

東京等大城市,在日本人口老齡化,人口不斷減少的時候,只是人口的增加出現了停滯,並未發生迅速下滑的情況。筆者看了一下東京23區人口變動情況,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各個區的情況略有不同,但每年都會增加數萬到數千人,2010年以後,人口增加的情況已經非常緩慢,常駐人口每年也依舊以數千到幾百人的速度在增加。

東京等大城市人口出現了增加,那肯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地方人口在減少。尤其是有了新乾線車站後,去輕井澤那樣的避暑聖地非常方便,但在老齡化的社會,人們首先考慮的是看病,不再是避暑,輕井澤等地方城市有牙科、眼科這樣的單科醫院,但要找一家綜合醫院,找一家能夠帶有養老設施的醫院則非常困難。養老設施在地方上也有,但綜合醫院不可能建設到人煙稀少的地方。老年人看病肯定不是看一個專科,更多是幾種病要一起看,這也只有到了城裡才能解決。

最近在國內網絡上談日本空置房的文章發了不少,但如果去澀谷、六本木、目黑等地方看看,房價比北京、上海高很多,而且供不應求。一位熟人的孩子,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六本木附近租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三居室,每月租金是人民幣10萬元,這在東京並不算貴到哪裡去的價格,好地段的房子也依舊搶手。

過去,東京的房價一漲,地方的房價就跟著漲。現在情況變了,東京的某些地段房價在繼續提升,更多的地區則在下調。至於地方的房子,很多開始空置,現在大多要被放棄了。兩級分化現象非常嚴重。

空置房意味著“無價值化”

“我的人生目標是有一套自己的二層閣樓,樓下有一個車庫,車柯瑞有輛國產車。”也還是三十年前,筆者剛到日本時,和那些在公司工作的職員談人生目標時,很多人都這麽說。

那時筆者已經結婚,部門給了一間9平米和同一部門的人合住的房子,這在北京已經相當的不錯了,也只有大企業才能給這麽好的待遇。到了日本,看到他們基本上都是住自己的二層小樓,大部分人有車,覺得日本生活優渥,讓人羨慕不已。

今天,日本的高樓大廈的數量和我們比起來,別說北京、上海了,就是中國的一個二線城市也比東京、大阪的高樓要高出很多,也要多很多。從飛機上俯瞰時,能看到的大多是二層小樓,一個挨著一個,路上連棵樹也沒有。外形大致一樣的小樓,是日本中產社會的主要特點。在1945年到1993年將近50年的時間,日本經濟快速穩定的發展,讓一億日本人幾乎同時過上了中產階層的生活。

日本大概從未考慮過人口的減少問題,戰後的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相輔相成,在人口增長停頓後,經濟發展也就停滯了;人口不斷減少後,已經成為某種習慣的經濟增長,事與願違,不僅不能實現,而且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就那麽維持著。這些年日本人口開始從平衡變負增長了……

到了該來的時候,一點沒有遲緩到來的便是房地產的“無價值化”。從日本每5年做的住宅及土地統計看,2013年的統計結果是總住宅數量為6063萬戶,空置房820萬戶。2018年住宅總量變化不大,但空置房數量已經躍居到了870萬戶,每年增加10萬戶左右。住宅方面的雜誌在2016年對未來20年的估算是,空置房總量將增加到2000萬戶,換句話說,今後十幾年三分之一的住房無人住,其中相當多的房子變成了無主房。

筆者2018年年底參加了一個中國中老年人的聚會,談到日本的空置房,談到房子白送都沒有人要的時候,聚會氣氛忽然變得熱烈了起來。有人說,我們到日本去住那些空置房吧。“那些空置房,如果是高樓的話,每戶住戶需要負擔三戶或者四戶的公共電費,水費也比其他地區高5到6倍。遠離醫院,病了等了很長時間急救車才能來,而且只能送到看牙或者看眼科的專科醫院施救。這樣的地方,大家願意去嗎?”聚會會場的熱烈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日本,筆者去看過一棟二層小樓,其售價只需幾萬人民幣,還勉強保有一些殘值。知道只要換一換牆紙,把門口的草拔乾淨,就是一棟挺體面的小洋樓。但住這裡的前提是人要年輕,會開車,保證不生病,能一年四季隻吃幾種青菜,幾乎沒有什麽肉,魚則有十幾種供選擇。能認可這些條件的人還真不多。

中老年的聚會,話題改為“坦白”各自名下的房產。說是中老年,大部分人歲數已經在60歲以上。他們年輕的時候,部門分過一套房子,後來有了點錢,就買了一套,十幾年前覺得和父母一起住,一家三代,房子太小,便又買了一套。這是在北京生活過四十年左右的人,他們的某種常態。所有人都不會再活60年了,都只有一個孩子,如果孩子和北京人結婚,情況大致相似的話,兩個孩子五到六套房子,而孫輩充其量也就兩個,下下代,也就是二十年後的中國,空置房估計和今天的日本差不多。而看人口變化的話,我們的減幅更大大超過日本,空置房也會更多。

人口消失後,房子自然就“無價值化”了,在日本如此,在中國也該一樣。

作者為日本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圖片 |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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