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關乎千門萬戶，教育也就會有千萬聚焦。
教育承大業之千秋，教育也正處在多事之秋。
多年前中國最優秀的主持人倪萍，領了個“中華脊梁獎”，被李承鵬嘲諷為“確實是共和國脊梁，只是得了頸椎病”。
影視界呼風喚雨的女明星范冰冰，領了個“國家精神造就獎”，過了那麽多年，被小崔曬出來擠兌，“一個真敢發，一個真敢領”。
但如果，是一名教師，站到人民大會堂，或者央視演播廳，拿了這幾個名頭大得嚇人的獎呢？
哪怕他就是一個普通的鄉村教師，他樣貌很寒酸，他衣著不貴氣，他言談很木訥，他舉止不大方，又有誰會跳出來嘲諷與擠兌？或者真有人，他怎麽來避免成為眾矢之的，千夫所指？
魯迅界定過“脊梁”的內涵：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乾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陶行知涵蓋過教師的屬性：在教師手裡操著幼年人的命運，便是操著民族和人類的命運。
對號入座，捫心自問，天下職業，怕也只有教師，可以擔得起“脊梁”這個盛名與美譽了吧。
可是，教育的脊梁，教師的脊梁，在這個雜糅著信仰與懷疑的年代，已經不再挺直、昂立。
它越來越負荷，越來越無力，但願，這座脊梁不要折斷了，起碼，不是我們把它打折了。
現在的孩子不好教。
想必，每一個為人父母的，都不會否認。
孩子精靈鬼怪，花樣翻新，裡面可能蘊含聰明、靈氣，乃至異稟與天分，也可能包藏危機與險情，乃至隱患與禍害。
兩個人，或者四個人，或者六個人，關愛一個，照料一個，教育一個，都被弄得筋疲力竭，常常還徒呼無奈。
而一個老師，要教育五十個，一百個，甚至幾百個，上千個。負責他們的學習，關注他們的心理，助力他們的成長，還要考慮他們的學校生活。
這是多麽大的教育任務！幾個對一個都可能做得失敗，但我們往往要求，一個對百個只能允許成功。
有多少的非教育界人士，能真正走近一名老師，尤其是一名班主任，理解他工作的負累，心靈的煎熬，以及不被理解的酸辛？
《南方都市報》曾報導，廣東東莞某學校發生一起學生跳樓事件，起因是學生手機被宿管員沒收，一氣之下，縱身一躍，幸好下面是花圃草叢，沒有釀成最慘烈的悲劇，但該生肺部及腰椎受傷嚴重。
《新京報》報導，北理工附中某學生癡迷手機，其父沒收了手機，次日孩子索求手機無果，從陽台一躍而下，兩天后，情緒極度不穩定的母親也選擇了同樣的的方式。
類似的事件已經不是一起兩起，而是在一起一起地發生。這也不是網絡謠言，而是官方與官媒所證實的真事。
還有坊間傳聞的，其實也基本屬實的：老師找學生談話，可能有些怒其不爭，可能言辭有點激烈，學生離開辦公室，轉身就選擇了輕生……
我不知道一線老師，尤其是責任如山的班主任，聽到這類事件的具體反應。反正我聽到“父母沒將孩子手機丟到樓下，孩子也跟隨手機一躍而下”的新聞時，我是驚了一身冷汗。
因為，我也曾經沒收過學生的手機，還沒收過學生的玄幻奇幻科幻小說，沒收過學生的籃球足球。
我也曾因為學生長期不交作業，點過學生的名字。因為他上課很不用心，頻頻夢周公，要他在教室後站幾分鐘，等他夢醒後再回到座位。
我也曾因為學生沉迷網遊，深夜翻牆去網咖，多少次後，我忍無可忍，在辦公室呵斥過，批評過。
如果這些孩子也一時衝動……怎麽辦？我想著是後怕的，脊背發涼的。
我之前多少次，是遊走在刀口劍刃上。我可能就從靈魂工程師，瞬間成了生命劊子手，我立志做百世師，轉眼竟成了千古罪人。我可能一輩子被放在歉疚的火爐上烘烤，熔爐裡煆燒。
可是，我能不管嗎？有的學校在班上安裝了高清攝影頭，所有一切被看得一清二楚，被不定期通報。有的學校在實施“末位淘汰製”，哪個班成績墊底，哪個老師就暫時性失業。
再說，孩子的成績大滑坡，老師能不操心嗎？
下面是一個37秒的影片，你不妨反覆看幾遍。這樣的孩子是一個兩個嗎？面臨這種困境的老師又何止百千？是家庭教育的失職，還是學校教育的無力？抑或是老師的無能？
沒有人可以一語斷定。但可以斷定的是，教育的無奈，教師的無力，已經在日益凸顯。
現在的家長也不好得罪。
前幾天，河南的一位小學老師，恐怕做夢都沒想到，普普通通的自己扮演了一回被刷屏的對象，莫名其妙走紅了，但他如此地身不由己，如此的悲情愴然。
這位老師擔任小學四年級的班主任。幾天前，他把學生默寫古詩的成績和照片發到了家長群裡，引發了部分家長的不滿，然後家長們就指責他的做法。
然後這位老師只能道歉，可並沒有獲得家長的諒解。家長要求他登門道歉。如若不然就要告到教育局去。
憤懣之下，老師只能留下一封“辭職信”：“給個別家長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傷害……我很惶恐，深感自己專業知識的不足，故申請辭去。”
本著為學生負責的初衷，卻成了傷害家長的由頭。顯然，這些家長的面子、尊嚴是不可侵犯的，至少是凌駕於老師的面子與尊嚴的，哪怕是在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上。
他們的得理不饒人，他們的不信任、不理解、不寬容，最終讓一個有著15年教學年資、年屆不惑的老師，做出了丟掉飯碗的不得已的選擇。
