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日漸荒涼的內心、日益粗糙的生活而言，詩意的存在價值是不容質疑的。現代社會可以創造豐富的物質，但不能同時使我們的靈魂也豐富起來。靈魂需要載體，需要語言的訓練，而它最親密的盟友，正是詩歌。——by 謝有順
走向“綜合”的詩——我讀哈雷的詩歌
文| 謝有順
很長一段時間來，中國當代新詩的寫作，一直處在“不斷革命”的緊張狀態中。在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對詩歌的寫作佔據主導地位的年代，很多詩人的寫作，是從意識形態的需要出發的；而在一個商業主義的時代，詩歌所感染的風習，又和消費、欲望及其商業倫理密切相關。很多詩人，習慣在自己的寫作中建立起一種總體性，並以此來支配自己的感覺和命名衝動。為總體性而寫作的詩歌，即便在最為強調個人主義的詩人身上，其實也若隱若現，所不同的，不過是為一種總體性換了不同的說法而已——從“祖國”到“田園”，從“青紗帳”到“麥地”，從“靈魂”到“身體”，名詞或有不同，內在的思維方式其實是相似的。
這種被總體性支配的寫作，使得許多詩人日益成為紙上的虛構者，而很少使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寫作，似乎也忘記了自己身上還有鼻子和舌頭。於是，詩人的抒情與敘事，想象與說理，越來越怪異、荒誕。詩人們普遍帶著政治理念或消費主義的面具，關心的多是宏闊、偉大、遠方的事物，而身邊那些具體、細小、卑微、密實的事物，與自己血肉相連的那個日常世界，不僅很難進入詩人的視野，甚至還為多數詩人所忽略。一種遠離事物、細節、常識、現場的寫作，一度成了詩歌寫作的主流，寫作變成了一種拋棄感官、拋棄日常經驗的話語運動。
這種寫作的特徵是向上，仿佛詩歌只有和天空、大地、崇高、形而上、未來主義、烏托邦密切相連才是正途，甚至有一些詩人，把詩歌變成了單一的頌歌或戰歌。所謂“向上的寫作”，在“十七年”和“文革”時期是很普遍的。進入新時期以後，情況有所改變，但是依然有不少詩人熱衷於此，只不過把過去的政治詩變成了文化詩，將政治的面具換成文化的面具，戴著面具寫作，仿佛這就是詩歌的現代性，其實不過是些被一種強勢文化奴役之後的閱讀感想而已，詩歌寫作的不及物性特徵並未發生變化。對詩歌的人間性和日常性的召喚，就是在這個背景裡受到關注的。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就有詩人提出，詩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語言本身，後來的口語寫作、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等寫作趨向，也都可以在這個語境中確定它們的起源。這些新的詩歌探索，往往有一些共通的訴求：反抗空洞的宏大敘事，試圖直接書寫個人的生活經驗，包括身體的經驗；追求詩與語言的及物性，讓生活世界得以顯現，進入無遮狀態。它與“向上的寫作”截然不同，不妨把它們稱之為“向下的寫作”。
“不斷革命”的寫作策略，使得中國當代新詩在時間上形成一種後浪推前浪式的遞進關係，在修辭學上則是一種詩學原則替代另一種詩學原則，一種口號替代另一種口號。我並不否認，在這種替代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值得我們重視的新要素——以激進革命的方式來進行藝術探索，對於一種陳舊的詩歌秩序而言，它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然而，也須看到，後起的詩人在瓦解之前的詩學原則、有效地發動“詩界革命”的同時，卻往往未能形成一種整全的詩歌觀念，也很少顧及詩歌內在的藝術邏輯。許多詩人，骨子裡都有一種“造反有理”的道德衝動，似乎推倒了前人的詩學原則，自身的存在就具備了合法性，因而可以理所當然地佔山為王。