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口譯研究40年：歷程、成就和展望

摘要:本文全面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歷程，以近40年發表的外語類核心期刊口譯論文、口譯研究著作和博士論文以及中國學者在國際期刊發表的口譯論文等文獻計量數據為基礎，從研究數量、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脈絡、主要成就和發展趨勢。中國的口譯研究發展歷程經歷了四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萌芽期”、20世紀90年代的“初步發展期”、21世紀頭十年的“新興期”、21世紀第二個十年進行中的“多元發展期”。中國口譯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現為：期刊口譯論文品質不斷提升，口譯理論和方法論建構逐步加強，口譯教學研究成就斐然，語料庫口譯研究成果突出，口譯研究新生代力量湧現，部分中國口譯學者開始走向國際。

引言

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與國家改革開放對口譯人才的需求增長以及口譯教學在院校中的正式開設關係密切。20世紀70年代末聯合國在北京外語學院設立“聯合國譯員補習班”，90年代中期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高級翻譯學院，2000年新修訂的英語專業本科教學大綱中口譯成為英語專業高年級的必修課程，2004年上海外國語大學設立高級翻譯學院，2005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設立高級翻譯學院。2006年起教育部批準設定翻譯本科專業，至今已有200多家院校設定翻譯本科，多數院校課程設定中包含口譯課程；2008年起國務院學位辦批準設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至今亦有200多家院校招生，其中小部分有條件的院校設有口譯方向。隨著口譯教學的蓬勃發展，中國的口譯研究亦呈興旺之勢。

本文將系統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歷程。以近40年發表的外語類核心期刊口譯論文、著作和博士論文以及中國口譯學者在國際期刊發表的論文等文獻計量數據為基礎，從研究數量、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脈絡、主要成就和發展趨勢。

1. 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歷程和概況

1.1中國口譯研究的四個發展階段

自1978年《現代外語》（1978年第一期）和1979年《外語教學與研究》（1979年第一期）開始發表口譯論文以來，中國口譯界開始了至今40年未間斷的研究歷程。根據基於“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外語類核心期刊論文數據所作的多項文獻計量顯示，近40年來中國外語類核心期刊發表的口譯論文數量呈上升趨勢，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兩個年代的發表數量呈快速上升趨勢。相關文獻計量研究有穆雷和王斌華（2009）關於1978~2007年口譯研究期刊論文的統計、Wang（2015）關於2008~2012年五年核心期刊口譯研究論文的統計、王茜和劉和平（2015）關於2004~2013十年期刊口譯研究論文的統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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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萌芽期”

這一時期發表於外語類核心期刊的口譯論文只有27篇，中國的口譯研究尚處於萌芽階段，論文所探討的議題多停留在經驗介紹層面，不少論文隻提出了一些現象和問題而未從理論高度展開深入討論。

作為這個時期中國口譯界的標誌性事件，1979年“聯合國口筆譯員補習班”在北京外語學院的開設，到90年代初為止共培養了近100名口譯學員。

1.1.220世紀90年代的“初步發展期”

1990~1999年間發表於外語類核心期刊的口譯論文共有112篇，中國的口譯研究進入了“初步發展期”。這一階段的論文多以口譯技巧的經驗總結和教學方法規定性探討為主，總體來看，這一階段的口譯研究尚缺乏理論指導。雖然有少數學者（如鮑剛、劉和平等）關於口譯教學理念的探討開始注意和口譯理論的結合，但理論視角尚比較單一，主要是釋意理論。

在這一時期，專業口譯教學開始在院校中啟動。在90年代，北京外國語大學開始設立高級翻譯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在英文學院設立了翻譯系，在英國文化委員會的支持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和廈門大學均開設了專業口譯課程，北京語言學院也在法語專業中開設了專業口譯課程。

1996年和1998年召開的首屆和第二屆“全國口譯理論與教學研討會”是這一時期主要的口譯學術活動，標誌著中國口譯研究開始進入有研究領域意識的發展階段。

1.1.321世紀頭十年的“新興期”

