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周易》哲學思想的翻譯研究：以《大易翻譯學》為例

此文發表於《上海翻譯》2018年第6期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數據庫建設

一、引言

《周易》（《易經》）是一部曠世奇書，它以別具一格的表現形式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內容，將生動的形象與深刻的哲理結合，將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結合，形成了恍惚窈冥的象徵哲學，閃現出人類智慧的燦爛光輝（陳東成，2016）。《周易》“涵蓋萬有，綱紀群倫。揮之彌廣，卷之在握；用舍行藏，關照自在。是機神的妙旨、人事的儀則。符號數理的意象，表之於外；內聖外王的大道，蘊之於內。是聖人鉤深致遠、極深研精、崇德廣業、開物成務的一門學問，探賾索隱、創業立功、近取遠則、觀象製器的高深哲理。是故學之而彌深，用之而彌精，盡古今，蓋天下，沒有比《易經》更高深、更美、更神奇了！”（徐芹庭，2009：自序1）《周易》在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中均享有崇高地位,它雄踞六經之首、三玄之冠，“是經典中之經典，哲學中之哲學，智慧中之智慧”（南懷瑾，2008：5）。“知《易》明道，悟《易》啟智，用《易》獲益。”（陳東成，2015）我們研究翻譯，不妨發掘和借鑒《周易》的智慧，援易入譯，以易治譯，以易弘譯。

二、援易入譯

《易》準天地，彌綸大道，範圍萬化而無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斷言：“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傅惠生、張善文，2008：42）在翻譯研究史上，“援易以為說”可追溯到我國論述翻譯的第一文——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該文提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及。今傳胡義，實宜徑達。”（支謙，2009：22）其中“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出自《周易·系辭上傳》：“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黃壽祺、張善文，2007：396）梁慧皎《高僧傳》（卷第七）載有晉宋義僧竺道生“徹悟言外”，視“忘筌取魚”為譯經大法時說的一段話：“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慧皎，1992：256）這段話源自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中如下的一番議論：“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王弼，2011：414）而這番議論是王弼對《周易·系辭上傳》“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王弼，358-359）的發揮。清嚴複《譯例言》“援易以為說”甚為明顯：“《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嚴複，2009：202）“修辭立誠”引自《周易·文言傳》：“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進入現當代，翻譯研究受《周易》浸染越來越深。例如，許淵衝《譯學與》（1992）、鄭海凌《翻譯標準新說：和諧說》（1999）、錢紀芳《和合翻譯思想初探》（2010）、孫迎春、周朝偉《易學視角——翻譯的本質與譯者的無妄之災》（2011）、吳志傑《中國傳統譯論研究的新方向：和合翻譯學》（2011）、魏建剛《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中國傳統譯學之易學影響發微》（2015）等，皆援易入譯，利用《周易》的智慧闡釋有關翻譯問題。但遺憾的是，這些譯論在整個翻譯研究中只是鳳毛麟角，只能算零星散論，有的還只能說是旁論，不僅數量非常有限而且缺乏系統性。相對於輝煌燦爛的《周易》文化，翻譯研究中映現的《周易》身影何其少！因此，在當今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潮中，加強援易入譯的研究工作極為必要且意義重大。為順應時代要求，筆者致力於易學與譯學研究，試圖將兩者融合，撰寫了專著《大易翻譯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此書並非簡單零散地援易入譯，而是較深入系統地以易治譯，力圖以易弘譯。

