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是農業文明社會，農業不僅決定著古代中國的經濟運行模式，還無形地決定著中國歷史的命運。而作為農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人口和土地——一旦出現比例失調，王朝的統治就會出現危機。如西漢、東漢、唐朝、北宋、明朝，人口最多的時候都不是出現王朝盛世，而是出現在王朝的末期或大變局時期。
早在戰國末年，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就指出這個支配中華文明命運的死結：“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意思是說，在土地生產糧食恆定的情況下，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長，那麽每個人分到的糧食就會越來越少，最後大家肯定會為了搶奪食物而大打出手！簡而言之一句話：糧食增長必須跑贏人口增長，否則便會天下大亂。
明白了這個，也就不難理解為啥古代人口數量很難跨過一億這個坎兒。因此，要想打破人口增長的瓶頸，必須要解決人地比例失調的問題。
清朝前期，因為戰爭的破壞，造成了大量人口減少和大片土地荒蕪，人地矛盾不是很突出。等到了康熙時期，隨著局面的穩定，人口開始爆炸式增長，問題很快又顯露了出來。
康熙作為中國古代最睿智的皇帝之一，自然少不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他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與康熙四十八年（1709）間，曾數次把“人地矛盾”的話題拿到台面上講，明確指出：“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同時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那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即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全國丁銀數為永久的徵收定額，以後額外添丁，不再多征。這其實是一種讓利於民的做法，可以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時刻，減輕後來人的一些負擔。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哪怕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不斷增長的人口始終還是要吃飯的。因此，節流（省糧食）從來都不是解決吃飯問題的最好辦法，開源（增加糧食產量）才是。
但是，在中國古代，由於農業生產力水準長期低下，部門面積的糧食產量不高，且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很大，所以，要想增加糧食產量，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開墾荒地，擴大糧食種植面積。公元1723年春，剛即位幾個月的雍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特下一道旨意說：“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為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生？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把開墾荒地這事，上升到國家高度。
然而，開荒如同啃雞腿，容易咬下來的大塊肉早就在順治與康熙時期被開發殆盡，到雍正朝，很多地方只剩下一些貧瘠的零碎土地，想大規模的開荒已經沒有實施的空間與條件了。因此，儘管雍正非常想解決當時日益尖銳的人地矛盾，可到最後也是雷聲大雨點小，並無什麽建樹。可以想見，如果他的繼任者乾隆仍然沒有更好辦法的話，那麽乾隆極有可能會成為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個亡國之君。
幸運的是，乾隆明顯要比他的老子更會變通。
經過認真思考與研究，乾隆發現，單純的開荒肯定是無法滿足新增人口對糧食的需要。與其這樣，不如“地盡其利”，讓那些有著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的官員自個兒去想辦法。於是，他開始大幅度擴大地方政府的職責範圍，將“農事考課”強行列入決定官員前途的考核。
官員們見農事關乎到自己的仕途命運，紛紛開動腦筋。其中有些官員發現皇帝並沒有明確規定“以糧為綱”，就開始在經濟作物上打主意，比如棉花、茶葉、蔬菜水果、甘蔗、油菜甚至花卉等等。雖然這些東西不太能直接用來果腹，但可以拿來賣錢，“一畝可收稻田數畝之利”。清史專家高王凌曾指出：十八世紀清代政府經濟發展政策的內容，主要是發展五穀以外的作物種植和農耕以外的各種經營。
乾隆當然也沒閑著，就在他為緩解人地矛盾忙得不可開交之際，福建有個叫陳世元的商人也在為一件事四處奔波，那就是推銷“金薯”。