進入本世紀後，隨著口譯專業在一些高校的正式設立以及口譯實踐向職業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口譯研究進入了新興期，2000~2009年外語類核心期刊共發表口譯論文251篇。這一時期不僅口譯論文數量有明顯增長，相當於前一時期的兩倍，而且研究品質明顯提升，口譯研究者開始擺脫傳統研究視角，注意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劉和平2001a），不滿足於提出一些規定性的口譯和口譯教學的原則和方法，而是開始嘗試探究口譯的內在規律和教學原則、方法背後的理念。

在這一時期，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相繼設立高級翻譯學院，口譯研究博士生的培養也相繼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院校展開。

在這一階段，“全國口譯大會”持續每兩年召開一屆，成為凝聚口譯研究力量的重要學術活動。2004年召開的第五屆全國口譯大會暨國際口譯大會以“口譯專業化：國際經驗和中國的發展”為主題，重點研討了中國口譯走向專業化路線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如行業規範化、專業化和口譯的市場化等問題，並在口譯培訓和認證、口譯理論和跨學科研究以及口譯教學與評估等方面展開了討論（慕媛媛、潘珺2005），並開始在會後出版全國口譯大會論文集。

1.1.421世紀第二個十年進行中的“多元發展期”

2010~2017年核心期刊口譯論文總計300余篇。這一時期不僅發表論文數量繼續增長，而且研究品質顯著提升，研究主題呈多元化態勢，研究方法亦更加多樣化。

這一時期中國口譯研究的蓬勃發展與兩股推動力密不可分：一是中國內地翻譯本科專業和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的相繼設立；二是中國口譯研究界加強了與國際口譯研究界的交流。

在第七屆全國口譯大會暨國際研討會期間，會議組織者與國際口譯研究界代表人物的交流互動促成了國際口譯研究權威期刊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Interpreting於2009年出版中文口譯研究專輯，並於2011年在 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著名的“本雅明翻譯研究系列”（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中以《中文口譯傳譯中國》為題獨立成書出版，成為“中文口譯研究界面向國際的一次集中展示”（王斌華、鄭洵2011）。

在這一時期，中國一些青年學者陸續完成口譯研究方向的博士論文，成為中國口譯研究的新生力量；一部分中國的口譯研究者開始走向國際學術界，或在國際重要譯學期刊發表論文，或應聘國際知名院校的教職，與國際口譯研究界形成互動。

1.2 中國的口譯研究著作、論集和教材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共出版口譯教材近300部。進入本世紀後，中國的口譯學者陸續出版了一批口譯著作和論文集，著作數量達到30多部，論文集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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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隨著翻譯專業本科、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在諸多高校的開辦，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均廣邀專家學者，出版了面向翻譯專業本科和翻譯碩士的口譯教材系列。這兩個出版社的口譯教材系列具有系統化和立體化的特點，不僅面向大學生和碩士生區分了不同的教學層次，而且對於不同的口譯技能（如交替傳譯、同聲傳譯、視譯、聯絡口譯等）不同教材各有側重。這兩個系列的口譯教材體現了近年來中國口譯教學研究的新發展。

1.3中國的口譯研究博士論文

博士論文是一個學科領域中系統和深度研究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的口譯研究博士培養從無到有，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突破，至今中國已培養了幾十位口譯研究方向的博士，大多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其次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

中國口譯研究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涵蓋了口譯過程、口譯產品、口譯教學和譯員角色、口譯研究史和口譯理論思辨等。根據穆雷等（2016）的統計，口譯過程研究約佔36%，口譯產品研究約佔26%，口譯教學研究約佔13%，口譯研究史和口譯理論思辨約佔17%，譯員角色研究約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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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口譯研究的代表性成就

2.1中國口譯研究界的代表性著作

公開出版的著作是一個學科領域中系統和深度研究成果的標誌性體現。中國口譯研究界的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翻譯理論與實務叢書”推出的“口譯研究卷”、外語教學出版社出版的“翻譯學博士研究論叢”的口譯研究系列以及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兩部口譯研究基礎著作。

作為國內口譯研究學術地位提升的一個顯著標誌，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一直以來影響頗大的“翻譯理論與實務叢書”2005年起推出劉和平主編的“口譯研究卷”，已出版四部論著，包括：鮑剛（2005年）《口譯理論概述》、劉和平（2005年）《口譯理論與教學》、楊承淑（2005年）《口譯教學研究：理論與實踐》、蔡小紅（2007年）《口譯評估》。

