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壽裳談到魯迅的《祝福》時說：“人世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禮教吃祥林嫂。”這句話令人格外難忘，至今回想起來，仍覺毛骨悚然。人們常把“禮教”與理學相聯繫，視魯迅為批判“糟粕文化”的勇敢鬥士。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提到柔石，稱“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魯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調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此文主要是紀念“左聯”五烈士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這五位青年作家均為中共黨員，於1931年2月7日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龍華。魯迅所談到的柔石，浙江寧海人，與方孝孺為同鄉。兩人均慘遭當權者殺害。魯迅對柔石非常欣賞，為1929年11月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的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作序（即《柔石作小引》），並為其專門作《柔石小傳》。一般情況下，魯迅對於理學家很難發生好感，而對於號稱“程朱復出”的方孝孺冠以“台州式的硬氣”的徽號，可以說是非常高的讚譽了。他為何對明初一位著名理學家稱頌不已呢？魯迅由柔石所聯想到的方孝孺，其形象又是什麽樣的呢？搞清方孝孺的形象有助於理解魯迅的內心世界，甚至增強對來自寧海的柔石形象的認識。
一般來講，方孝孺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有氣節、有學問的真性情文人。他出生於元末，成長於明初，矢志不渝地堅守著儒士心中的理想，是明代著名的文臣和學者。斯人雖已去，風范卻長存。現在南京雨花台東北的山麓中還有湯顯祖為方孝孺所建的墓，墓前大碑書“明方正學先生之墓”，後屢經修繕，已被列入南京市文物保護部門。
位於南京市雨花台的方孝孺衣冠塚
方孝孺身上有哪些因素值得魯迅欣賞，這是值得探討的話題。魯迅對方孝孺的“發現”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其價值不應輕忽。但是除了“台州式的硬氣”外，方孝孺還留給後人哪些遺產？評價方孝孺式的歷史人物，除了道德與氣節外，還有哪些必須留意的呢？
汙名與正名
方孝孺幼承庭訓，跟隨父親方克勤學習儒家經典，被譽為“小韓子”。 自明洪武十年開始，方孝孺來到浦陽，正式跟隨宋濂學習。宋濂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對方孝孺格外賞識，其《送方生還寧海並序》有詩雲：“豈知萬牛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包含著對弟子的遠大期待。
師從宋濂，孝孺有優勢結識當時的大儒，請益問學。在此期間，無論是對文章的寫作，還是對學問的理解，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得到名公巨卿的推許，其文章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洪武二十五年，因廷臣舉薦，孝孺再次赴京，被授予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到漢中後，表現出色，受到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蜀獻王朱椿的賞識，“王好善忘勢……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為正學先生”。此後，世人便以正學先生來稱呼方孝孺。關於兩人的關係，朱椿《賜方教授詩》其三雲：“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祿，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發，觀光仍遣教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此詩既從側面道出孝孺的自負，也展現蜀王對他的賞識之情。
在朱元璋時代，朝廷實行重典治國，文人心驚膽顫，幾乎陷入集體的失語狀態。除了歌功頌德，沉默便成了常態。即便如此，文人亦是動輒被戮。一代文豪高啟牽入魏觀案被腰斬，被譽為明朝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因長孫宋慎牽連進胡惟庸案被流放而死，蘇伯衡坐表箋罪而死。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儘管有這樣的高壓政策，方孝孺依然敢於直面殘酷的現實，秉筆書寫朝廷之弊端。方孝孺《海米行》雲：“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薺。婦女攜籃晝作群，采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斧燒松枝，煮米為飯充朝饑。莫辭苦澀不下咽，性命聊假須臾時。皇天不仁我當死，況乃催科急如矢。來年擬作日月期，欲保餘生更傒爾。嗚呼棄止不複陳，椎牛酣酒為何人！”此詩出自真性情，直面殘酷的現實，敢於批判朱元璋的弊政，顯示了非同一般的勇氣。
