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界有仙、有聖，當然也有魔——「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這個詩魔還是自封的，他就是——白居易。
雖然同列「三大詩人」，但比起一生官運不佳的李、杜二人，白詩魔不光詩有「魔性」，而且官運亨通，27歲就高中進士，在大雁塔上留名「慈恩寺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相比孟郊同志48歲中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來，白詩魔絕對就是全面發展的青年學霸。
說回詩歌，在我們的印象中，比起豪邁飄逸的李詩仙、滿眼疾苦的杜詩聖，白詩魔的作品光芒稍嫌暗淡，可是白居易的詩在日本，卻是各種追捧，他是中國詩壇的魔，卻是日本詩壇的「神」。甚至於到今天，仍有日本的「死忠粉」們不遠萬裡來獻祭：
在洛陽的白居易墓園，矗立著很多刻著日文的獻碑，其中一塊石碑這麼寫：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您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誌不忘。
此外，在日本本土，對白居易同志，幾乎沒有直呼其名的，從來都是尊稱，就連文集也是《白氏文集》、《白樂天文集》、《白氏詩卷》，這一點，連我們中國人都自嘆弗如。
那麼問題來了，白居易同志到底何來魅力，生生折服島國呢？
時機剛剛好
首先得說這個時機問題，雖然李杜兩位是唐詩雙壁，可是兩位出生的時機稍微早了點——大概一百年。彼時，雖然已經有大量的日本遣唐使（最有名的當屬阿倍仲麻呂），過來取經學習，可學習得有個順序，漢字、曆法、醫學、數學、建築……
這麼多領域，那得排排坐、挨個學，在一定的消化期內，日本還是以學習、吸收、接納為主。至於體會唐詩精意，進而二次創作，8世紀前後，那還只是星星之火。
而白居易則趕上了「好時候」：9世紀是日本遣唐使最後的輝煌時刻，而此時也正是白詩風頭正勁、霸佔印刷界之時，白詩這等「暢銷書」，自然是空海等遣唐使文化進口的重頭戲。
活著的偶像遠比逝去的傳說更有魅力。此外，白詩的特點是——淺顯易懂，這對學外語的日本人來說那是格外友好。
此時的日本，處於風花雪月的平安時代。這個時代有點像中國的魏晉時期，都城之內一片祥和，可是稍遠區域，那就相當原生態了。對於這種現實，很多貴族則選擇了逃避，在風花雪月中吟詩、撫琴，練字、談情，這樣的背景自然就成了白詩傳誦的溫床。
很快，白居易就成了貨真價實的「全民偶像」——不僅普通百姓，連天皇、文豪都是他的粉絲：嵯峨天皇把《白氏文集》當成寶貝，叫做「枕秘」，意為「枕頭底下的秘密寶物」；醍醐天皇則公開示愛「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
白居易還有兩位文豪級「迷妹」——紫式部和清少納言，而她們倆分別創作了巨著《源氏物語》和《枕草子》。
思想共鳴
相對於其他詩人的風格單一，可能因為白居易的多面人生，這導致白詩的風格比較豐富，他自述說：「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
既然樣式豐富，那就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日本人喜歡的恰恰是閑適、感傷類白詩，而對於白居易最看重的諷諭類，反而沒多少興趣。
究其原因，這與日本頻繁的地震火山有關係，這些自然現象讓日本人骨子裡有一種持久、靜默的「哀」，用今天的話說「喪」思想流行。而閑適、感傷類的白詩，就觸動了日本人的這根神經。
比如這首《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明白如話，卻又哲思滿滿，而且充滿了離情別緒。這種意境，太符合日本「好花不常在、繁榮不易久」的心境了。
再比如《琵琶行》，其中對於「夜、月、水、音」的審美以及最後的「哀婉」結局，極致符合日本從古至今貫徹的「物哀」思想。
白詩的風雅、考究、哲思，不圈粉也實在沒天理。
平安朝文人在聚會之時，經常會通過做漢詩來彰顯自己的才華，菅原道真寫的《寒早?十首》，與白居易《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堪稱最早的青澀模仿；而島田中臣的臨摹之作《春日雄山寺上方遠望》則開始漸得其神。
白居易一生創作唐詩3800餘首，名列大唐詩人之最，不光在中國詩壇熠熠生輝，更堪稱日本文化的「導師」。
日本文化從白詩中汲取營養而滋生壯大，這種文化借鑒與吸收，值得我們關注，或許中華文化走出國門的契機，便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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