可是，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識到，過於乖張的反叛意識，過於激進的策略，在瓦解以往的詩學原則的同時，隨之而來的，也有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神衰敗，當然也包括在藝術上的衰敗。如杜衡在《望舒草·序》中所說：“人往往會同時走著兩條絕對背馳的道路：一方面正努力從舊的圈套脫逃出來，而一方又拚命把自己擠進新的圈套，原因是沒有發現那新的東西也是一個圈套。”從一個圈套到另一個圈套，詩歌一直在一種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焦慮中前行，追新、尚新之風至今為止。一味地追求藝術的變道，藝術的常道卻未能得到有效的守護，以至於有一段時間來，詩人的書寫與行動越來越具行為藝術的意味——我想，詩歌讀者的衰微並非與此無關。
無常道，變則無準則，也無意義。只有變道沒有常道的藝術世界，留存下來的藝術遺產定然很少，而藝術變革是一種積存，是在積存中變化。“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積存與變化的關係，正是藝術的本質關係，詩歌也不例外。
在這個背景裡，詩人哈雷的寫作，也許特別值得注意。他稱得上是中國當代新詩變革的一個親歷者。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他作為一個大學生，就開始致力於詩歌寫作。那時的哈雷，在寫作上並未真正形成自己的風格，如孫紹振所指出的，和當時許多執著於文學的青年一樣，他“只能在他們所能直接接觸到權威詩人的陰影下訓練自己的語言和想象”，艾青、郭小川、賀敬之、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影響在他早期的詩中清晰可見，“他本來是很有才氣的，但在八十年代初期並沒有進入福建省詩歌創作的前衛。現在看來，他那時的缺點是對於流行規範的免疫力不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哈雷一度轉向城市詩的寫作，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詩作。此後，他的興趣和精力轉向其他方面，在寫作上有過一段時間的停頓，但思考與探索並未完全停止。到了最近幾年，他的詩作不管是從量還是質的角度看，都有較大突破。這時候的哈雷，在詩藝上有了足夠的積累，也有堪稱豐富的人生閱歷，因而可以不再受“不斷革命”的時代風潮裹卷，精神視野上日益開闊，詩藝上也越來越具備“綜合”的意味。
孫紹振說：“哈雷並不是真正的浪漫，也不是現代派，在浪漫時，他的詩風有一點浪蕩，在浪蕩時他又有一點優雅，甚至有一點古典的寧靜和矜持。 ”這種氣質，在哈雷的近作中日益明顯，我們已經很難單一地從流派、主義的角度去辨識哈雷的詩歌風格。只要讀讀他的《今天的月亮——寫在女兒的婚禮上》、《街道的聯想》、《身體波爾卡》、《跟著裡爾克去流浪》、《羅源灣》、《胡卡瀑布那一刻美麗的時光》等詩作，就能確證這一點。《唱詩岩》一詩，更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真正的生活，完全來自於僻靜處
被詩人踩踏過的石頭，也開始有了靈性
那高崗上的月亮，夜的夢，光滑的風
從老農的衣袖裡落下的谷粒
竟然還是唐朝的模樣
只有那水煙裡藏著春草般的現代思緒
冷不丁嗆你一口，但更多的時候
它們吸入大山的肺腑，頭上的青煙
將陳年的苦難，一古腦吹散
比詩歌溫暖的還有泥土
比泥土更加光亮的是苦澀的淚
唱詩岩，寂靜和瑰麗的靈魂
你喚起了我一次對遙遠的風的吟唱
你那剛硬的頭顱，像凝重的山
凝視著平靜的海——
日複一日守著這片荒僻，並不理會
山海交界處，那些項目割開傷口