三、以易治譯

世界是一個系統，人類社會是一個系統，文化是一個系統，大易翻譯學也是一個系統，他們分別實現自己的太極建構。就大易翻譯學而言，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元素，而是一個成分多樣的複雜的太極建構，其研究範圍不囿於一隅，研究內容不拘於一端。總的說來，《大易翻譯學》以《周易》文本和文化、翻譯理論和實踐為主要研究對象，將易學和譯學融為一體，創立新的翻譯研究話語體系——大易翻譯學。全書共十三章，涉及的主要話題有：大易翻譯學的哲學依據、翻譯含義與本質、翻譯標準與策略、翻譯原則與方法、翻譯審美（包括審美本原、審美表現、審美態度、審美境界、審美理想）、翻譯倫理（包括再現倫理、服務倫理、交際倫理、存異倫理、譯者倫理）、翻譯風格（包括風格的可譯性、翻譯風格與譯者個性的關係、譯者風格與原文風格的統一）、翻譯距離（包括翻譯距離的成因、翻譯距離調整的原則與方法）、複譯（包括複譯原因與策略）、翻譯批評（包括翻譯批評標準、原則與方法）、翻譯生態環境（包括翻譯生態環境的特性、各要素之間的關係及其理想狀態）等。

本書根據其所涉及的話題提出和論證了一系列觀點，主要有：（1）生生之謂譯，譯有生生之德；（2）“太和”可定為翻譯標準，其實現策略——陰化與陽化策略具有陰陽合德之美；（3）文無定詮，譯無定法，變文之數無方；（4）翻譯審美應把握如下要點： 審美本原：生命即美； 審美表現：立象盡意； 審美態度：貴時通變； 審美境界：精義入神； 審美理想：止於太和；（5）譯者應恪守“修辭立誠、利以合義、交通成和、以同而異、進德修業”的翻譯倫理；（6）翻譯風格是譯者風格和原作風格的結合，兩者“致中和”的主要途徑有： 材料選擇：各從其類； 原文理解：心悟神解； 譯文表達：適中得當；（7）翻譯距離在翻譯的“言—象—意”與“意—象—言”多級生發的思維過程中必然產生，為使翻譯距離產生翻譯之美，譯者應遵守“適旨、適性、適變、適度”的調整原則；（8）複譯的原因可歸結為： 文本的開放性：文無定詮； 譯者的主體性：言人人殊； 讀者的差異性：人以群分； 語言的時代性：言隨時變；複譯可采取如下策略： 糾錯性複譯：改錯遷善； 改進性複譯：漸臻至善； 建構性複譯：見仁見智； 適應性複譯：趨吉避凶；（9）翻譯批評應以“中和”為標準，以“善、公、實、全”為原則，多層次、多視角、多途徑進行；（10）翻譯生態環境具有整體性、多樣性、創生性、動態性，各要素交相感應、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理想狀態為“保合太和”。

本書以《周易》以及推演這部經典的觀點和學說（統稱為“大易”）為理論支撐，從哲學的高度綜合研究一系列翻譯問題。它主要汲取易學和譯學兩個學科的營養，從跨學科的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客觀審視、分析，對相關觀點進行科學論證、推演。因此，本書寫作的基本思路是讓大易（主要是《周易》）的哲學思想始終貫穿於翻譯研究中，以易治譯，以易弘譯，即以“翻譯”為經，以“大易”為緯，經緯交織，將“體（道）”、“相”、“用”貫通，以致“成務”，建成大易翻譯學，圖示如下：

本書主要借鑒《周易》的整體論方法，採用系統分析的方法展開寫作，即為達到既定目的，集中分析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綜合研究其各種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宏觀上，把握大易翻譯學研究中各要素的關係結構，從整體上進行系統思考，綜合分析；微觀上，以相關的易理為理論支撐，以客觀翻譯現象和現有翻譯理論為事實依據，全方位、多視角、多層次研究具體的翻譯問題。具體研究方法上，根據需要擇用類比法、比較法、考釋法、例證法、圖表法等。研究方法的使用不拘於一格，以能產生最佳效果者優先。

