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從《冷血方孝孺》說開去
文：鄭今東（授權讀史、東方文化歷史發布）
前記：方孝孺(1357年-1402年)，寧海人，明朝大臣、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曾以"遜志"名其書齋，因其故裡舊屬緱城裡，故稱"緱城先生"；又因在漢中府任教授時，蜀獻王賜名其讀書處為"正學"，亦稱"正學先生"，後因拒絕為發動靖難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牽連其親友學生870餘人全部遇害，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被"誅十族"的人。福王時追諡"文正"。
齊慶民先生在《冷血方孝孺》一文的開頭寫道：“提筆來批判方孝孺，確實讓人左右為難，對這樣一個四百多年前被奉為士人楷模的人物說三道四，有種芒刺在背的感覺。”
我亦有同感。但方孝孺是歷史上的角色，我們是看客，議論一下總是可以的吧。一位朋友說：“歷史已有定論，還有什麽好說的。”但是在我看來，歷史根本就不能有“定論”，也不可能有共識的。既然“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科林武德），那麽，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就永遠給後人留有思考的空間。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把他的兒子們封為藩王鎮守各地，而他端坐中央，認為這就是固若金湯的一統天下了，而後把帝位傳給了以仁孝著稱的皇孫朱允炆。
朱元璋歸天以後，朱允炆為了鞏固帝位實行削藩，燕王朱棣打起“清君側”的旗號，開始了靖難之役。這是皇家代代不息皇位之爭的老戲文。其實質是人性的自私，也是人性的自保。有正邪之分嗎？建文帝是朱元璋指定的所謂正統，而藩王也是他朱元璋封就的。因為都想居於皇室的高端，他們便成了狼虎，這場廝殺是在所難免啊！
戰爭的結果是因為建文帝的柔弱失策而失敗，燕王憑著機智、勇毅、有時還裝瘋賣傻，最後取得了勝利。
建文帝最後的失策是自焚。試想，你一死，臣子們還有什麽存活的依據？還有什麽奮鬥的目標！在這樣的局面下，他們有的戰死，有的自殺，有的逃跑，有的被殺，建文的帝業馬上變成了一片死灰。而方孝孺卻選擇了獨特的死法——凌遲且滅十族。
建文帝和方孝孺的死亡選擇，說明他們只有輸的勇氣，失敗的勇氣，而沒有贏的勇氣和成功的勇氣。他們沒有花心思去解決成功路上出現的難題。這個沒有政治智慧，缺乏靈光的建文帝在危難時刻亂了方寸，倒記住了方孝孺那句“死社稷”的蠢話！以自我了斷的死亡事實，送給燕王朱棣一個絕對的成功。
齊慶民先生在文章中寫道：“如果朱允炆棄城而去，做戰略轉移，也不是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是呀，政治鬥爭從來都是白雲蒼狗，雲詭波譎，不死才能有柳暗花明哩！我又想，因為建文帝是朱元璋指定的正統皇帝，燕王也曾說：“吾來只為鋤奸，不知其它。”
如果燕王進城之時，朱允炆端坐在金殿之上，看你這位皇叔如何處置！將給燕王一個很大的難題。可惜朱允炆既無博大的氣量，也無應有的膽量，徒有勇氣搶先扔掉了自己的性命。
歷史當然不能假設，但總是可以思考的，建文帝朱允炆既已死亡，他燕王朱棣還客氣什麽。“勝則為王”的鐵律，又在朱棣身上得到了實踐，這便是後來的永樂大帝。
（燕王朱棣本來是以反對削藩而上台，上台後更加嚴厲地推行削藩政策。強化了中央集權。這便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所謂的帝王，不是有點流氓色彩嗎？朱棣死後，他的孫子又演出了侄殺叔的慘劇，我們常說“何其相似乃爾”，只能說是帝王專製體制下惡性循環的歷史輪回了。）
那個要朱允炆“死社稷”的方孝孺，既沒戰死，也沒跟建文帝一起焚死，更沒自裁，但他抱定了忠臣不事二主，要死得明明白白，轟轟烈烈，搞出點轟動效應，要彰顯出他那忠直之士的骨氣。
