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國民經濟“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2021年二季度經濟形勢分析報告發布與研討會7月23日在北京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舉行。這是實驗室主任周天勇教授在研討會上對這兩三年二元體制經濟學分析思路、邏輯框架和分析方法思考和研究的一個總結。
我從2017底開始思考如何將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在一個中高速度上，2018年看了許多有關這方面的文獻，發現許多預測增長的模型有它們的重要缺陷：其暗含最基本的條件是一元競爭性的市場體制。中國有許多非競爭性的體制和場景。從2018年中開始思考，能不能尋找可能能夠解釋中國這一二元體制國家過去的經濟增長奇跡，內在地刻畫其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展望改革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長等方面的學理分析思路、邏輯框架和可用方法。這裡將我們近兩三年學術上思考和討論的進展報告一下，供大家分享。
從分析的邏輯起點上，我們首先要說明的是，中國到現在為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改革還在進行。從1978年以來到今天，中國還是一個計劃行政與市場調節並存的二元體制國家。經濟學的分析，有其客體。現代經濟學分析客體，其暗含的假定結構是經濟結構是成熟的，經濟市場體制是既定的；發展經濟學，主要分析對象是結構轉型中的國家，其絕大多數體制上是向市場經濟體制發育和擴大；當時為了應用於東歐各國、獨聯體各國和俄羅斯的改革，形成了轉軌經濟學，因為這些國家是瞬時轉軌，時間在5年左右，這些快餐式的經濟學，從理念、邏輯和方法等方面，流派較多、方法各異，可能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邏輯體系。
中國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先從一元計劃體制向二元計劃體制逐步收縮、市場體制逐步擴大的釋放，時間為20年左右；另外一個20年，二元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並存和膠著，現在處於膠著階段；最後可能從二元計劃與市場並存體制，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軌，期望10年完成，或者15年，也可能更長。
可以說，中國既正在進行結構轉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也正在進行體制轉軌，從二元的計劃市場並存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中國是一個雙二元轉型的國家。
對中國這樣一個雙二元結構和體制轉型國家，建立經濟學數理刻畫分析方法，能夠針對性地分析特殊的場景，國外經濟學研究投入力量不多，領域比較小眾，即使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許多人也沒有親身親歷體驗，可借鑒國外經濟學研究現成可用的方法供給稀缺。
從中國產品、要素和資產三類對象的改革順序邏輯看，先是產品的市場化改革。比如鄉鎮企業的產品可以向市場上出售，國有企業產品的一部分也可以向市場自由出售，計劃內和計劃外調撥並也可交易，包括價格，實行雙軌制。
從要素市場化看，先是資金撥改貸，建立資本市場，資金市場化改革；中是農民工外出務工，國有企事業用工制度改革，勞動力要素市場化；後是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土地無償劃撥改革為有償出讓，只是政府出讓部分市場化，範圍特別狹窄。比如農村宅基地就是生活資料，承包地是生產資料，基本沒有農村和城鎮土地競爭性的一級和二級市場。
從資產化改革方面看，只有城鎮住宅、商業樓和辦公樓商品化了，是資產。而農村的住宅是生活資料，不是資產。形成了經濟資料和市場化資產不同這樣的二元體制。
這也是一個先後邏輯，其實學術界可能忽視這個順序邏輯。漸近改革、不同階段、順序先後，形成了中國特長周期的二元體制變遷過程。這樣一個格局下，體制改革與國民經濟間是一個什麽樣內在的數理關係？可能還沒有找到一種視角和方法，比如要研究某項改革與經濟增長的數量關係，只能定性猜測，找不到適用的模型。