而且，這位老師的跪求和泣告，宣示的是他個人乃至教師群體的師道尊嚴的崩塌：“我需要一個月2607塊錢的工資養家，跪求各位家長了。”
如果這些對白，被純真的孩子知道了。或者老師真的登門道歉，孩子看在眼裡。他還會親其師，繼而信其道嗎？
孩子可能會想，我老爸老媽在我面前就是奴隸，而老師在我老爸老媽面前像個仆從，我還用得著這樣怕老師嗎？
今年年初，因給孩子調座位，廣東連州一小學教師與家長關係鬧僵。家長在微信上給老師發了一個88元紅包，老師點開了，即刻返還90元紅包，但家長未收。過後，家長舉報到教育部門，該老師因收受家長微信紅包，而被當地教育部門處分。
一起“禮尚往來”的人情交往，演變成違背師德、有辱師表的鐵證。因為這是關於師德評價的一票否決。
而前不久六安的教師討薪維權，更是讓教師的卑小弱勢地位雪上加霜。為了一萬多元的獎金，這群老師一部分堅守在教室上課，一部分到市政府門前情願。
六安政府一聲令下，大量特警出擊，手起銬落，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群教師處置得服服帖帖。連一個文弱秀美的女教師，也未能逃過反剪雙手、戴上手銬的待遇。
面對學生、家長、教育部門的多重壓力，久而久之，長此以往，老師都身不由己地，成為了驚弓之鳥。還有哪個老師有那個心膽，一個也不能少？誰還願意落得個孩子沒教好，惹得一身騷？
於是乎，慢慢地，老師們就習慣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因為這比嘔心瀝血，盡心盡力更安全、更穩妥、更明哲保身。
誠然，教育本身痼疾重重，老師隊伍也必然有害群之馬，千萬之眾的教師隊伍，怎麽可能不滋生汙垢？但監督不等於苛責，管理不等於踐踏。
對老師的種種苛責，大大傷害了老師的積極性，也自然放縱了我們的孩子，進而讓我們的教育，加劇了惡性循環，乃至陷入死角。
尤其是，隨著新一輪教改的到來，大班製自由選課，走班製的趨勢無可逆轉，沒有固定的教室，沒有固定的老師，教學的追責問責或許弱化，加之以內因與外因，這種情形會不會加劇？
“師道尊嚴”，本來只是賦予老師的心理上的優越和和職業上的權威。但這種優越和權威，在一點點地被消解被淡化被削弱。
在封建傳統教育中不說，年代太久遠的也不說。按我這個80後的為例，我在一所鄉鎮中學讀書時，我們幾乎沒人敢和老師頂嘴，有的話就是罪莫大焉，學生對教師總存在一種發自內心的景仰、尊敬乃至懼怕，教師被蒙上了一種神秘感。儘管他們工資微薄，經濟地位不高。
我們的家長們都對老師說：“您要打就打，要罵就罵。”這不是一句違心話、客套話。他們願意把整個孩子的教育權連同管制權托付給老師，老師打學生罵學生，天經地義。
老師真的對我們有了責罰，有了打罵，我的父母都認為是掙足了面子，收到了莫大恩惠。因為孩子沒了老師的管教，是絕對不成器的。
有一回，我爸爸和我去趕集，碰到了我的初中老師，我清楚記得，我平時能言會說、一家子頂梁柱的爸爸，一下子就變得拘謹靦腆起來，他一個大男人，漲紅著臉，畢恭畢敬，在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面前，只會囁嚅著，請求老師對我嚴加管教。
還有一個我一輩子磨滅不了的印象：初中時我做班長，有一次晚自習，我對同桌笑了一下，我的老師喝了點酒，毫不誇張，瘦小的我簡直是懸在空中地，被他從教室拎到教室外。
當走廊上涼涼的冷風吹過來時，我感覺剛剛就像做了一場夢。我在教室外，整整站了三節晚自習。
但能怎麽樣呢？離家出走，還是自暴自棄？心裡一萬個委屈，還得把父親請過來，在家長的逼迫下寫下檢討，承認錯誤。
而若乾年以後，我發現，這位“粗暴”的老師，給了我心靈上的“創傷”，又讓我痛改前非地改了很多壞毛病。而到了今天，我對他是滿滿的感激。
複旦大學的錢文忠教授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教育，請別再以愛的名義對孩子讓步》。
摘錄他的一段話：現在的孩子罵不得、說不得、批評不得，一點挫折就接受不了！孩子畢竟不是成年人，孩子還必須管教、必須懲戒，我們要告訴孩子，犯了錯誤要付出代價。
什麽時候，把管教孩子的尚方寶劍還給老師，老師挺直腰杆、理直氣壯，關乎一代人的教育窘境，會好轉很多。
在寫這個文章的時候，我又看到一則最新的新聞：
6月5日，贛州市警察局章貢分局發布了關於贛州四中發生墜樓死亡事件情況通報。
劉愛平，江西省贛州四中校長，選擇了一種慘烈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教師生涯。
據知情人透露，劉校長每天到校門口誦讀經典，堅持多年，意在鼓勵學生閱讀經典；每天早晚親自打掃一次廁所，為的是教育學生，被媒體調侃為“廁所校長”；他堅持讀書寫文章，多次出版專著，在報刊開設專欄，以此來感召身邊的教師。
悲劇的具體原因，我們無從也不便揣測，但其遺書的內容稱：為學校和師生付出了全部心血，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身心俱疲。他說“在天堂裡我願意繼續做老師”。
希望天堂裡的教育能更春風拂面，春風化雨。
希望他沒那麽勞累。
至少，能勞而不憂鬱，累並快樂著。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