建文新朝建立後，方孝孺可謂是此一時期的文壇領袖，人生達到了新的巔峰。文人士子與孝孺交往，多對其學、行倍加讚賞。在存傳至今的詩文中，可以看到大量以正學來稱頌方孝孺的詩文題目。同在建文朝為官的王叔英在和方孝孺寫書寫的時候，稱孝孺為正學。《明文衡》卷二十七收錄王叔英的《與方正學書》：“惟執事之身系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王叔英寫此信之際，孝孺方奉詔進京。他在信中告誡孝孺要注意密切聯繫實際情況推行政策，即“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以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可惜，方孝孺未能采取王叔英的建議，而是戮力恢復周代的井田等制度。這是孝孺常被批評迂腐的地方，或者謂之空談。在某種意義上，這也體現了魯迅所認為的“迂”，此亦是常遭後世詬病之處。
王紳卻並不認為孝孺是迂腐的，在其詩文中時常發自內心地佩服方孝孺，如《送正學方先生》：“交久情自篤，道同誼彌深。豈曰足可取，偶契賢哲心。樗樸產深谷，莫為斤斧尋。誤蒙匠石睨，價比南州金。鈞天絕遺響，竿籟競哇淫。孰識爨下質，乃是稀世音。物理固則然，天命良足諶。握手歧路側，慨然發長唫。”在此詩中，王紳對孝孺的才華極盡讚美，兩人情誼深厚，互相視為知音，共同探討聖賢之道，惜別之情，不言自明。
靖難之役，方孝孺十族被誅，遭遇甚為慘烈。《明通鑒》記載：“上之發北平也，道衍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頷之……召至，使草詔。孝孺衰絰入，悲痛聲徹殿陛……上欲強之，孝孺乃索筆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慷慨就死……弟孝友，同時就戮，亦賦詩一章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方氏一門，皆寧死不屈。自從被誅殺後，其大義凜然的氣節，更為士林之楷模，令後世的文人士子追懷不已。
方孝孺
必須指出的是，“讀書種子”方孝孺被誅殺後，其形象在當時並不是非常高大上的。楊士奇等館閣文臣在纂修《明太宗實錄》談到靖難之役的時候，寫到方孝孺的表現，不惜大肆歪曲歷史，描寫孝孺在朱棣入宮之際，為了活命而磕頭求饒，即“時有執方孝孺來獻者，上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為，汝罪何逃！’孝孺叩頭祈哀，上顧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執奸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鹹伏辜，遂戮於市。”（《明太宗實錄》卷九下）對於這樣的描寫，滿朝文武大臣無人提出異議，這不啻是對建文忠臣的侮辱。隨著時間的流逝，真相被揭開。朱棣去世後，朱高熾即位，是為仁宗，他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外紀》卷上）。
此後，不少文士也開始以詩文形式憑吊方孝孺，頌揚其氣節。王思任《方正學先生墓》其一雲：“西風何處吊英魂，萬死先生覺未冤。一個心堅留是字，千秋口實遂難言。追陪叩馬終多事，成就龍逢亦至恩。此語尊前知曲折，低頭空自拜黃昏。”（王思任《謔庵文飯小品》卷二）王思任不認可館閣文臣的做法，稱此舉是“終多事”。接著王思任複作一詩，表達對方孝孺的仰慕之情：“當年大節未能稱，此日荒堆價豈增？十族有魂依暗月，九原無愧付青燈。江流過墓俱成淚，野鳥攀松盡作藤。浩氣萬年應不散，朝朝暮暮對鍾陵。”（王思任《謔庵文飯小品》卷二）
歷史的背面
有的論者認為方孝孺只是一個誇誇其談的文人，這也是影響比較大的一個觀點。事實究竟是怎麽樣的呢？果真如此的話，他會受到魯迅的青睞嗎？這主要著眼於方孝孺的政治理想，即改革現有體制，希望以周禮治國，並撰寫《與友人論井田》等相關文章。事實上，方孝孺的觀點不但古人有相關辨析，而且也受到二十世紀以來蕭公權等著名政治學者的高度評價。對此，陳子龍認真研讀過方孝孺《遜志齋集》後，得出結論：“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辯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疏闊而難行者矣”。（陳子龍《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方孝孺生活的時代，尤其是洪武年間，不少文士如宋濂、劉基等，頻頻向周、孔致意，並希望以禮樂文化的建設，樹立明王朝新天氣。在通俗文學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所留存相關記憶。
吳敬梓《儒林外史》中所設定的人物生活的時代是明代中晚期，其第九回便從一個佃戶鄒吉甫的視角講述了他從父親口中聽到的情況：“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的酒都是薄的。我聽我老爹說，當年，在洪武爺手裡過日子，各樣都好；二鬥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樣樣都變了，二鬥米隻做得出十五六斤酒來。我是扣準了米和水的分量，釀出的酒還是這般寡淡無味。”他對明太祖時代充滿嚮往，並希望孩子們能過洪武年間那樣的生活，“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後發出的感慨：“聽人家說，洪武爺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此處，我們可以知道在鄒吉甫這樣的佃戶心目中，洪武時代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時代，民風淳樸，世道清明，本來是要發展到“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結果出來一個朱棣，就把這種進程打斷了。魯迅對《儒林外史》非常喜愛，並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此書進行探討，對此應該有比較深的印象。經過宋濂、劉基、吳沉等儒士在洪武年間的製禮作樂的實踐和相關文章論說，方孝孺想要以周禮治國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氛圍，也是符合帝王的治世期待的。這也說明方孝孺的政治設想並非空穴來風，所要考量的是以何種方式來實現儒士心中的治世理想。