讓岩石上的詩句感到疼痛
我相信了你原是海邊的一個歌者
低垂著頭，想念著波濤上的孤帆。當你寂寞了
便有情歌從緊閉的山巒傳來
勞動和愛，生長的綠，汗水讓生活不斷完美
你也不斷高踞起來，遁入了山野
給我黑夜的眺望
和對海的一片深情。讓我在虛無的地方
找回生命的意緒，讓石頭的紋理深邃起來
然而秋天，卻變得不知去向
除了不再單一地依仗某一流派、主義，試著走“綜合”的詩學之路，哈雷最近的詩也在探索如何糾正“向上的寫作”和“向下的寫作”各自的偏差，將兩者進行調和、統一。像這首《唱詩岩》，哈雷一方面注視自己的生活經驗，另一方面也關心那些宏闊的事物，正如劉錦華所指出的，哈雷的這首詩有渾然天成的體悟，“這種體悟不是高深宏大的，而是一種自然而樸淡的詩性感知。整首詩有物，如‘唱詩岩’；有事，如‘詩人踩踏過石頭’；有情，如‘岩石上的詩句感到疼痛’和‘對海的一片深情’；有悟，如‘比詩歌溫暖的還有泥土/比泥土更加光亮的是苦澀的淚’，因而讀來晶瑩飽滿，既源於生活，源於實感，又源於自然而然的，情景交融那一刹那的成熟與溫情的，對於一個村莊，對於一種詩性生活的愛。”這首詩，可謂是對“石頭的紋理”和“虛無的地方”的一種美妙結合，實與虛，小和大，物質與思緒，沉下去的和飛揚起來的，都在這首詩裡找到了一種平衡和綜合。
除了詩藝上的“綜合”，哈雷在人生觀、城鄉觀等方面也日見包容。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對中國人來說，既是時間情結，也是情感情結。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幾乎都有一種共同的經驗：他們的感情，在鄉村的坐標裡原本是十分清晰的，後來進入了城市，就變得迷茫了。哈雷對此也有切身的體會。他的詩作反觀內心，看見城市化進程中渺小的事物引起內心的變化，像《搬動》、《莊園》這樣的詩，暗含著對生活的聯想，也有著自己身處城市的多重感受。在這樣的書寫中，鄉村是一個潛在的背景，但哈雷並沒有簡單地站在城市的立場否定鄉村，也沒有站在鄉村的立場否定城市，而是試圖寫出城鄉互相比照間的那種豐富性和複雜性，著力於呈現人在城市和鄉村這兩個坐標之間遊移時的精微思緒。在《2010，我跌入自己的節奏裡》這首詩當中，他對城市有一種熱愛和警惕，在他的理解中，城市是一隻喧鬧而擁擠的鳥巢，既孵化生命，讓天鵝這樣具有靈性與神性的生物在夜晚翩然降臨，但城市又具有藏汙納垢的特點，能成就一個“無度的世界”。很顯然，對於城市，詩人不是急於去判斷，而是去理解，去敞開，去為這個靈魂與肉身的居所找尋、發現屬於它們自己的“弧線”。
確實，優秀的詩人，面對自己眼前的事物、歷經的感受，不應該是給予它一種意義，而是要去發現它自身的意義。哈雷的詩歌，最令人驚喜的，就在於那束藏在詞語背後的發現的眼光。
看得出，哈雷對城市是有感情的，對鄉村也同樣如此。在《葡萄甜了》、《鄉村》、《芭蕉綠了》、《仙遊，與她相關的幾個關鍵詞》等詩作中，他反覆表達了他對鄉村的迷戀和讚美。謝冕在論述到哈雷的詩歌時曾說：“所有的中國詩人都是鄉村詩人，所有的中國詩都脫離不了深遠的鄉村記憶。這種記憶轉化而為一種永在的現代文明與鄉村文明的糾結，一種既包容又排斥、既對立又融匯的非常奇特的中國詩歌現象”謝冕覺得，哈雷詩中的鄉村情結讓他感動，而詩歌的核心意義，正是給人以感動的。我想，所有有過鄉村生活經驗、最終進入城市居住的人，都無法抹去自己的鄉村記憶，也無法否定鄉村作為他的精神根據地的書寫意義。只是，城市生活需要詩人有更複雜的詩藝，才能處理好記憶和經驗之間的關係，因為對於一種無以名狀的現代性體驗而言，光有懷舊、回望的姿態已經不夠了，就像哈雷詩歌中寫到的關於街道的聯想，關於夢和幻覺，以及那些壓抑在身體內部的感受，這些也是現代生存中的一部分，我們該如何面對它、描述它、定義它？有的時候，它甚至要求詩人有分析的能力，有鑽探的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把現代人靈魂中的不同分層詮釋出來——這種靈魂的廣闊性，有時也是一種綜合：鄉村與城市的綜合，自我與他者的綜合，現實和夢想的綜合；而從詩歌的角度上說，也是感覺和詞語的綜合。
