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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形式主義滲進校園:非教學任務反成教師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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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徐海濤

一些學校校長忙於整理檔案和“陪會”、一年開展多達十幾次“小手拉大手”、家長被要求“手機APP刷量”和“微信刷票”、教師“包戶扶貧”……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安徽一些地方走訪了解到,當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走出機構”向中小學校園蔓延,形成文山會海沉重負擔。

據了解,這些事務多來自一些黨政機構的“轉包”“指派”“考核”,有的還涉嫌弄虛作假。這導致一些師生乃至家長承擔了大量本職外的事務,分散時間精力,影響正常的教學求學。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形式主義不根除,就很難真正“把時間還給教師”。建議建立教育行政部門權力清單,取消和叫停不必要、不合理的填表、考評;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落實和擴大學校自主權。

一學期500G硬碟裝了啥

“近年來學校收到的各類檔案越來越多,比如去年僅從縣教育局發來的檔案就超過1000份。其中不少與學校工作基本無關,比如招商引資、勞動就業、市場打假的檔案也轉過來,要求遵照執行。”安徽某縣一位公立小學校長說,縣教育局這樣做是為了應對上級檢查,卻讓學校陷入了“文山”之中。

更讓他頭疼的是開會多。“準確地說是‘陪會’。算算我每年參加的會議,不止一百場,高峰時一周開四天半會,但最多三分之一的會議與學校有關。比如,安全生產工作會、殯葬改革推進會、村容村貌整治會,聽了一上午沒提到一次‘教育’‘學校’。”該校長說,這些會來自縣教育局各個股室和鄉鎮黨委政府,很多會議還強調校長必須參加,開會、閉會都要簽到。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發現,這位校長反映的情況具有普遍性。安徽某縣一所公立初級中學共有40個班,近2000名學生,管理人員和教師130人。據該校團委書記兼班主任介紹,去年學校買了一台硬碟容量1000G的檔案伺服器,本以為能用很長時間,結果一學期就用掉了500多個G。

“仔細檢查後發現,裡面沒有多少教學類檔案,大多是校長官班子、教研組、班主任為應對上級檢查,‘留痕’而產生的各類檔案資料。”這名團委書記說,現在許多考核、檢查都重資料輕實效,自己整理檔案資料的時間甚至比上課都多。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德文說,有時某些政策需要見效期,督查考核的實際作用可能並不大,但層層指令、自上而下需要交代,就會出現政策考核形式大於政策實質內涵的情況,最終過度“留痕”。

手機APP“一張A4紙都記不完”

讓安徽某縣公立小學校長頭疼的,還有越來越多的“小手拉大手”活動。“小手拉大手,共創文明城”“小手拉大手,創衛一起走”“小手拉大手,抵製燒秸稈”……

“以前一年幾次,去年達到十幾次。每次都是‘致家長的一封信’,讓學校發給學生帶回家,家長簽名後學生再帶回。發放、回收都規定時間、不能遺漏。”據了解,有的活動還要求家長寫感想,“小手拉大手”泛濫成了沉重的負擔。

受訪專家指出,當前除了教育行政部門以外,一些部門將學校納入業務管轄範圍,把學校視作搞形式主義、撈取政績的工具,層層施壓下,學校只好被迫“扎扎實實走過場,認認真真乾虛活”。

該校長說,團委、婦聯、警察、司法、綜治辦、文明辦、衛生、安監、環保、工會、科協等,都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給學校“派活”,有的還指明要老師上陣。“比如前段時間縣工會要求學校抽調教師,參加工會法知識競賽;市科協要求學校派100名教師,關注其微信公眾號學習科普,再做試卷答題。”

“學校裡,學生人數多,‘刷指標’快,教師做事認真還聽話。”在該校長看來,這些部門讓家長“留痕”、教師答題,不僅是形式主義,還涉嫌弄虛作假。

更多的“增負”,發生在手機和電腦螢幕上。安徽某縣公立初中團委書記兼班主任介紹,現在許多部門都推出手機APP,比如僅校園安全方面就有警務通、市安全教育平台、課外活動(禁毒)平台3個,要求所有學生家長下載、安裝、注冊、激活,平時學習。“我們學校不少學生家長是農民,不太會用智能手機,動員起來很困難,但完不成任務上級要處理。”

除了手機APP,還有智慧團建、全國少年宮平台等電腦軟體……這位班主任說,由於資訊平台、登錄账號太多記不住,只好寫在紙上貼到牆上,“一張A4紙都記不完”。

此外,上級還要求關注各種微信公眾號,如市政府、縣政府、縣教育局等還經常舉行各類評比,讓學校發動家長投票。

比如,前段時間市裡評選“年度十佳政務新媒體”。連續10天,校長每天在微信群裡催班主任,班主任再催家長,要給參評的縣教育局、縣紀委公號投票。家長投票後截屏傳給班主任,班主任傳到學校,學校再傳到中心校,中心校最後傳到教育局。

“層層截屏層層傳,可想而知花費了學校和師生多少時間、精力。”該班主任說。

優先把貧困戶孩子教育扶起來

“現在讓老師很無奈的,還有強製扶貧。”安徽某縣公立小學校長介紹,近兩年來,當地要求縣城中小學三分之一教師、鄉鎮學校所有教師去扶貧,每人包5戶貧困戶。

“教師扶貧,一無技術,二無資金,三無項目,只能精神扶貧為主,宣傳教育扶貧政策,檢查政策享受情況。”他說,教育扶貧政策主要是“三免一補”,“這些去兩次就能講明白、查清楚,但縣裡要求教師每月固定三天上門扶貧。時間長了,很多貧困戶也不歡迎教師去,因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還得抽時間見面,耽誤‘乾正事’。”

不僅如此,扶貧工作要“留痕”,需填寫幫扶材料,看教師字寫得好,有的村幹部就全讓教師寫。不少教師下課寫、放學寫、周末加班寫,如果村裡不滿意,鄉鎮就上報縣扶貧辦,通報教育局追究責任。

寫不完的各種應付材料,填不完的各種表冊,迎不完的各種檢查驗收……多位受訪教師說,非教學任務反而成為了工作重點,關係著學校和教師的督導考核評估,成為難以承受之重。

“應完善考核評價體系,減少‘形式主義’的留痕,將教師從一些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把更多時間和精力放到教學工作上來。”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辛鳴說。

此外,該校長介紹,有的貧困戶家距學校幾十公里,教師要自己出路費,更重要的是經常調課,影響教學。“去年下半年市裡、省裡兩次扶貧檢查,凡是抽到的村,包戶教師就得停課迎檢,打亂原有的教學計劃。經常調課也影響了學生和家長的生活。”

據了解,強製教師扶貧在不少地方存在。在該校長看來,精準扶貧是國家戰略,全社會都應盡心盡力。但教師集中精力做好本職,教好學生,落實好對學生的教育優惠政策,把貧困家庭孩子“扶起來”,才是真正對扶貧有益。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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