鮑剛、劉和平和蔡小紅均為法語背景，與法國“巴黎高等翻譯學校”淵源頗深，他們的著作代表了“釋意派”口譯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和教學中的系統應用。鮑剛（2005：9?18）的《口譯理論概述》以釋意派口譯理論為綱，對口譯過程進行了系統分析，對口譯員的素質和能力進行了探討，對口譯研究的方法進行了初步的總結，他總結了十類研究方法：經驗總結法、歸納思辨法、內省法、黑箱法、現場觀察法、調查法、原/譯語資料分析法、口譯模式設定法、實驗法、跨學科借鑒法。劉和平（2005）的《口譯理論與教學》首次明確了口譯研究的學科地位（第一章標題“口譯研究是翻譯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總結了國內外口譯理論研究的現狀、特點和趨勢（第二章），結合新世紀口譯行業蓬勃發展的趨勢對國內口譯職業化的進程進行分析（第三章），在探討口譯理論與口譯教學關係的基礎上對不同層次的口譯教學和培訓提出了相應的教學設計方案。

楊承淑（2005）的《口譯教學研究：理論與實踐》包括“應用外語篇”和“專業口譯篇”，前者以大學層次的主、副修“一般口譯”教學為研究對象，後者則以碩士班的“專業口譯”教學為研究對象。她提出了八條口譯的一般原則，她把口譯教學的要素歸納為三個方面：“語言、知識、技法”，並探討了“一般口譯”的教材、教法等具體問題。在“專業口譯篇”中，她以“會議口譯”的教學為研究重點，探討了這種“專業口譯”教學的教學目標定位、核心課程規劃、教學條件問題以及口譯“專業考試”設計等研究課題。蔡小紅（2007）的《口譯評估》匯集了作者在口譯品質評估方面發表的研究成果，在回顧口譯評估領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口譯品質評估的定義、參數、方法等主要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厘清了三種口譯評估的類型，即職業口譯評估、口譯教學培訓評估、口譯研究評估。

其次，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也推出了“翻譯學博士研究論叢”的口譯研究系列，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張威的《口譯認知研究——同聲傳譯與工作記憶的關係》（2011年）、任文的《聯絡口譯過程中譯員的主體性意識研究》（2010年）、王斌華的《口譯規範的描寫研究——基於現場較大規模語料的分析》（2013年）、詹成的《政治場域中口譯員的調控角色》等（2013年）。

此外，仲偉合領銜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口譯研究團隊於2010年出版了兩部口譯研究的基礎著作《口譯研究概論》（中譯本）和《口譯研究方法論》。前者有助於國內各語種的口譯研究者全面系統了解國際口譯研究的概況，後者作為國內第一部口譯研究方法論著作，有助於推進口譯研究的科學化、學理化和學科化（藍紅軍2013）。《口譯研究方法論》一書由三部分組成：口譯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學科理論與方法論、選題與方法。全書共十章，包括中國和國外口譯研究的歷史回顧和現狀考察、口譯研究的學科理論、口譯研究的方法論、口譯過程研究及方法、口譯產品研究及方法、口譯品質評估研究及方法、口譯職業活動研究及方法、口譯教學研究及方法、語料庫口譯研究等。