二元體制存在著計劃行政與競爭市場間的扭曲，但是在二元體制中存在著大量追求經濟利益的主體，他們通過其動機和行為可以能動地去糾正二元體制的這種扭曲。如二元體制中的戶籍管制、信貸歧視、土地不能交易等要素配置體制的扭曲，其糾正可以表現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鎮暫住務工、國有企業將從銀行貸到的資金轉貸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利用村莊的土地生產銷售商品等。由此農民工獲得了務工工資、民營企業得到了利潤、土地實際上貢獻了地租。如果影響各要素合理配置的體制扭曲得到了糾正，就會減少體制扭曲造成的產出損失。
有相當多的扭曲是不能被糾正的。農村土地不讓市場交易是一種扭曲，但農民創業辦一個鄉鎮企業，通過與資本結合與勞動力和土地組合，形成生產力，生產商品，到市場上銷售，實際是勞動力和土地要素也被市場化了，形成了投入和產出。
但是，由於農村土地計劃配置、征用體制、用途管制、規劃管理等，沒有用地指標、土地被政府征走、不能改變用途、沒有建設權和交易權。農民變通建設的工廠，以違法違規建築拆除了，其勞動力與土地不能組合形成生產力，沒有產品到市場上去銷售。這就是土地不能市場交易配置這一扭曲，不能被追求經濟利益的創業者和企業家所糾正。
因此，二元體制扭曲，是二元體制經濟的一個常態。
二元體制經濟學分析，最為關係的是要定義一些重要的範疇，這些經濟學範疇間前後聯繫，形成分析邏輯框架各個重要的節點。如我們已經提到了“二元體制”和“扭曲不可糾正”兩個範疇。這裡我們再來看其他重要的範疇。一個關鍵的範疇，也是變量，即市場競爭標準值與非市場狀態實際值的差值，可以簡稱為“體制扭曲差值”。體制扭曲差值這一變量在二元體制經濟學分析中的關鍵性意義在於：通過這一變量，並將其內生化，構建計算模型，可以將扭曲的低效率要素和資源規模，低效率導致的產出損失，找到了一個可量化計算的邏輯節點。
比如說資本價格和產出的市場標準值與體制扭曲值的差值可以這樣舉例理解：競爭性的民營企業在銀行貸款，可能是8%的貸款利率，民營企業資本平均利潤率為5%；但是，國有企業銀行貸款利率為4.5%，其資產平均利潤率2020年1.64%。前者減去後者之差就是市場競爭標準值與體制扭曲值之間的差額，就是體制扭曲差值。
體制扭曲不能被糾正，就造成了低效率、體制性閑置和產出損失。閑置和低利用要素，形成另一個重要的範疇，就是體制性剩餘。也就是說，我們通過貸款利率體制扭曲差值和資本利潤率體制扭曲差值，可以與標準值相比較，計算出國有企業中閑置和低利用要素和資產的規模，即體制性剩餘的資本要素數量。
實際上，除了供給生產領域外，也存著供給與需求均衡、債務與貨幣穩定方面的二元體制扭曲差。這也形成另一個與體制扭曲差值有關的兩個重要範疇，就是“體制扭曲性淤積”和“體制扭曲性缺乏”。均衡與穩定方面，二元體制扭曲也造成人口、勞動力、資本、貨幣、債務、資產等流動、配置和循環的梗阻，結果是在經濟體系中，造成有關流量和存量的體制性淤積或者體制性缺乏。
比如說，按照與我們人均GDP水準同發展階段的日本、韓國和台灣比較，前者市民化的城市化水準在75%左右，我們常住人口城市化為60%，戶籍城市化水準為45%；與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等比較，前者總勞動力中農業就業比率為13%左右，我們2020年為24%。這就形成人口和勞動力在農村和農業中至少淤積了21000萬和8500萬人。這給農村與城市之間生產、收入、消費雙向循環，造成了要素生產損失、收入流入梗阻和消費流量不足。
而土地和房屋的二元體制，從經濟均衡方面的看，農民土地交易收入非常少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缺乏，加上土地房屋高價對買房居民收入的轉移，使得居民消費需求流量在循環中顯得缺乏。
由於城鄉土地和房屋資產方面的二元體制，國民經濟體系中GDP、貨幣、債務和資產的關係方面，由於只有城鎮少部分土地和房屋可交易、可定價和可抵押，在貨幣與債務循環及其資產價格變動中，配置的資產規模缺乏和不足。
上述淤積和缺乏，導致居民收入流入過少、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工業產能過剩、債務鏈安全和貨幣幣值穩定的資產抵押信用和幣值之錨缺口可能會越來越大。
我們分析的邏輯思路是什麽呢？反事實法：應該有多少，但是沒有這樣多。不應該這樣多，但是就這麽多。比如說宏觀稅負，如果比轉軌國家標準值高，相當於過多的那部分稅收把企業再投資資本的部分拿走了，你就可以把它的產出損失算出來。應該有，但是沒有的邏輯。比如土地應該交易，它不讓交易。那就可以將閑置和低效率的土地部分計算出來，並由此，得出其產出的損失規模。
市場條件還原法：體制扭曲存在背離市場競爭條件狀況。假定通過改革，將市場條件還原，扭曲值向標準值推進，它就帶來經濟增長的潛能，循環中淤積的疏通和缺乏的供給。生產方面，找出差值、測算潛能，精準改革，提高效率，增加產出；均衡方面，改革對淤積和缺乏的消除，增加消費需求，平衡產能過剩。預防風險方面，謀求GDP還本付息信用、資產抵押信用與債務的平衡，貨幣之錨與幣值穩定之間的平衡。
