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方石英：詩是活著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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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方石英的“抒情博物館”

文 | 趙思運

方石英，1980年生，浙江台州人，著有詩集《獨自搖滾》《石頭詩》《運河裡的月亮》等。曾獲第十五屆“華文青年詩人獎”、“2009—2011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2011年浙江省優秀青年作品獎”、浙江省“新荷計劃·實力作家獎”等。

方石英的寫作由早期總體上的純淨抒情品質，開始變得孔武有力。他的“抒情博物館”除了石頭、酒精之外，又增加了更加豐富的現實和歷史元素。經過近20年複雜的人生境遇，他已經真正擺脫“文化斷乳期”，開始邁向詩學成熟期。

方石英是一個十分低調的人。詩如其人，猶如一塊質地精良、內斂堅硬的石頭，雖不矗立，但棱角鮮明，具有清晰的辨識度。他似乎一直秉持著古老詩學的抒情原則。他用這些抒情的石頭，構建起一座“抒情的博物館”，正如方石英在《抒情是一頭孤獨的恐龍》中的自我審視：

你的抒情，是一頭孤獨的恐龍

注定以骨架的形象永久落戶自然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的核心建築材料有二：“石頭”和“酒精”。

方石英的名字即是一個詩的意象。這個意象隱喻著一種精神形態：乾淨、孤獨、堅硬、根性。他的詩中頻頻出現“石頭”意象，既是自我精神人格的確證，也構成了方石英家族的精神譜系：“源於石頭/激烈的沉默/在海邊/家譜是一具大鯨的屍骨/雪白並且堅硬”（《本命年》）。方石英被朋友們稱為“石頭”，他的兒子被稱為“小石頭”。“他喜歡收藏石頭/並且用石頭的棱角概括自己的一生”（《在杭州》）。石頭，意味著貼地而行，意味著探觸詩學的根性。這塊乾淨堅硬的石頭目睹了“世界的瘋狂”，“饑餓與貧窮”，“為富不仁者精致的面孔/和精神病院牢固的鐵柵欄”，“站在荒誕的邊上，相遇一具具風光的傀儡/在霉斑密布的爛樹樁上/長著他們虛弱的黑木耳/到處都是投機者/到處都是無助的雙眼”，於是，這顆刺穿謊言的絕望的石頭，“變成一堆不合時宜的文字/種在遠方荒涼的山坡/石頭從此隱姓埋名”（《石頭之歌》）。“石頭”意象為方石英的“抒情博物館”奠定了基調。

而澆築“石頭”意象的介質是“酒精”，這是方石英情感表達的重要載體。石頭的堅硬與情感的豐富柔軟，形成了強大的張力關係。“飲酒”與“醉酒”頻繁出現在方石英的作品裡。酒精裡勾兌的是極其強烈的悲傷與苦悶之情，他寫道：“到底要喝下多少酒/才能清醒起來/千言萬語/我只想做一個沉默的啞巴”（《搖著滾著上天堂》）。其實，方石英的“酒意象”裡還蘊含著更多的命運意識，謂之“殘酒如謎”，其實也蘊含了人間之苦。

方石英的“抒情博物館”的架構具有兩個維度：時間和太空。

先看時間。方石英對“時間”極其敏感。他的很多詩篇都是刻在心靈印痕中的“時間的標本”，每次凝視，都會掀起揪心的痛。他作品裡出現了很多“鍾表”意象：“在手腕上畫一隻石英表”（《生日之歌》），甚至在夢裡“還有被拆卸成零件的時鐘”（《春夢》）。“我把手指嫁接在燈芯上/以心跳為鍾表，進入倒計時”（《無法回頭》）。這一枚鍾表，植於他的心髒，“折射往事綿延的舊時光”，也敏感於未來歲月。他說：“我相信每一個零件/都是宿命的必需/每一次調試/我都全神貫注/忘記疼痛/忘記故鄉離我越來越遠”（《鍾表匠》）。他敏感於時間的行進過程，每到本命年、生日、或者他的出生季秋天，都會寫詩以明志，粗壯的時間在方石英的靈魂刻下了深深的痕跡。

方石英詩中還有兩個與時間密切相關的意象：“暮色”和“暮年”。1980年出生的方石英何以不斷強調“我似乎已經不再年輕”，產生一種“暮年”之感？他在《暮色》中“看到/自己的晚年/一件白襯衫掛在光禿禿的樹丫上”“白色謊言，企圖轉移我的視線”，基調冷峻悲涼。在他25歲的2005年，他就開始想象“當老到一定程度/我就開始拒絕出門/獨自呆在房間跟著舊唱片轉”（《風會把一切吹向身後》）。尤其是他的《青藤暮年》值得反覆玩味：“漫遊歸來，頭髮徹底白了/不想再遠行，也不想/在漏雨的夜變成一個等死的人/趁太陽尚未落山/把所有藏書印進腦海，你清楚/這些書很快就會投奔他處//對飲殘月，要喝下多少酒才能/沒收美，你把名聲關在門外/面壁一個人的家，一個人//寫詩、畫畫、清唱一段《四聲猿》/剩下幾顆松動的牙，像搖晃的醉漢/在陰冷的空氣中無依無靠”。