2.2 期刊口譯論文品質不斷提升

首先，中國口譯研究的期刊論文發表等級穩步提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口譯論文中發表於外語類核心期刊的比例逐漸加大，目前已佔到論文總數的25~30%。核心期刊的口譯論文從早期主要發表於《中國翻譯》、《中國科技翻譯》、《上海翻譯》、《語言與翻譯》等翻譯類期刊，在近十年來已擴展到所有外語類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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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國期刊口譯論文的研究主題逐步多元化。Wang（2015）比較了前30年和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譯論文主題分布的情況，有如下發現：從數量比例上看，口譯技巧和經驗總結類的論文大幅減少，口譯過程研究的論文增長迅速，口譯教學研究和口譯理論和學科建構的論文穩步上升，關注口譯新形式的論文從無到有。從2008~2012年口譯論文口譯教學研究主題之下的子題構成來看，以“口譯教學、口譯培訓、口譯訓練、口譯辦學、口譯人才培養”為關鍵詞的巨集觀議題和以“口譯能力、口譯課程、口譯測試”為關鍵詞的中觀議題佔3/4，以“教材、學生、筆記、譯入外語、教學方法”為關鍵詞的微觀議題佔1/4，這說明研究者在密切關注翻譯專業本科和翻譯碩士專業學位開設後口譯教學中的現實問題，在積極從各個層面探討口譯人才培養的理念、口譯教學從課程到教材和測試的系統流程和具體的教學方法。另外，口譯研究界開始關注國內近年出現的社區口譯和電話口譯等口譯的新形式，手語傳譯亦開始進入口譯研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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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國期刊口譯論文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逐步多樣化，以數據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比例上升。早期的口譯論文多以國外院校和組織的介紹、口譯技巧的經驗總結和口譯教學方法規定性探討為主，世紀之交過渡到對西方口譯理論（主要是釋意理論和口譯認知負荷模式等）的應用，近十年口譯研究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逐步多樣化。Wang（2015）關於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譯論文研究方法的分析顯示，包括實驗法、觀察法和調查法在內的實證性口譯研究論文佔28%，其次為理論建構和思辨類論文（26%）、口譯技巧和經驗總結（17%）、結合理論的應用型分析（16%）、文獻分析和綜述（13%）。

2.3 口譯理論和方法論建構逐步加強

從20世紀90年代末鮑剛和劉和平對巴黎高翻釋意理論的介紹和發展，到本世紀初期刊口譯論文中對西方口譯教學理念和口譯認知處理模型的介紹和引進，到近十年來多位學者對口譯研究學科理論建構、方法論建構和口譯研究的發展路徑進行的設計和探討，中國學界的口譯理論和方法論建構意識逐步加強。

王斌華和穆雷（2008）梳理了西方口譯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了口譯研究的主要課題，在分析口譯研究困難和問題的基礎上，對口譯研究的路徑與方法進行了初步設計。2010年，《中國翻譯》連續兩期刊發仲偉合和王斌華關於口譯研究學科理論建構和口譯研究方法論建構的兩篇論文。仲偉合和王斌華（2010）討論了口譯研究的學科名稱和學科歸屬，構建了“口譯研究的學科框架”，並全面檢視了口譯研究的五種視角和相應的研究範式。仲偉合和王斌華（2010）從學科視角建構口譯研究的方法論體系，構建了“口譯研究方法論體系”，總結了口譯研究的六種主要方法，並規劃了口譯研究設計和實施的具體方案。

此外，張吉良（2009）系統梳理了巴黎釋意學派的口譯理論成就，高彬和柴明熲（2013）梳理了西方同聲傳譯理論的發展路線，許明（2013）在厘清同聲傳譯的研究客體和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同聲傳譯研究的框架模型，並回顧了各種研究方法的代表成果。張威（2012）分析了口譯研究的跨學科探索的“萌發期”、“停滯期”、“成長期”、“調整期”的階段特徵，總結了口譯跨學科研究的成就，並提出了促進跨學科研究發展的思路。

李德超和唐芳（2012）通過比較西方翻譯研究範式與口譯研究範式之流變分析異同背後的原因，並進一步討論二者在策略、角色和規範等方面相互促進的可能性，籍此厘清口譯研究與翻譯研究之間的關係，促進兩個領域之間的相互借鑒和良性互動。余靜和王斌華（2016）探討如何借助翻譯研究的多重視角，拓展口譯跨學科研究的主題和方法，深化口譯研究成果，並結合中國口譯研究的實際提出一些具體的研究課題。

2.4 口譯教學研究成就斐然

20世紀90年代後期北京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北京語言學院、廈門大學等幾所口譯教學方面先行的院校進行了口譯教學實踐的探索，本世紀頭十多年來多所外語/語言專業院校如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和北京語言大學的高級翻譯學院等進行了專業口譯教學實踐和研究的探索。如今，口譯教學已成為中國口譯研究成果最為集中的領域。