全書內容安排合理，章節緊湊，銜接自然，觀點環環相扣，論證層層推進，行成一個彼是相因、交融互攝、旁通統慣的和諧體系。

四、以易弘譯

援易入譯、以易治譯的終極目的在於以易弘譯，而以易弘譯的突出表現在於大易翻譯學的創新。綜觀《大易翻譯學》，其創新之處歸納起來大致如下：

（一）學術概念創新

當代法國著名口譯研究專家丹尼爾·吉爾（Daniel Gile）說：“學術研究創新可歸為三類：實證方面的創新、概念方面的創新、方法論方面的創新。”（Gile, 2001：4）在概念創新方面，本書最為明顯的是其關鍵概念“大易翻譯學”：“大易翻譯學（Yi-translatology），簡稱易譯學（YT），是一種援易入譯、以易治譯、以易弘譯的翻譯研究途徑。換言之，大易翻譯學是按照大易所揭示的道理來研究翻譯本質、翻譯標準、翻譯原則、翻譯審美、翻譯倫理、翻譯風格、翻譯距離、翻譯批評、翻譯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尋求翻譯規律以指導翻譯實踐的一種翻譯研究途徑。”（陳東成，2016：1）書中提出和解釋了一系列新概念，如：“太和”翻譯標準、“陰化、陽化”翻譯策略、“守經達權”翻譯原則、“陰譯、陽譯”翻譯方法、“利以合義”翻譯倫理、“中和”翻譯批評標準、“善、公、實、全”翻譯批評原則、“三多”翻譯批評方法，等等。這些概念都以新的面貌出現在時下的翻譯研究中，不僅為中國傳統譯學而且為國際譯學灌注了新的血液。

（二）學術思想創新

學術思想創新是學術研究者在向未知領域探索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開發創新能力，突破思維定勢，創立新思想的活動。學術思想創新是整個學術創新的基礎，自然是大易翻譯學得以構建的根由。本書創新的學術思想主要有：（1）《周易》彌綸天地之道，易理不僅可用於政治、經濟、軍事、倫理、醫藥、建築等，還可用於翻譯研究，且是其巨大的寶貴資源，能指導大易翻譯學的構建。（2）“生命”範疇為大易翻譯學體系的核心。翻譯研究不應局限於普通的語言文化現象，而應原始返終，究其本原——生命。翻譯的哲學是生命的哲學，“生”是翻譯哲學的根本，翻譯研究，特別是其哲學思考與審美觀照應以“生”為核心展開。（3）譯者創造性翻譯活動是精神生命的運動和高揚，其究極歸趨是止於至善。所以，譯者之精神生命是由自然生命向心理、藝術、哲學乃至宗教步步上躋，層層超升，翻譯研究也應循此遞進。

（三）學術觀點創新

馮友蘭在其《三松堂自序》（2011：228）中認為，學者的工作分為兩種：一種是“照著講”，另一種是“接著講”。前者的重點是要說明以前的人對於某一問題是如何說的，後者的重點是要說明自己對某一問題是怎麽想的。自己怎麽想，總要以前人怎麽說為思想基礎，但也總要有所不同。概括來講，“接著講”不是停留在對傳統的一味繼承上，而是要突破，要揚棄，要創造，要發展，要具有明顯的時代性。本書不僅照著《周易》“講”，而且接著《周易》“講”，學術觀點有較大創新。例如：（1）從審美本原來看，提出了翻譯審美的本原在於生命。生生之謂譯，譯有生生之美。其中“生生”含“創生、化生，相生、共生，生生不息”之義。（2）從體用關係來看，強化了“易為體，譯為用，兩相增益，一體俱化”的觀點。易譯相通。猶如《周易》的八卦互依互生，化生萬物，翻譯的“八易”相存相蕩，演生萬象。（3）從翻譯標準來看，拓展了“太和”的概念作為翻譯標準。“太和”作為翻譯標準，它具有整體性、多樣性、審美性、動態性，其實現策略——陰化與陽化策略可用易理、太極圖、十二消息卦等得到科學論證，這比其他翻譯標準更具哲學解釋力和科學性。（4）從譯文表現來看，基於人們“象思維”的特性，強調“立象盡意”，以言造象，以象傳意。這將更加充分傳達原文的意象、意境，最大可能地全面準確地再現原文的美學意蘊。（5）從翻譯風格來看，提出了風格的可譯性可用《周易》的模仿觀來論證；翻譯風格和譯者個性的關係可借鑒八卦圖來闡釋；翻譯風格之美在於譯者風格與原作風格“致中和”。（6）從翻譯的生態環境來看，發現了易理配合八卦圖和五行圖可解釋翻譯生態環境存在和發展狀況；譯者孜孜追求的是其太和狀態。