陳世元對“金薯”極為看重，每到一處，他都要向當地鄉紳推銷此物，說一大堆濟世安民的話，待對方買下後，他還親自把那寶貝似的東西埋進土裡，示範栽種方法。
“金薯”又叫蕃薯、甘薯、朱薯、番茹、紅山藥、玉枕薯、山芋、地瓜、甜薯、紅苕、白薯，原產於美洲，大航海時代前期由西班牙人攜至呂宋（即菲律賓）等國栽種。明朝萬歷年間，在呂宋做生意的福建長樂人陳振龍見當地種有蕃薯，耐旱易活，生熟皆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穀”，便不顧西班牙政府的禁令，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渡海帶回福州培植。
由於蕃薯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不用辛苦的照料，產量卻是稻穀或小麥數倍，這對那些饑腸轆轆的百姓來說，不啻於天大的福音，因此很快在東南沿海推廣開來。
據記載，乾隆六年（1741）的時候，清朝曾進行過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當時統計的人口數字為1.4341億，年增長率約為1.29%，即每年大約要多出258萬人，遠超之前任何一個朝代。按照歷史的宿命，乾隆初年本該是一個福份已盡的時代，因為這時的人口幾乎達到了土地承載的極限。接下來，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被餓死，而在餓死之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選擇鋌而走險，也就是造反。
然而，蕃薯與它同伴（土豆、玉米）的到來，延緩了這一恐怖景象的發生。
再比如玉米，同樣來自美洲，同樣容易養活，且更加耐旱，也適合大規模種植。因為玉米的到來，清朝大量難以灌溉的山丘旱地終於有了用武之地，數千年來第一次被視作耕地而得到開發利用。乾隆年間，玉米在全國到處推廣。河北地區一望無際的玉米地就曾經給訪華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留下過深刻印象。
還有土豆，這個原產於南美洲安第斯山區的塊莖草本植物，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小麥、稻穀、玉米之外的第四大糧食作物。據載，土豆大約是在十六世紀時引種到中國的，明末農學家徐光啟曾在他的《農政全書》中這樣記載：“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內白皮黃……煮食，亦可蒸食。”
土豆和它的同伴蕃薯一樣好養活，落地就生根，入土必出芽。康熙十八年（1679），福建松溪縣發布了一道勸農文告，點名要求當地農民大力種植“馬鈴薯”。這是中國最早推廣土豆種植的政府文件，也是土豆學名的由來。此後，在全國各地的農政文獻中，土豆開始被冠以各種名稱大量出現，比如洋芋、山藥蛋等等。從這些非常“鄉土”的別名來看，土豆在康乾時代已經完全融入中國文化。
於是，伴隨著這些美洲高產農作物在中國落戶，使得很多原本只能長草的土地開始變成耕地，悄無聲息地擴展了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同時也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糧食總產量。比如，在清朝，有玉米參加輪作複種的土地，要比那些沒有玉米輪作的土地增產四分之一。再比如，水稻畝產超過千斤也就是最近幾十年才實現的事，而蕃薯、土豆畝產千斤，在清代時已經能輕鬆做到。因此，正是有了這些高產作物的幫助，清王朝才有可能養活比以往任何一個王朝都要多得多的人口，也刺激中國人放心大膽地去生養更多的人口。
乾隆五十年（1785），八十歲高齡的陳世元受政府委派，前往河南傳授種植蕃薯之法，途中逝世。乾隆聞訊，開恩追贈陳世元一個國子監學正職銜，一個區區正八品的官位。有人對乾隆的這一做法嗤之以鼻，因為他過於放大自身的價值，沒有真正認識到陳世元推廣蕃薯的功勞。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若不是有蕃薯、土豆、玉米來救急，乾隆哪怕再英明一百倍，其命運恐怕也不會比其他末代皇帝好太多。
畢竟，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從來不是個人力量能做到的。
所謂貪天之功為己有，無恥之尤是也。
果然，到了乾隆末期，隨著高產農作物普及完成，糧食增長速度再次放緩，人地矛盾又慢慢顯露出來。四川、湖北一帶，一些吃不上飯的百姓，在幾個披著宗教外衣的野心家的鼓動下，發動了白蓮教起義，揭開了清朝後期大規模農民戰爭的序幕。
看來單純靠蕃薯、土豆、玉米的力量還不夠，否則後來鄧小平同志也不會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
值得慶幸的是，如今吃飯問題早已不再是個問題。
本文節選自最新版出版的《鬼臉歷史課4元朝和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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