青年詩人方石英的“暮年”意象，顯然基於他雖然年輕但是頗為豐富的人生閱歷。他似乎在青春初期骨子裡就有一種“失敗情結”。“失敗感”貫穿了他的“時間”體驗的始終：“我尚未出世的兒子站在石頭上/細數我失敗的消息”（《我的心是一塊多餘的化石》）；“但是失敗是注定的/我想回家/卻一步步走向客死他鄉”（《生日之歌》）；“挫敗感，這比毛孔還要密集的挫敗感啊/終於將我掃射成癡心妄想的形狀”（《哀歌》）。《運河裡的月亮》裡反覆出現“我宣布，我終於失敗了”。方石英以他的生命歷練書寫的一部“失敗之書”，是對命運殘片的清醒審視，體現了方石英對於無限時空裡人的生命限度的覺悟，是人生大悲劇的覺醒。

《獨自搖滾》

再看太空。方石英出生在台州路橋的十裡長街，19歲高中畢業後來杭州學習生活，2015年秋，又去山東微山工作。從路橋的十裡長街到杭州、到微山，再到父輩的大興安嶺、到想象世界中的玉龍喀什河邊，構成了方石英巨集闊的詩歌太空。十裡長街就像一條隱秘的河流，在他靈魂裡永遠流淌著。無論在哪裡，故鄉都像一滴宿命的墨水，在他詩意氤氳的心靈宣紙上，永不枯竭。他是帶著故鄉上路的。“在他鄉，我就是一塊沉默的石頭/身上長滿懷念的青苔……/我還欠故鄉一首不長不短的詩”（《在他鄉》）。方石英以詩的方式將歷史定格，從而實現了為生命記憶賦形的功能。

方石英還將詩歌太空格局拓展到父輩。《父親的大興安嶺》是他在深情回眸中的一次靈魂尋根與精神還鄉。方石英兼具南方文化的溫和性情與北方文化的堅硬品質，或曰：剛柔相濟。這或許與其父親20出頭就遠赴大興安嶺的十多年知青經歷與人格陶染有關。大興安嶺不僅是父親“命中注定的第二故鄉”，也是方石英的精神故鄉。方石英的生命中一直凝結著一顆尖銳、堅硬而內質安寧的石頭。在很大程度上，大山和石頭，已經成為方石英父子的精神圖騰和堅實的生命形態的外化。

2015年秋，方石英調入山東微山工作，他稱之為“深入生活”。此時的方石英，抒情的境界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微山》一詩堪稱傑作：“可是我還在喝酒，儘管整座小城/都睡了，都在夢裡做一個好人/那又如何？重要的是我還醒著//微山，微山，空空的城/蕩蕩的月光灑在微子墓前/也灑在張良墓前，萬頃荷花已敗/秋天早已深入骨髓//可是我還在喝酒，幻想一把古琴/斷了弦，高手依然從容演奏/弦外之音，驢鳴悼亡也是一種幸福//微山，微山，微小的山/不就是寂寞石頭一塊/異鄉的星把夜空下成謎一樣的殘局/趁還醒著，我喝光，命運隨意”。荒涼頹敗的精神境遇下，滲透著魏晉行吟詩人的風度。氣韻沉雄的大境界，或許與其深入北方大地的生命體驗有關。可以說，微山時期的方石英，真正觸摸到了偉大詩人的境界。《娜傑日達》對曼德爾施塔姆遺孀娜傑日達聖徒般的品格和精神境界做了富有歷史深度的刻畫，顯示出良知之重。“在獨裁者死亡之前/所有的俄語都在提心吊膽/到處都是特務/告密者扭曲的臉癌細胞般擴散”，粗筆勾勒，力透紙背。這些詩篇，承續了方石英早期詩作《陸秀夫》《最後的夜》那種清醒的歷史意識和良知寫作理念。

方石英的寫作由早期總體上的純淨抒情品質，開始變得孔武有力。他的“抒情博物館”除了石頭、酒精之外，又增加了更加豐富的現實和歷史元素。從1999年走出路橋的方石英，經過近20年複雜的人生境遇，已經真正擺脫“文化斷乳期”，開始邁向詩學成熟期。