為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先來看看魯迅所佩服或討厭文人的特點。魯迅對幫閑文人多有批判，對奸臣更是痛恨不已。魯迅《女吊》開篇便引用王思任罵馬士英的話“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並談到自己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這體現了魯迅嫉惡如仇的個性。魯迅對於真正有學問的學者是發自內心敬佩的，其所批評的是一知半解的“假古董”。魯迅對複興古學的態度，可以從他對學衡派的看法中略知一二。魯迅《估》雲：“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訂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此文批評學衡派字句未通，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魯迅雖然看待傳統文化的觀點似有偏激，然並非把整個傳統文化一概否定。他是有著自己的看法和追求的，不滿於所處時代之人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試去翻一翻歷史裡的儒林傳和文苑傳罷，可有一個將舊書當古董的鴻儒，可有一個以拆白餉閱者的文士？”，並且身體力行整理《唐宋傳奇集》，撰寫《漢文學史綱要》和《中國小說史略》。同樣，魯迅由柔石所想到的方孝孺也是一位名滿天下的學者，擔任蜀獻王的世子師和一代帝師。
方孝孺被尊為一代正學，不惟是師友的推獎，更主要的是他自己對正學的承傳與弘揚。在方孝孺生活的時代，伴隨著風起雲湧的社會大動蕩，無論人文生態，還是士子心態，均發生了新變。王朝初建，朱元璋便思考長治久安之道，把目光轉向了儒士，希望他們能夠輔佐自己興一代之禮樂教化，鳴一代之盛，從而確立大明王朝的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陶鑄的知識分子，深諳欲興王道，實現舊邦新造，必肇啟於禮樂文化複興。大批知識分子滿懷信心地投入到國家的文化建設中，為明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壇轉向雅正之音，是明代在文化上複興的一個重要標誌。對於一代新風氣的形成，方孝孺的貢獻亦不可忽視。現擇其要者紹述於下：
其一，向傳統致敬，興複古學，創作雅正宏大的文學作品。翻開歷史的書頁，最令孝孺嚮往的便是“其法素備、其教素明”的三代之時。這是他頻頻回首與致敬的時代。方孝孺對此頻頻致意，戮力創作，弘揚著儒家優秀傳統的高格朗調，創作了《深慮論》《釋統》《後正統論》等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嚴格辨明了正統與變統，並系統闡述了華夷之辨，為有明一代文學的演進奠定了厚重的基調。《明史•方孝孺傳》記載：“孝孺工文章，醇深豪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方孝孺的存在，有力地扭轉了文壇的纖弱之風，促進了明王朝一代新文風的形成。除此之外，其文章在明代文壇獨樹一幟，屢見於諸家選本之中，更是為其後計程車子所效法。
黃宗羲《序》（上）雲：“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在黃宗羲看來，明文最盛的時期為明初，有明文章正宗在此時確立，宋濂、方孝孺是奠基人，並且一直延續下去，沒有中斷，即“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裡、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黃宗羲在《序》中點出方孝孺在明文演進所起的奠基作用，譽之為“明代文章正宗”。
其二，立足社會現實，致力於美教化、移風俗。文學皆關乎世道人心。禮崩樂壞的元末，世道澆漓，人心不古。朱明王朝建立後，實施了一定程度的文化重建。方孝孺每到一地，均留心當地的歷史文化，尤其是在山東濟寧的時候。觀周孔之舊跡，慨然嚮往周公的時代。周公以禮正俗，孝孺亦終生思考用禮樂文化規範民俗，希望達到以教化美風俗的理想境界。這主要體現在他的《族譜序》《重譜》《柳氏譜記》等文章中，對尊祖、重譜、睦族的重視，有助於激發人們的向善向美之心。方孝孺在宗譜中所倡導的揚善隱惡之體例，能夠喚起人們心底深處的倫理親情記憶，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令人讚賞的是方孝孺在家譜的修纂體例中，明確規定妻妾和出嫁的女子可以入譜，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做法，體現了較為開明的觀念。現代學者談及鄉約，方孝孺是無法繞過的重要人物。綜上，可以說明，方孝孺是一個注重實學，追求實事實功的學者，是浙東學派的優秀代表。
魯迅對方孝孺的“發現”及當下省思
魯迅是一位極其嚴謹的學者和作家，方孝孺的名字在他的作品中並非隨隨便便就出現的，而是有著深思熟慮的。他以自己最熟悉的柔石來想象方孝孺，鼓勵青年作家不畏權威，繼續勇敢前行。雖然時代不同，方孝孺所處的環境卻和魯迅所處的現實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在朱元璋時代，滿朝文武大臣或沉浸在歌功頌德之事，或保持沉默，遁跡於山林，對民生疾苦幾乎視若罔聞；朱棣造反，發動靖難之役，朝臣紛紛投降，搖身一變成為新朝之權貴，如黃淮、胡廣、楊溥等人，繼續頌聖美政而毫無慚愧之情。相比之下，像方孝孺這種不畏強權，敢於大罵朱棣“燕賊篡位”的則顯得彌足珍貴和難得，其大義凜然的精神令士人肅然起敬。