仲偉合（2001a）系統總結了連續傳譯（交替傳譯）和同聲傳譯口譯訓練的模式、內容和方法，他（2001b）全面總結了英漢同聲傳譯的技巧與訓練方法，提出了譯員的知識結構公式，並初步規劃了專業口譯的課程設定（仲偉合2003）。上述三篇論文均成為口譯教學研究中的高引用率論文，對中國的口譯教學影響深遠。仲偉合於2006年集合翻譯學界力量，首倡設立翻譯專業本科和翻譯碩士專業學位（仲偉合2017），推動了中國的翻譯教育（包括口譯教育）向專業化發展。

劉和平（2001a；2001b；2002）在本世紀初開始提出基於釋意理論的技能化口譯教學法原則，並在近年對口譯教學體系（劉和平2008）、翻譯能力發展的階段性教學（劉和平2009；2011）、翻譯教學模式（劉和平2013）、口譯教育理念（劉和平2016）進行了系統探討和總結。她（2005；2017）的兩部口譯教學研究的著作是中國口譯教學理念的集大成之作。

中國亦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專業口譯教學模式。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作為教育部批準的“翻譯”本科新專業和國務院學位辦批準的“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首批試點院校之一，“在翻譯教學特別是口譯專業教學理論與實踐方面進行了30余年的積極探索和改革創新，形成了較完善的口譯專業教學體系”（《中國翻譯》2016年第6期編者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在全面總結其口譯教學原則、口譯課程設定、口譯教學方法、口譯教材編寫和師資團隊建設等方面經驗的基礎上（王斌華、仲偉合2010），形成了口譯教學的“廣外模式”。另外，作為國內較早進行專門口譯教學的院校之一，廈門大學的口譯教學團隊從20世紀末開始出版技能化口譯教材，其口譯教學的理念和方法也成為國內口譯教學的一個典型，被稱為口譯教學的“廈大模式”（陳菁、肖曉燕2014）。

口譯教學研究的成就還體現為對其理念基礎的探索，王斌華（2007、2011、2012）提出以口譯能力培養和譯員能力發展為口譯教學的理念基礎，並對口譯能力和譯員能力進行了界定，厘清其與口譯技能的差別和關係，探討了口譯能力和譯員能力的構成，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出以譯員能力為目標的專業口譯教學各個階段的設計，為國內從英語專業高年級到翻譯專業本科再到翻譯碩士不同層次的口譯教學提供了課程設定和教學安排的理念基礎。王丹和王斌華（2017）以歷時跟蹤觀察數據為基礎，對口譯學生口譯能力的發展進行了描述，初步發現學生口譯能力的發展過程以若乾核心技能為標誌，其發展由認知階段經聯結階段向自動化階段過渡，表現出一定的認知心理學規律。許明（2016）在第三部分也探討了口譯能力的構成、聽辨能力、邏輯提取能力和譯語生成能力的構成與發展等問題。

2.5 語料庫口譯研究成果突出

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科領域，口譯研究的理論需要建立在對口譯現象充分和系統描寫的基礎上，近年來語料庫口譯研究的發展在這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的語料庫口譯研究公開發表成果初見於2009年，《中國翻譯》、《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和《外語界》同年分別刊載了張威（2009）“口譯語料庫的開發與建設：理論與實踐的若乾問題”、胡開寶和陶慶（2009）“漢英會議口譯中語篇意義顯化及其動因研究”、王斌華和葉亮（2009）“面向教學的口譯語料庫建設：理論與實踐”。其後，國內的口譯語料庫建設和語料庫口譯研究發展迅速，建起了幾個口譯語料庫，包括上海交通大學胡開寶等建設的“漢英會議口譯語料庫”、王斌華建設的“中國總理兩會記者會漢英交替傳譯語料庫”和“中國話語外譯語料庫”以及張威建設的“中國口譯學習者語料庫”，語料庫口譯研究論文成為期刊口譯論文中一個突出部分，約佔外語類核心期刊口譯論文總數的10%強。語料庫口譯研究在口譯規範描寫（如Wang 2015；胡開寶、陶慶2012；王斌華、秦洪武2015）和口譯的語言特徵描寫（如李德超、王克非2012；胡開寶2015）等方面基於大規模數據系統描寫的研究成果對於口譯研究的發展意義深遠。

