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首詩時，白居易還是個熱血青年！

讀完劉禹錫，我們集中時間再讀一段時間白居易的詩。

白居易的詩名，不僅限於中唐，他是唐代三大詩人，從中學時期就開始記住：李白、杜甫、白居易並稱“李杜白”，他們是中國古代三個偉大詩人。在中國歷史上，一個詩人，能稱得上“偉大”二字的並不多，這當然非常了不起。他也跟李白的“詩仙”、杜甫的“詩聖”、劉禹錫的“詩豪”一樣有後人尊稱的雅號，並且他的雅號是“雙黃蛋”，既稱“詩魔”，又稱“詩王”，足見其詩壇地位。

（白居易畫像局部）

關於白居易的詩歌的語風格，我們最熟悉的故事，是他每寫一首詩，就拿去讓一個老太太聽，老太太聽不懂，他就修改，不斷修改，不斷修改，直到老太太聽懂了才算定稿，顯然，白居易詩歌的語言風格走的是平易、通俗的路線，這跟同時代稍早詩人韓愈的“奇險”風格截然不同；關於白居易詩歌內容，我們知道白居易是現實主義詩人，他和元稹並稱“元白”，是新樂府運動最強有力的代表人物，或者應當說，白居易是新樂府運動的領袖。

（寫詩經老嫗）

白居易跟劉禹錫一樣，也極有才華，劉禹錫中進士時22歲，白居易中進士時也只有27歲，“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唐代，27歲中進士，當然也是值得驕傲的事。所以，他去慈恩塔留詩兩句：“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他那一榜，沒有劉禹錫、柳宗元（中進士時只有21歲）這樣的人物，所以，白居易很得意。因此，在白居易的青年時代，他總是驕傲的、脾氣耿直的。

他的驕傲和耿直到了什麽程度呢？舉個例子：

據說白居易有個“口頭禪”，凡事總以三字斷語論斷，世間萬事，到了他的跟前，開口都是“汝錯了”或者“汝對了”開頭，論事之時，這兩個三字斷語，輪番互用，決不猶疑。有一次，元稹在驛站為宦官所欺，唐憲宗不問情由，直接處理了元稹，白居易自然要站出來給好友出頭，當他站出來說“臣有本奏”時，滿朝他的好友都替他捏一把汗，心想：天啊，上面是皇帝，你可千萬別用三個字開頭了啊！沒料到的是，白居易稍做停頓，字正腔圓地說：“陛下錯了！”當面頂撞，夠膽！《舊唐書.白居易傳》稱唐憲宗曾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臣，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幸虧李絳苦苦勸諫，憲宗才未降罪白居易，要知道，這個可是憲宗啊，那個一手製造“二王八司馬”事件的皇帝。

（白居易兄弟及元稹像）

當然了，白居易如果不改變自己的性格，他是不可能安然活到75歲的（想想柳宗元）。白居易的一生以公元815年為轉折點（就是劉禹錫回長安寫桃花詩的那一年），那年，他因為上奏嚴懲刺殺武元衡凶手而得罪各方勢力，貶到江州司馬任上（回頭會細說這一段，他就是在這裡寫了《琵琶行》）。在這一年之前，白居易是事事以“兼濟天下”為前提；這一年之後，白居易收斂了鋒芒，成了一個行事“獨善其身”的人。

（《琵琶行》詩意）

現實讓他清醒了，僅說這一點，他或許比劉禹錫要“聰明”一些，“識時務”得多。

今天我們就讀一首白居易在公元808年寫的《杜陵叟》，寫這首詩時，白居易還年輕，還是那個耿直、驕傲的白居易。全詩如下：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裡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白居易的詩好懂，基本都是大白話，詩標題中的杜陵，是指漢宣帝陵，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的少陵原上，叟是老年男人。

（現在的杜陵）

白居易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

有個老頭居住在杜陵，靠耕種一頃多（唐安史之亂後，人口驟減，人均土地增多）貧瘠的土地為生。這一年從春到秋，長安附近地區嚴重旱災，春旱導致麥苗不開花枯黃而死，秋寒又讓禾穗沒熟就全部乾枯，災情十分嚴重。

官吏們明明知道災情，卻不上報，隻一味地強迫收租，凶狠地征稅，他們一心只想著在朝廷的“考課”中得到獎賞。（百姓）沒有辦法，只能典當桑園、出賣土地來繳租納稅，眼前的難關是過了，可是明年的衣食怎麽辦呢？（失去桑園相當於）剝去了我身上的衣服、（失去土地相當於）奪去了我口中的糧食。

（唐憲宗像）

白居易借杜陵叟的嘴高聲喊出：虐害人、傷害物的（官吏）就是豺狼，何必像真豺狼一樣爪牙像鉤、牙齒像鋸一樣地呑吃人肉！

不知道是誰報告了皇帝（白居易這時候是翰林學士，左拾遺，官職雖不高，但他是很方便見到皇帝的，實際上也就是白居易上奏的災情），皇帝心中憐憫，了解人們的困苦之後。用白麻紙下詔施恩：京城附近今年租稅全免（在唐代，皇帝的詔書分為兩類，一類用白麻紙書寫，是重要的詔令；另一類用黃麻紙書寫，是一般的詔令）。這個白麻紙，實際上是說，皇帝至少在形式上是很重視災情的。其實確實如此，憲宗當年還下了罪己詔。

（江州白居易雕像）

裡胥就是裡長，是管理鄉裡事務的公差。直到昨天裡長才來到，手裡拿著免租稅的公文張貼在鄉村中。可是又有什麽用呢？需要繳納的租稅十成已經交了九成，基本繳納完了，老百姓們不過是白白地受了君王免除租稅的“虛恩”罷了。

白居易借杜陵叟之口直罵官吏，罵得夠狠，似乎對皇帝還在歌功頌德，但如果細讀就會發現，這個詔書到達鄉裡的時間點很蹊蹺。早不到晚不到，偏偏是等官吏們把強收百姓的租稅基本收齊的時候，詔書才到。實質上，這是一套“真收租，假恩詔”的“雙簧”罷了。這種把戲，後世的封建王朝，世世代代，連綿上演。白居易只是第一位把這個真相揭示出來的詩人罷了。後世的范成大《後租催行》“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朱繼芳的《農桑》“淡黃竹紙說蠲道，白紙仍科不稼租”說的都是這套“雙簧”把戲。

詩中暗藏對皇帝的非議並不隱晦，白居易敢寫這樣的詩，實在是需要十足的膽量的，36歲的白居易是足夠耿直、驕傲的，更重要的是，這時的他，還心懷天下。

（杭州送別白居易群雕）

杜甫的詩和白居易的詩都是現實主義的，葉嘉瑩先生曾說：“白居易等人與杜甫一樣，都有一份對國家、人民的關愛之情，但這兩種關懷是不一樣的，一種是源於內心感情深處的，而另外一種只是停留在道理、情理的表層之上。”這種評價是對白居易一生的詩來評價的，他後期的詩也的確如此，因為在生命後期，他從現實中獲得了足夠多的教訓，他的血冷了（他曾經熱血過，他貼近過人民），他只能在“新樂府”詩中，用“諷喻”的方法來表達，他不像杜甫一樣不管不顧。所以，他的詩，終究是“隔”了一層。

還有一點，杜甫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窮人，白居易，太富了。

（【唐詩閑讀】之163，圖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