時間消失的時候
翅膀飛得很快
鳥的路徑被鋼鐵取代
雲是唯一活在天上的花朵
你可以變輕，可以長高
但不可以墜落
把沉重撞向大地
悲傷撞向我
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顆漂浮物
不斷連接你的距離
你的囈語，以及期待睡夢中
視網膜出現的圖像
有我的倒影
……
——《在高處給你一種形式》
這樣的綜合，使得詩歌成了現代生存的一種見證，像“鋼鐵”和“圖像”這樣堅硬的字眼的引入，不僅沒有破壞詩意，反而讓詩有了一種力度和速度感，也充分寫出了一種複雜、多義並且令人暈眩的感受。活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既不能空洞地緬懷鄉村，也不能拒斥城市給我們敞開的生存可能性——未必活得更好，但肯定活得更多的那種可能性，我們所面對的真實存在，只能是在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的對立、衝撞中，承受它所帶給我們的歡欣、失望、痛苦和磨碾。或許，這也是一種綜合，一種精神的綜合。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來，哈雷一直以福州作為陣地，進行詩歌的推廣活動，讓詩歌回到日常生活，使之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福州的許多詩歌活動都做得風生水起。這又是另一種的綜合：書寫與行動的綜合，詩與生活的綜合。這些話語實踐，也使哈雷的詩作具有了更豐富的內涵，更多樣的表情。
對於我們日漸荒涼的內心、日益粗糙的生活而言，詩意的存在價值是不容質疑的。現代社會可以創造豐富的物質，但不能同時使我們的靈魂也豐富起來。靈魂需要載體，需要語言的訓練，而它最親密的盟友，正是詩歌。
林語堂說，“中國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這是極富見地的。這令我想起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中國的市長把一幅宏偉的城市新區規劃圖給一個來訪的西方建築師看時，那個建築師首先問到：教堂在哪裡？市長啞然。市長在主導設計這個新城的時候，根本沒想到居住於此的百十萬人是有精神的，而精神是需要有棲居地的。所以，他可能為博物館、美術館、大劇院、行政中心都預留了足夠的空間，卻惟獨沒有給這個新城留一個教堂的位置。沒有了教堂，那中國人的精神該安放在哪裡呢？或許，中國的詩歌就扮演了準教堂的角色——精神的教堂。當然，就中國的傳統而言，文廟、祠堂、祖屋、祖墳，其實都秘密地扮演著中國人的精神教堂的角色，但最為重要的，我以為還是詩歌。所以，錢穆先生在《談詩》一文中才說：“不懂文學，不通文學，那總是一大缺憾。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歷史，不懂哲學還更大。”確實，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無詩即無精神的居所。
至此，我終於明白，哈雷想讓一個城市有詩、讓城市人都來愛詩的野心，其實是想為這個城市建一座精神的教堂啊。他近年的詩歌寫作，以及由他主導的詩歌朗誦、詩歌活動等話語實踐，都貫徹著他的這份努力。只是，在這個以加速度前行的時代，要真正認識詩歌及其相關活動的價值，不僅需要有詩心，有耐心，還要有對語言和精神的虔敬之心。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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