2.6 口譯研究新生力量湧現

根據相關的文獻計量，如Wang（2015）關於2008~2012年CSSCI/核心期刊口譯論文的文獻計量研究、王茜和劉和平（2015）關於2004~2013年核心期刊加十本外語類期刊口譯論文作者發表論文數量的統計結果，並在筆者的1978~2017年外語類核心期刊口譯論文數據庫中再次檢索，中國口譯研究發表論文數量前15位的作者為：張威、劉和平、王斌華、仲偉合、張吉良、高彬、任文、蔡小紅、胡開寶、董燕萍、肖曉燕、唐芳、穆雷、李德超、康志峰/王建華/王巍巍。

在上述學者中，劉和平、仲偉合和蔡小紅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就十分活躍的口譯學者，胡開寶、董燕萍、穆雷均於近年開始指導口譯研究的博士生，帶領博士生或研究團隊在口譯研究方面成功開拓了學術新天地。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口譯研究學者均是在近十年獲得博士學位（除一位以外，其他各位均是口譯研究方向）。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年青學者在口譯研究領域日趨活躍。由此可見，中國口譯研究的新生力量已經成長起來。

2.7中國口譯學者開始走向國際

中國口譯研究界另一個可喜的發展是，近十年來中國口譯學者開始走向國際，或在國際重要譯學期刊發表論文，或應聘國際知名院校的教職，與國際口譯研究界形成學術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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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口譯學者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主題包括：手語傳譯研究、口譯教學研究、語料庫口譯研究、口譯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口譯史研究、口譯產品研究、譯員角色研究、口譯過程研究等。

3. 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趨勢、特點和展望

3.1中國口譯研究的發展趨勢

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的口譯研究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趨勢：

（1） 研究主題的多元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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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內容的具體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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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的科學化和實證化趨勢。

……

（5） 研究交流的國際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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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口譯研究呈現的特點

通過前文對口譯研究發展歷程的回顧和主要成果的梳理，我們可以初步總結，口譯研究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1） 口譯研究成果數量可觀，作為翻譯學的一個子學科已在事實上存在。口譯研究界在探討口譯研究的學科框架時，把“口譯研究”定位為“翻譯學”的一個子學科（仲偉合、王斌華2010；仲偉合2003）。這種定位亦得到國際翻譯學界代表人物之一Jeremy Munday教授的認同，在其影響廣泛的《翻譯學導論》最新版中，他指出：“鑒於口譯的要求和活動內容均有很大不同，雖然口譯（與筆譯）有不少共通之處，或許最好是把其視為（與翻譯研究）並列的領域或子學科，即‘口譯研究’。”（Munday 2016: 20）

（2） 口譯研究成果以實證性成果為主。口譯研究經過“實證轉向”之後，國內口譯研究近十年來發表的論文多以實證性成果為主。無論是採用實驗法、觀察法、調查法或者系統的語料分析法，口譯論文多是基於數據的實證性論文。筆者認為，實證研究不僅有助於口譯研究構建基於充分描寫的學科基礎，而且使得理念、模式乃至理論能夠得到充分的實證檢驗，有利於確保口譯研究的科學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口譯研究不像相鄰學科如翻譯研究中那麽多理論思辨式研究，但實證研究正是口譯研究的特點，或許也是其優勢所在。

（3） 口譯研究同樣存在理論。理論可以界定為由一組相互關聯的概念、定義與命題所構成系統化的闡釋。雖然大眾印象往往覺得口譯偏重實務，並視理論和實務為兩個對立面，但實際上理論的來源是實務，隻不過它的特點是將事物的特徵知識化、觀念化、一般化、抽象化。從這一視角來看，口譯研究有一系列學科概念，對口譯行為和活動中的各種現象亦有描述和界定，在很多方面亦有基於實證研究形成的命題，因此，口譯研究是有理論的，隻不過其理論不是人們慣常印象中的那種思辨式和純理式的理論，而是多體現為實證研究中形成的命題和模式。當然，作為一個子學科，口譯研究尚需在諸多實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的系統化構建和闡釋。

3.3 問題和展望

在看到本文所總結的中國口譯研究上述成就的同時，我們有必要清醒地看到，國內口譯研究論文發表在外語類核心期刊上的隻佔國內期刊口譯論文總數的20~30%，研究品質有待進一步提升，中國口譯研究成果的國際顯示度仍然不高。中國口譯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太空。