“盛夏有雪/熬夜者把黑暗熬成鏡子”（《熬夜之歌》）。方石英目前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蛻變，就像“蛻皮中的蛇”那樣，他在詩藝的錘煉中，在慢鏡頭中，“打磨一枚青玉，它純潔的野心/在冬天之外的黃昏盛開/嶄新的皮膚，閃著光/緩緩移過織錦覆蓋的夢境”（《蛻皮中的蛇》）。那枚“青玉”已經閃爍出迷人的色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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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談

詩是活著的證明

文 | 方石英

我喊兒子方路杭叫“小石頭”。

小石頭曾在他5歲的一個黃昏很認真地問我：“爸爸，你是做什麽的？”

“我寫詩，”我告訴他，“爸爸是一個詩人。”

從此，小石頭經常會把我介紹給他認識的人，然後告訴對方：“我爸爸是個詩人。”

我寫詩，似乎和少年時代深埋下的孤獨有著某種隱秘的聯繫。待到年紀稍長，我讀到清人楊晨編著的《路橋志略》，發現故鄉歷史上兩大詩歌社團——清鹹豐十一年創立“月河吟社”及民國時期複舉的“月河詩鍾社”都有家族先人參與其中。仿佛宿命在召喚，也許這是一種心理暗示，我成為詩人如同繼承了一項無用之用的祖業。

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寫作背景，對我而言，我最大的寫作背景就是“故鄉”。更具體的說，我曾生活過整整19年的台州路橋讓我的詩歌寫作擁有了永恆的背景。在我每天經過的十裡長街，每一塊青石板都是我寫了又寫的草稿紙。這歲月的底片，記錄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時光。而一個人真正擁有故鄉，是他離開故鄉之後。在他鄉，是漂泊，是動蕩，是不確定的無限可能；我的他鄉，始於杭州，後來我有了孩子，便取名“路杭”。故鄉是真實的存在，也是虛構的源頭，每一次回憶都是在虛實之間雕刻時光。在他鄉，我對“溫度”日益敏感。是的，我要寫有溫度的詩，直抵人心深處。

我是個溫和且堅硬的人，也許這是受了自己名字的潛移默化。當年祖父冥思苦想很多天，終於給我取了一個很像筆名的真名——方石英，他是冀望我能學習古人剛柔相濟的品性。而選擇寫作的路線後，我同樣希望自己的詩是質樸的、堅定的，並且是感人的，像一塊宿命的石頭，呈現作為個體的人在時代與命運的迷局裡所應該持存的生命的尊嚴。

正如布羅茨基所言：“藝術與其說是更好的，不如說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存在，藝術不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嘗試，相反，它是一種賦予現實以生氣的嘗試。”我想，詩歌正是我存在、並且依然活著的重要證明。所以，我一直信奉並堅持獨立寫作，追求對美、對良知、對真實內心負責到底的寫作狀態。

布羅茨基

新詩的“自由”常給人一種當代漢語詩歌寫作門檻較低的錯覺，事實上，詩歌絕非簡單的文字分行術，一首好詩的誕生也並非易事。它要求詩人具備高度綜合的能力，所謂“詩有別材”，是寫詩的料才有可能寫出好詩。寫詩又如挖井，一個詩人惟有心無旁騖地深挖，才有可能獲得屬於自己的生命之水。

一個自覺的詩人，會選擇有難度的寫作。這個“難度”應該建立在純粹與真誠的基礎上，在我看來，任何故作高深的裝腔作勢或不知所雲，其實都是虛弱的表現。

18歲那年，我在路橋小鎮惟一的新華書店裡發現了波德萊爾。當我讀完《惡之花》，頓時有一種被電流擊中的感覺。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新詩的題材是如此自由廣闊——詩是詩人與世界發生關係的秘密通道，詩人用詩歌回應或還擊世界是一種天性本能，而世界的複雜性也注定詩歌題材的無限豐富。詩無禁區，什麽都可以寫，但如何寫出佳作則需要琢磨推敲。從語言、腔調、形式、細節、肌理、滋味……諸多方面一一去觀照，最終淬煉出具有獨特個性的作品。我覺得一個詩人是否優秀，關鍵還是看他的詩歌文本能否經受時間的考驗。大浪淘沙，歲月只會把好詩留下。

《惡之花》

當然，詩人也要吃飯。這些年為了能自由自在地寫詩，我也在不斷增強自己的生存能力，十幾年間輾轉多方橫跨數個行業。很多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仿佛有兩個方石英生活在我的體內——向往愛與自由崇尚個性的詩人方石英，和置身庸凡人海堅持世俗勞作的隱者方石英。分裂又統一，幸福又煎熬，因為寫詩，我擁有了兩條命。

寫創作談是我的弱項，我想和世界說的話其實都已在詩中。如果非談不可，那我坦白——詩歌是孤獨的事業，我向往詩與人合而為一，努力寫好詩、做好人是我畢生的追求。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8月13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