關於數理和實證方法方面的思考。體制和模式既定的經濟體，其經濟變化是連續和漸變的。有其規律和趨勢所尋。雖然中國在體制轉軌方面是漸近性的，但是每一次大力度的改革，對於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體系講，是突然發生性的。每一次大力度改革對經濟的衝高增長是外部決定的改革推進所影響的，從計算模擬看，具有不確定性。因為常態和常規下，我們需要統計數據的實證驗證，各方面的參數是什麽。看中國三次改革，每一次大力度推進，都是體制扭曲差值向市場競爭標準值的靠近。它帶來產出的增加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形成的，產出和增長核算上應當歸於余值，比如說計件工資製，原先五個勞動力投入，一個廠房，生產的產品，改革後三個勞動力，廠房機床數量都沒變，這類生產率的增加，歸於廣義技術進步帶來的，肯定說不通。這是改革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二元體制經濟增長潛能和一元市場經濟體制增長潛能來源，改革的生產效率提高和廣義技術進步的生產效率提高，這是比較大的區別。
我們現在可以看這張圖，1976年到1977年文革剛結束GDP增長上行回落。1980年農村體制改革，經濟增長又開始上行，最高時14.2%。1990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個體工商戶和民營企業發展，外商外資進來等，GDP增長又開始上行，最高時15.2%。加入WTO經濟增長又開始往上行，2007年到14.2%。這些都是大力度的推動，經濟增長不是漸變倒U型狀態，而是形成三個倒V型的突變形狀。數學上講，它是一個奇點，突變的，而不是統計意義上漸進性的，可總結一些規律性的參數。
這是任若恩和趙志耘等計算的兩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曲線，這個曲線也是倒V型的。而且它這個倒V曲線部分的時間與三次改革階段是高度吻合的，下面是《亞洲生產率組織生產率數據年報2014》的一個表。我們來看中國五年段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數據，1980-1985年4.3%， 1990-1995年7.1%，2000-2005年加入WTO期間3.9%，2005-2010年4.2%。這三個階段沒有什麽爆發和顛覆性的技術進步。1970到2012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日本0.7%，美國0.9%，韓國是1.6%，中國是3.1%。我們技術創新比他們強嗎，肯定不是。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來自於改革對體制扭曲的釋放。沒有改革就沒有新增的生產力。
二元體制經濟國家潛在經濟增長的定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不存在體制扭曲，因此，其自然增長率等於潛在的增長率，經濟增長的新潛能主要來自於經濟運行和增長體系內部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廣義的技術進步； 二元經濟體制國家，由於體制扭曲和低效率的內生性，其自然的經濟增長率，不是要素充分利用的增長率，是相對逐步失速的增長率；二元體制國家的經濟增長潛能，主要來自於體制改革對扭曲差值的縮小。因此，其不是自動內生的增長潛能，而是強力改革體制糾正扭曲，減少和消除內生的體制性剩餘，將低效率轉變為高效率，這才是其潛在的經濟增長潛能。即是廣義技術進步的增長潛能，也來自於對創新體制的改革，基於其形成的刺激技術研發和產業應用的機制。
前面說過，中國經濟增長刻畫的數理描述，與市場經濟體制不一樣的是，改革是體制扭曲差的消除，推動力是外部設定和推動的。增長曲線是倒V奇點型的，而不是倒U漸變型的。它是突變型的。有可能要由更複雜的數學方法和模型刻畫前中國前三次增長曲線，建立過去經驗數據的實證模型，用於突變論的數學方法，這工作量較大，可以深入地討論。用於估計未來設計和推動改革可能的非線性增長趨勢，改革突變和奇點狀態預測的建模可能是一個較難的創新。因為你不知道什麽時候會有一次力度特別大的改革，會改革哪些，改革能不能落實，改革的阻力和難度有多大等等。
但是，這個理論還是有用的，初步的進展，第一，在生產增長方面。反事實法和條件還原法，特別是二元體制標準值與扭曲值差值，將過去體制改革與經過結果變量間的關係定性猜測，或者黑箱式的描述，轉變成內生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數理分析。進展是體制扭曲差值變量，使體制性剩餘可計算化，也就是說找到了關鍵性的變量。現成的西方經濟學裡找不到扭曲差值、體制性閑置和低利用，體制性剩餘等等工具性概念，因為他們假定市場是競爭的。