從國際範圍來看，西方口譯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了奠定學科基礎的“實證化”和“科學化”發展時期，形成了若乾研究範式，包括：釋意理論研究範式、認知處理研究範式、話語互動研究範式、神經語言學研究範式、以目標語篇為導向的描述翻譯學理論範式等。進入本世紀後，西方口譯研究呈現出“向內微觀探索”和“向外巨集觀拓展”兩個方向並行的發展趨勢：一是“向內微觀探索”的趨勢，即利用近年的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生理學方面發展較為成熟的新技術如眼動儀、腦功能成像等對口譯的內部認知處理過程進行探索；二是“向外巨集觀拓展”的趨勢，即透過口譯語篇考察口譯行為在交際活動和社會、文化活動中的作用，或超越口譯語篇，從巨集觀上考察口譯活動在社會、文化和歷史中的作用。

隨著社區口譯在西方的興起以及研究者對口譯活動在社會、文化巨集觀語境中作用的關注，西方口譯研究在本世紀初開始出現了“社會轉向”（social turn）和“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口譯的社會-文化研究不僅僅考察口譯活動發生的實時現場，更多將這一現場放到大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關注口譯活動發生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語境。研究者或選擇關注口譯活動的規律和背後的規範，探討製約口譯活動的客觀因素，進行描述性的口譯研究；或選擇考察口譯活動背後的權力關係、政治因素、意識形態等製約因素，進行解釋性的口譯研究。相對而言，西方口譯研究主題更為多元化，研究也更細化；而國內口譯研究主題仍比較狹窄，研究視野不夠開闊。有必要在上述“向內微觀探索”和“向外巨集觀拓展”兩個方面進一步開拓研究視角和研究主題。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國內一些研究雖然開始採用上述某一路徑，但往往存在方法適用的問題，如傾向於簡單套用西方引進的術語和理論框架，或是將口譯語言簡單視作轉錄的筆譯話語進行分析等。中國口譯研究要達到新的高度，不僅要結合口譯活動的特點，回答口譯研究感興趣且只能由口譯研究來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把口譯研究作為翻譯研究的翻版或是注腳；而且要結合中國口譯行業和教學的實際情況,確定中國口譯研究界可對國際口譯研究學術共同體可作出貢獻的領域。從中國現在的口譯課程數量和口譯學生人數來看，中國已經成為口譯教學規模最大的國家，因此，口譯教學研究應成為中國口譯研究大有可為的領域。

總結起來，展望其發展，中國的口譯研究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努力：

（1） 口譯研究的理論建構意識有待加強，尤其是建立在包括系統描寫和可重複實驗以及大規模調查等實證研究基礎上的理論建構。目前對同一研究主題的縱向和橫向深入研究較為欠缺，例如針對同一口譯類型的不同語種、話題、場合等參數的對比研究以及針對前人實驗研究的可重複性檢驗等等（仲偉合2016）。

（2） 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仍有待提高。目前國內口譯研究中仍存在的典型問題包括：文獻綜述不夠全面系統，特別是對國際範圍內的口譯研究成果缺乏了解；研究問題不夠深入和新穎，仍有重新發明輪子的現象；研究方法不夠嚴謹科學，重規定、輕描寫，缺乏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缺乏以數據為基礎的研究；研究結果往往未經系統的理論推演或實證分析的方式進行驗證等。

（3） 研究取向要進一步關注口譯行業新動態和口譯活動的社會-文化屬性。口譯活動的職業性和社會性特點都很突出，但目前的國內口譯研究大多關注口譯理論、認知過程、教學培訓等主題，缺乏對口譯的行業動態和與口譯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的關注和研究，與口譯行業緊密結合的研究成果較為缺乏（仲偉合2016）。有必要加強對中國口譯行業和口譯市場的大規模調查，調研行業和市場中的典型問題，形成學術研究與口譯職業的互動。

（4） 口譯研究隊伍還需要發展壯大。口譯研究要發展成熟，還有賴於其研究隊伍的壯大。目前口譯研究者人群還比較單一，主要是口譯教師，而且不少教師和研究者缺乏對口譯實踐的感知。因此有必要培養實踐型研究者加入研究隊伍，使得研究界與教學界和業界之間密切互動。

編者注：本文原文節選自《當代外語研究》2018年第3期

本文轉自：語言學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