於是他身著孝服，手拿哭喪棍，出現在燕王朱棣面前（頗有行為藝術家的味道）。這是以十足的表演方式來挑戰燕王啊！就此而止也還罷了（畢竟你的主子已死，做臣子的以示哀悼也說的過去），但他和燕王的問答，是步步升級，那鋒芒畢露的言辭，倒也酣暢淋漓，回腸蕩氣。
但是，當等到他把“燕賊篡位”四個大字向燕王擲去時，就再也不能收場了。他這樣做，勇則勇矣，但有智慧嗎？是你自己硬往災難裡鑽，還能指望強權在握的燕王有什麽雅量嗎？別說姚廣孝的勸告，就是天王老子，他也會不依不饒啊！
就這樣，一個叫罵的腐孺，和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燕王“合作”，造成了滅方孝孺十族的慘劇。
方孝孺痛且快樂的承受著宰割，構成了他人生的主旋律和生命的指歸。哀哀870余口鮮活的性命成了刀下之鬼，滿足了強權者燕王殺人的快感，這是多麽慘不忍睹的一幅圖畫！
只是，這樣的愚忠，難道是為造福於社稷和人民的利益著想的嗎？你方孝孺的身家性命在血光中化為烏有，那九族人家的性命跟著化為鬼魂。這870多人血肉之身的慘死，就是為你鑄造愚忠的光輝形象嗎？
在災難面前，我們每個人應當作靈魂的拷問。“忠誠”是好品質，但是在它之上還有個絕對不能缺失的人道主義。如果只是方才孺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為主子殉死，別人無話可說。但他對上有老母下有兒孫及870餘人的死都不顧惜，來完成忠名虛譽的好漢角色，這種硬心無情，應該說是極端自私的心性刻薄，豈止是冷血，是地道的天性喪失，人性的泯滅。
（處於弱勢尚且丟失人性關懷，若大權在握，發起狠來，對社會會造成更大的災難啊！不信，請讀一讀《管夷吾病榻論相》）。
方孝孺的可愛之處，是他率性而為的痛快淋漓的辱罵，做了一次真人，敢同燕王講了一次平等，但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後人為這非理性的血光之災驚呆了，犯傻了！
殺人者是燕王不假，但是你方孝孺的激怒，成全了朱棣的殘忍啊！能隻怪燕王嗜殺嗎？歷史上被後世人稱作“大帝”的皇帝，幾乎都是殺人魔王，不信你數數！
在靖難之役中，姚廣孝把讀書種子方孝孺推薦給燕王本是善舉，卻釀成了方家血光之災。
我想方孝孺是被理學所害，是個讀死書的人，雖然讀了不少子曰，但不知夫子的微言大義，也許他坐談“立議”無人可及，但臨機應變百無一能，遑論及政治家韜略了。
齊慶民先生說：“方孝孺不是經天緯地的政治家”，沒錯，所謂政治家從來著眼的是“大”——國家、人民，輕視的是“小”——個人和小節。比如齊國一代名相晏嬰，面對崔抒的武力脅迫，鎮定自若，即不屈服於武力的威脅，又保全了生命。他是真正知道生死之忍的人。
事後，有人譏笑晏嬰不是忠臣，晏嬰卻說，“我不只是忠於國王，凡對國家有利的事，對我來說更重要。我如果死了，齊國如何複興……”國家和人民是他的使命感所在，因此他能出色地忍受了生的誘惑和死的威脅。
歷史上有兩位賢臣、良臣，和方孝孺的處境極為相似。一為東周時代的齊國管仲，他不跟著他的主人死，是為了立功，以自己的生存換來了更大的社會利益。
孔子的弟子子路與子貢責備管仲未能為公子糾死節，孔子卻讚美他，“管仲幫助齊桓公，稱霸諸侯，一匡天下，直到今天，人民還在享受他的恩澤。”
大仁，原就不能像匹夫匹婦一般拘於小信。孔子真聖人啊！
另一個是唐朝魏征，也沒跟他的主子去死，而是以自己的智慧，巧妙而謹慎地找準時機，用委婉的方式啟動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良知，成就了唐朝“貞觀之治”的盛世。
魏征對唐太宗說，“願陛下讓我做良臣，不要讓我做忠臣。”這還不令人振聾發聵嗎？
此兩人的歷史功績是青史永垂的啊！方孝孺這位讀書種子卻熟視無睹，置若罔聞，能不令人浩歎！如果方孝孺像管仲和魏征一樣去影響燕王朱棣，說不定永樂大帝會成就更加輝煌的帝業。那樣後人會敬仰你，感恩你方孝孺啊！
人得生命已屬不易，你方孝孺卻不珍惜，還搭上了873口生命，不是天大的謬誤嗎？真正的政治家哪有以惡作劇的方式硬拚的！