（四）研究方法創新

本書的研究方法不落俗套，超乎尋常：（1）不尾隨用現代語言學、文藝學、文化學等理論來套翻譯的潮流，而是另辟蹊徑，援易入譯，以易治譯；（2）走出把中國譯論置於西方譯論標準中進行定位的做法，在《周易》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與發展中國傳統譯論，打破作為評價標準的西方翻譯理論“神話”，將中國譯論推向前台，彰顯中國譯論的優勢；（3）根據跨學科研究原則，綜合運用哲學、文學、美學、文化學、文藝學、心理學等對研究對象進行宏觀解讀和微觀審視，探賾索隱，鉤深致遠；（4）古今貫通、中西結合、體用融合，使大易翻譯學形成一個時空交匯、旁通統貫、和諧開放的體系。

五、結語

《周易》蘊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其“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等至理名言，揭示宇宙人生顛撲不破的真理，可超越時空的閾限，放之四海而皆準。《周易》中如斯之至理名言，令人讀之愈勤，愈感其日新；思索玩味愈久，愈覺其蘊含宏深；研究應用愈多，愈見其智慧無窮。因此，發掘並創造性地運用《周易》的智慧於翻譯研究，毫無疑問既弘譯道又弘易道，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大有裨益。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認為：“翻譯研究中，更靈活、更深刻地理解翻譯極為必要；非西方民族關於翻譯這一最重要的人類活動的思想對構建更廣泛、更持久的翻譯理論至為關鍵。”（Tymoczko，2006：2）《周易》涵具東方中華民族的巨大智慧，從《周易》的視角審視和理解翻譯無疑能使翻譯研究“更靈活、更深刻”，有助於建立“更廣泛、更持久的翻譯理論”。《大易翻譯學》以《周易》以及推演這部經典的觀點和學說為理論支撐構建新的譯學話語體系，提供了一個區別於西方翻譯研究的獨特視角，有利於人們更深刻地認識翻譯現象，更好地從事翻譯研究和實踐。同時，它也為《周易》這部體大思精的著作提供了較好的哲學思想注腳。展卷讀之，讀者可領略古聖先賢們的睿智精思，陶然於他們的智慧之美，讚歎翻譯研究因之產生的新思維、新天氣。

大易翻譯學是個新生事物，正值處屯之時，發展道路漫長，但其發展前景廣闊光明,有望在翻譯研究的世界裡開拓出一條光輝燦爛的康莊大道。誠望相關研究後繼有人，英才輩出，弘前人之智慧，補筆者之不足，推動大易翻譯學蓬勃發展。

注釋：

《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易經》含六十四卦卦符和經文；《易傳》由《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系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等七種十篇組成。有時人們用《易經》代指《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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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廣東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大易翻譯學：譯學的大易視角研究”（2013WYXM0104）。

[作者簡介]陳東成，湖南臨湘人，文學碩士、管理學碩士，深圳大學翻譯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大易翻譯學創始人，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中國國學雙語研究會常務理事，《周易研究》《翻譯季刊》等多家期刊審稿專家。主要從事譯學和易學研究，出版專著《大易翻譯學》《文化視野下的廣告翻譯研究》等3部，在《周易研究》《中國翻譯》《翻譯季刊》等期刊上發表論文近50篇。專著《大易翻譯學》獲深圳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並收錄至《深圳社會科學年鑒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