歷史的齒輪轉到民國時期，在柔石等人遇害之際，文人幾乎同樣是失語的。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就是“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情，或者也許是不願，或許是不屑載這件事情，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可見形勢之嚴峻。
魯迅所“發現”的方孝孺及其“台州式的硬氣”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資源。中國“士”的心跡演變史發展到明代，無疑要為孝孺記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孝孺對民族心理的一個重大貢獻便是魯迅所說的“台州式的硬氣”。在中國歷史上，被誅十族者，惟有孝孺一人而已。靖難之役中，孝孺寧死不屈，拒不為燕王草詔，表現了崇高的氣節，深刻影響著有明一代的“士風”。方孝孺人是死了，精神卻流傳千秋。在郭英德看來，“整個時代最正統的文學，最值得稱讚的文學，應該是這種文學，是這樣的人格……現在做得還很不夠”。方孝孺錚錚鐵骨的精神，曾在民族危亡之際起過巨大的鼓舞作用。不但明清易代之際，孝孺備受劉宗周、陳子龍等人的推崇，而且在20世紀中華民族進行抗戰的最為艱難的階段，孝孺的精神亦曾激勵著全國的抗戰。1941年4月，日軍大舉入侵浙東，余姚等地相繼淪陷，寧海成為抗日前線。同年，8月28日，寧海人民自覺發動每人捐款一元購買“寧海正學”號飛機對日作戰。據《捐獻寧海正學號飛機以抗擊日本侵略》一文介紹：“取名《寧海正學號》，以鄉賢方正學為命名，要以方正學先生的忠君愛國思想來保家衛國，抗擊日本的侵略達到抗戰的勝利”。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寧海超額完成捐獻寧海正學號飛機的任務，為抗日戰爭做出重要貢獻。
魯迅作《為了忘卻的記念》回顧自己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其埋得不能呼吸，只能用這樣的筆墨紀念五位青年作家，使得自己苟延殘喘，心情壓抑至極。同時，魯迅表達希望，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柔石經過魯迅的表彰，已經為人所熟知。魯迅所“發現”的方孝孺，也已經成為浙東大地的一張名片，尤其是“台州式的硬氣”已成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與“台州式的硬氣”這一地方名片相比，方孝孺“被發現”的過程，似乎更值得注意。1924年，時任江蘇省省長韓國鈞所書的一副對聯：“十族殉忠天遺六氏，一抔埋血地接孝陵”，橫批：“天地正氣”，是對方孝孺精神的生動寫照。九年後，魯迅作《為了忘卻的記念》，進而提煉出浙東文人的精神品格為“台州式的硬氣”。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關注方孝孺，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1925年6月2日，魯迅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提到私拆函件，是中國的慣技，便談及“聽說明的方孝孺，就被永樂皇帝滅十族，其一是‘師’，但也許是齊東野語，我沒有考查過這事的真偽”。（《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兩地書·二六》）而在同月16日，魯迅談到革命，談到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南京，“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住處，卻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血跡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魯迅全集》第一卷《 墳·雜憶》）革命是魯迅一直思考的話題，他反對不徹底的革命，因此當談及作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南京，所留下的只有“方孝孺血跡石的亭子”還在，意蘊深刻，令人不覺陷入沉思。在作《為了忘卻的記念》兩年後的1935年12月29日，魯迅寫《序言》， 面對發表文章要被抽去“幾根骨頭”，其朋友談到“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魯迅則回應“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麽，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魯迅全集》第五卷）在此，針對拚命表彰方孝孺等文士的熱鬧景象，魯迅又開始對“方孝孺”式的人物進行了新的反思。
魯迅對方孝孺的重新發現，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認識。同時，我們也應該反思，不能被表象所迷惑，歷史人物是豐富多樣的，應當回到歷史的語境中，抱著“同情之理解”的態度，去思考當時文士的抉擇以及執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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