雖然改革是外力，其推動的結果難以常規預測可能是突變型的曲線。但是，由於標準值和扭曲值間差值變量的建立，使我們可以線性，或者用連續非線性地估計未來程度不同的改革對標準值的還原程度，從而估計增長的潛能。這個意思是什麽呢？現在用這個差值計算它體制性剩餘多少，把這個體制性剩餘通過改革再投入，按比照標準的產出率，就能數理上算出來增長潛能。我們不需要知道增長潛能在哪一個點上爆發，但是已經知道只要改革，它就會有多大的潛能，這個是可以找出的一個既定的量。因為我們假定向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可以用現有的生產增長模型，因為體制性剩餘土地要素要再投入，再加上土地變量。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模型，用線性或者連續非線性地方式，計算改革還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
比如未來沒有改革和其他措施，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可能在2.5%到3.5%之間。我們可以先將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的扭曲差值計算出來，進而估計各自的閑置和低利用規模，即體制性剩餘，再將其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減少和消除其體制扭曲差，實際上是再投入盤活。這樣，就可以估計未來的增長潛能和可能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標準值和扭曲值之間的差距，不僅可以計算體制扭曲的產出損失，也可以模擬估算改革可能的增長潛能，至於潛能發揮的程度多大，取決於改革的力度多大和精準度多高。
理論應有初步的進展二是什麽呢？均衡與穩定。我們二元體制扭曲的思路在國民經濟均衡與穩定方面的分析邏輯是一貫和一致的；增長那部分是那麽計算的，但是在供需平衡和貨幣安全性方面是一致的，也用的是一個思路。假定二元體制也形成了流動和循環方面競爭性標準值與體制性扭曲值的差值。如果通過改革消除這些流動和循環中的扭曲差值。比如說我們把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通過改革提高到75%，把淤積疏通開；比如說我們使土地使用財產權與收入加以平衡，讓農民有以地為本的創業收入，城鎮的房屋建設和供應渠道多元化，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比如說我們在堅持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不變的前提下，允許土地房屋使用財產權可交易、可定價、可抵押、可繼承和延長使用年期，擴大資產供給的範圍和增加資產供給的規模。一是消費需求產加，產能過剩會緩解，生產增長的需求可能性邊界就擴大；二是可以增加數量可觀的土地和房屋資產，給債務擴大提供抵押信用保證，給量化貨幣提供幣值穩定之錨。
假如說未來債務增長每年13%，貨幣增加每年平均12%，GDP增長6.5%，債務增長速度快於貨幣增長速度，貨幣增長速度快於GDP增長速度，債務鏈穩定由GDP流量還本付息信用支撐，我們用初步數據計算模擬，金融體系肯定會出問題。
結語是什麽呢？中國二元體制漸近轉型改革已有了40余年的實踐，需要加以實證觀察，抽象總結，創立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的經濟學邏輯框架和方法體系。中國到了改革和增長擺脫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對於未來的增長、均衡和穩定應當心中有數，有賴於中國本土經濟學分析學理的進展。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能，包括廣義技術進步的新潛能，主要還是直接和間接地來自於大力度地推進消除扭曲的體制改革，這是肯定的。中國有著巨大的未利用體制性剩餘，居民還對耐用消費品、汽車和住宅更新換代有巨大工業化時代的需求，也有資源和經濟資產後資產化的優勢。我們還有很多資產在那兒沒有資產化，拿出來資產化肯定會穩定債務貨幣體系。如果大力度推進改革，我們計算，中國未來15年宏觀2%通脹率目標下，完全可以實現GDP平均6.73%-7%的名義增長率，保持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和金融體系的安全，還是可以實現的。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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