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好老師，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是一句客套話，在至聖先師遠逝的年代，向一切給予我們良好啟發的人士致敬。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任大剛

　　寫這篇教師節的文章時，我正捧著手機，坐在周日小學四年級英語補習班教室的後排，奮指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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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後排的家長和坐在前面的小朋友一樣多。他們有的做筆記，有的發呆，有的玩手機。我應該歸入玩手機的一類。

　　年輕的女老師講得繪聲繪色，全情投入，師生互動很頻繁。如果她講得再難一些，我便打算放下手機，再複習一下擱置已久的英語。

　　所有家長陪著孩子坐在一起上課，大概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觀。

　　我並不希望坐在教室裡，相信很多家長也不想坐在教室裡。培訓機構為了節約成本，並沒有準備足夠大的休息室，家長因此不得不坐到教室來。

　　在另一家培訓機構，就沒有家長陪坐在教室的情形。但家長一坐進教室，像是監督老師上課，很不信任老師一樣。

　　我曾經做過老師，第一次走進補習班的教室上課，心裡便很不自在。但見到老師並無厭惡之情，才逐漸放下惴惴不安之心。

　　▲ 在上海一家培訓機構裡，家長和學生坐在一起聽課（圖/任大剛 攝）

　　老師們都是靠本事吃飯，最終要靠學生成績和選課人數決定收入，因此應該會對家長進教室持歡迎態度。混日子是跟自己過不去。

　　小孩子最大的心願是跟父母待在一起。父母坐在後面，他們在前面上課，也算是待在一起，這應該是他們樂意的。

　　在他們這一代之前的人類社會，沒有人體驗過這種新奇的上課方式，但是從孩子們的情緒看，他們的確是很樂意的。並且，由於家長們坐在後面，無形間起到了監督課堂紀律的作用，教學效率提高不少。

　　這種史無前例的課堂人員組成方式，目力所及，並沒有進入教育專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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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疑問，目前我坐在這間教室裡看到的教學活動，是一種異端的、邊緣的教學方式。但須知，一切改革都是異端變為正統，邊緣變為正途。

　　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私立學校沒有這種教學組織形式，頂多成立家長委員會，或偶爾請家長到學校客串一下教學活動，如此而已。全程深度參與到教室的教育教學是不可思議的。

　　這或許會帶來兩個擔憂。

　　第一，孩子的獨立成長時間會不會因此延長？

　　上周五，我家小孩“擅自”邀請她的同班同學來我家做客，孩子母親大驚失色，覺得沒有向她匯報，如果出了安全事故，擔當不起。我則認為，更應該注意的是，孩子在實踐怎麽交朋友，怎麽待客，這是成長必經的一步，遲早要來。

　　孩子的成長，是一個脫離家長視線的過程。家長與孩子同在一間教室學習，之所以不會出現保護過度，是因為這種家長與子女同在一個教室學習的時間並不長，大量的時間還是在學校度過。

　　▲安徽淮南市青少年宮內，走廊裡坐滿了陪孩子學藝的家長（圖/圖蟲創意）

　　第二，會不會因父母陪伴時間長短，導致成長過程中出現人為差異？

　　我認為，這種特殊的課程往往在周末和節假日，正好也是絕大多數父母休息的時候，而不至於讓富有的全職太太專享。

　　很多時候，家長並不清楚為什麽孩子的成績總是無法提高，很多家長窮盡努力，踢桌子打板凳雞飛狗跳也無濟於事。問及班主任或科任老師，可惜他們要照看的學生有三四十、四五十個，實際上很難診斷準確病因。

　　而家長隨堂聽課，則可以從孩子聽課是否專心，回答問題正確與否，對孩子的接受能力，專注度和智商高低作出更為準確的判斷，從而更能夠給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因此，這種家長隨堂聽課的新形式，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最佳結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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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觀察很多培訓機構老師的表情和肢體語言，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充滿著少有的職業自信。今年年初，我在一個培訓機構看到過一張非常令人震撼的海報。

　　這張海報統共列出20名教師的教育背景，其中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生9名，來自中國科大、華東師大和華東理工的畢業生各2名，來自複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理工和上海師大的畢業生各1名，還有1名來自法國國立高等化工學校的畢業生。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老師隻負責高中數學、物理和化學教學。

　　從他們的照片看，他們如此年輕，充滿活力和自信；他們供職於一個培訓機構，而不是公辦學校或民辦學校，但並不因沒有體制身份而感到惶恐不安。

　　▲在上海一家培訓機構裡，牆上掛著的一張“學霸教師團隊”海報（圖/任大剛 攝）

　　曾經有個朋友想單獨聘請某個培訓機構的老師給孩子補課，被拒絕，原因一是培訓機構不允許；二是培訓機構給的工資已經足夠豐厚，不必外出搞私教。我想這就是職業自信的最終來源。

　　職業的自信，意味著職業心理的健康。只有一個自信的老師，才能教出自信的學生，一個心理扭曲自卑的老師，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成長，顯然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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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師節來臨之際寫出這些膚淺的教育觀察，我的意思是，關於“教師”的概念，其內涵和外延亟需更新換代。

　　目前談到教師，潛意識裡限定於學校教師。

　　其實哪怕是在韓愈“傳道，授業，解惑”的定義上談，這個限定也站不住腳。

　　譬如中小學的課業培訓機構，主要承擔的是“解惑”功能；一個人走進職場，還需要參加這樣那樣的培訓，那主要是“授業”。他們顯然是韓愈定義的老師。

　　除了只是把學校老師當成老師外，還有一種傾向是認為只有“傳道”的才是老師，從學校天生具有形塑學生品格的功能出發，因此更認為只有那裡的工作人員才算是老師。

　　但在這個終生學習的時代，你22～28歲大學、碩士或博士畢業進入職場，只是學習告一段落。

　　圖/圖蟲創意

　　很多人認為，一旦成為成年人就三觀恆定。事實並非如此，通常情況下，三十歲之前和之後，婚前和婚後，有孩子沒孩子，有房沒房，炒不炒股，等等，人的觀念通常都會發生很大變化。

　　而從“傳道”的角度來說，也還面臨體道、認道的革新和實踐，所有引發其變化的因素，未必是學校的專職教師的言傳身教。

　　偶爾我們會遇到這樣的情形，一個多年沒有謀面的人會說，你當年的某句話改變了我……這時候我們往往很惶恐，我們不過是很普通的人，何德何能去改變別人？

　　但人家言之鑿鑿，非常誠懇的樣子，興許某句話真的打動了人家的某根重要神經，給處於人生谷底或困惑之中的人以良好的啟發。

　　你的這句話對人家的影響，恐怕不亞於思想政治課的全部功能。如果你是如此影響別人的，在這個教師節，你理應得到祝福。

　　值是之故，我認為，教師節，除了祝福我們學校裡的老師，還應該祝福所有給我們帶來觀念變革，職場進步，解答了我們重大疑惑的一切人。

　　我想，理想的狀態，應該是一切人為一切人之師。這個時代正在去往這個方向，“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是一句客套話。

　　只有在一個靜態的社會，年歲越長，觀念技能和知識才會越壟斷在年長者的手上。在一個學習型社會，年長者向年輕人學習觀念和知識，太正常不過了。

　　爺爺向孫子學習互聯網意識和技能，不是很正常的嗎？

　　一切時代的學校幾乎都是保守觀念的代名詞，教育觀念也不例外，這個時候，學校向培訓機構學習教育教學，不也是很正常的嗎？

　　在至聖先師遠逝的年代，向一切給予我們良好啟發的人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