古人雲，“大怒不怒，大喜不喜”，能知伸縮進退變化才是聖人之道。
佛家講“忍”，——忍辱、忍讓、忍耐、能忍則能自安。能忍人所不能忍，方能為所不能為。
舊約聖經《箴言》裡有“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克制自己意志的，勝過攻城奪池的大將。”
方孝孺連這些修養都沒有，還治什麽國，平什麽天下！近人錢鍾書說過，統治者愚民的方法是叫人讀一種書，在我看來，方孝孺就是讀一種書的文化難民。說他算不上學問家也沒錯，錯就錯在他竟能成為皇帝的老師，造成害己、誤國，使這麽多人罹難。
文化的缺失，文化品位的低下，使方孝孺不了解世界，不認識自己。“在暴君面前大哭、怒罵，一如婦人”（齊慶民語），他是把身上的魔鬼放出來了，那就是以“我”的自私心理為中心，以自我為大，使仇恨蒙住了眼睛。
一份破詔書，橫豎一抹不就成了，他卻看得那麽重要。在封建帝王專製的社會裡，臣民永遠是奴隸是狗。這樣才能討生活。不管你位置有多高，其實你啥也不是。方孝孺是太把自己當回事了，不能忍辱還去冒犯，喊叫出：“就殺俺十族何妨！”的傻話。難道這生命除了死就沒有意義了嗎？
說個真實的故事。去一個朋友家，見他的狗拴著繩子，見生人狂吠不止，朋友說：“這狗瘋了，見生人便咬，所以拴了起來，但是只要你握住拴它的繩子，便不咬你了。”
我大笑著說，“聰明呀！狗，它是懂得了生存之道，這哪裡是瘋！”
狗咬外人是向主人效忠，誰握住拴它的繩子，誰便是主人，只有馴服。在帝王專製時代，人只能像狗一樣，你能越位嗎？
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應珍惜生命，把有限的生命貢獻社會，去做有益於人民的事，才是正理。靖難之役的結果，是叔侄易位，江山依然姓朱，日月照樣是明。
方孝孺守著忠於一個人的“臣節”，並拿著自己和873人的性命做代價，被欲望所控制，將其他的所有感情置於不顧，紅了眼，變成了瘋子，用自己的慘死，達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戲劇效果，絕非政治家的作為。
他本可憑克己的功夫，把這種衝動加以抑製，從而改變意志的方向，使意志在個體中隱匿。不去溢之於外，如此，便可望獲得個體生存的安心及有關十族人的快樂，而且還能賦予更強烈的意識，放出更絢麗的光芒。
但是，他沒有。這是方孝孺的悲哀，更是873口無辜被牽連者的悲哀。這種靈魂的自私，醜陋的表演，卻被人奉為士人的楷模，豈非咄咄怪事。
還有一個與方孝孺的死極為相似的案例，也寫在下邊。
清朝末年，一個縱橫京津兩地的大盜，在劫了大清朝的“皇杠”之後入獄，由於他經歷傳奇，慈禧有心“放他一馬”，不料這位“盜爺”並不買账，在禦審之時讓所有的人大驚失色。
所謂禦審，就是慈禧由嬪妃格格陪著坐在簾後聽審。這位“盜爺”卻大叫道，太后不是要禦審嗎？怎不出來問話？慈禧下令把簾子挑起，怒道：“我來問他！你一個刁民，狗一樣的人，如何敢劫一家皇杠！”
盜爺說：“我告訴你，爺為嘛劫皇杠，咱天津衛的爺們兒，”他嘿嘿一笑，中氣十足，說出一句讓後世混混們敬仰萬千的話來，“要劫，就劫皇杠；要奸，就奸皇妃！”
慈禧氣極，大筆一揮“凌遲”！盜爺昂然受刑，剛到一半，他抬頭問圍觀的人，“你們看看大爺變顏色了沒有？”他所彰顯的是江湖的草莽豪氣。
這位江洋大盜，追求的就是生死都要出盡風頭，決心要死出個人樣來，給道上的弟兄和天下的百姓看看。他會想這也是一種輝煌哩！自己的死是慈禧禦審的，你能嗎？
是他誠心把自己的“死”弄大，抬高規格，臨死還要在慈禧的臉上抓一把，要不怎麽能改成“凌遲”了呢？人真是個怪物，以慘死為生命的極致，這種人生的主旋律意義何在？
方孝孺的死和這位盜爺的死，何其相似。但這個江洋大盜的死只是他個人，死不失為江湖的草莽豪氣。
那麽，方孝孺的死連累了十族873人，還有一千多人流放，被譽為“天地正氣”的話不是也有“邪氣”在裡面嗎？他的高堂老母，已有朱元璋殺其丈夫的慘痛，而今又因兒子挨殺，那些兒孫們還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是什麽樣子，就又匆匆走進地獄之門，他們還不知道名利與欲望的鬥爭，又別無選擇的交出這來之不易的生命。
方孝孺的慘死驚呆了世人，而那873人的死僅僅是一個數字啊！那屍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慘景，就能被這873的數字遮蓋而視而不見嗎?如果方孝孺的死能夠獲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那麽這不知道姓名的873人的死便是“生的平凡，死的悲慘”啊!作為生命我們沒有理由不為他們痛惜。今天，我只能說，願他們永遠安息！
對於方孝孺，黃宗羲說他是“有明諸儒之首”；胡適說他是“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我想，他們是在方孝孺身上看到了自己。作為文化人，他們多麽想“直”一下，多麽想“撒點野”！方孝孺做到了，讓他們大快朵頤啊！方孝孺作為激情的奴隸，付出的慘重代價卻被他們忽視了。
作為後人，我們隻欣賞慘烈的主角，而漠視大多數人的悲慘，不是有失公允嗎？既然呼喚以人為本，就得給哀哀眾生一個撫慰才是。我們應當記住，自己做人，也要把別人當人；自己當英雄，也別忘記別人的苦難！這樣你才心安。
我想，兩位歷史名人對於方孝孺的慘死，給予的是同情吧！亦如我對於873人的無辜給予哀悼一樣。我所著眼的不是英雄，而是這些被漠視的無辜的被牽連者。
方孝孺被害，燕王殺人，彼二人一個愚忠，一個殘忍，同樣是對生命的漠視，對人性的褻瀆。在控訴封建專製制度殘暴的時候，能歌頌愚忠嗎？它是殘暴的另一面啊！
就我的所知，對兩位文化名人也該粗略認識一下。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不與當局合作，身處江湖，著書立說，拿今天的話來說，是自由撰稿人。在《明夷待訪錄》中，托故砭今，猛烈抨擊了君主專製制度，痛斥後世君主“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
他還批評了小儒的愚忠思想，否定了傳統的忠君觀念。他的生命方式是悠然的，自由的，但依然沒能跳出君主專製的藩籬，他企盼的是明君。
胡適是學貫中西的學問家，在蔣家王朝任職，用他的話說，“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身上雖然帶有西方自由民主的因子，但他理性很到位。蔣寫給他的挽聯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是多麽的貼切。
歷史名人的話，有時也不能當真，其學說其觀點能永恆不變嗎？他們的評說，我不知道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發出的，不過也不必在意。他們的深刻是在其行為上的，要聽其言觀其行才是。方孝孺的勇敢“行為”也應該被讚頌一下，不過那是人生的悲哀和淒涼。
人是一個謎，當目睹或敘述他人的苦難時，往往有一種滿足和快慰，這種對苦難的讚賞，使方孝孺“牢牢佔據道德的制高點”（齊慶民語），就變成了歷史在殘酷的說教，實已接近積極的惡意了。
歷史是有重量的，後人永遠踏著前人的腳印走，背著那份沉重，受累的可是自己。作為智者，我們應該站在歷史的枝頭微笑。
歷史是什麽？是爭奪的記錄，是倚強凌弱的敘述，是情殺，是智鬥，是勇格。我們往往被仇恨蒙住了眼睛，若能處逆境隨惡緣無瞋恚，隨順境處善緣無貪癡，才是做人的高境界。
凡是生命都有存在的理由，每個生命個體，都有其獨特個性，是獨一無二的，個體與這個世界又絲絲相扣，你的生死選擇，就不能那麽輕鬆任意。
我們應當記住：無論何時、何地，有何種理由，人性都是不能被泯滅的。舍此便是邪惡！
版權聲明：本文系鄭今東先生寫於2007年10月6日，經藝美在線編輯緗瑾推薦給讀史、東方文化歷史等使用，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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