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到2035年平均收入水準要上三個台階，兩個條件不可或缺

　　意見領袖 | 劉世錦

　　目前中國一個核心目標是中國式現代化，這是質的描述。同時還提出了量化的指標，進一步明確了到2035年我國發展的目標任務——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台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

　　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目標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到2035年我國平均收入水準要上三個大台階：

第一，平均收入達到13200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
第二，平均收入達到2萬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第三，平均收入達到3萬~4萬美元，平均3.5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水準。

　　2021年，我國平均收入達到12500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標準（2020年標準是12696美元）。這個標準是動態調整的，每年增長4%左右。今年中國實際增速放緩，匯率下調，與高收入國家門檻的距離很可能拉大。

　　到2035年，中國平均收入要達到3萬~4萬美元的水準，意味著這期間平均收入水準要翻1.5到兩番。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的平均收入水準，取決於三個變量——經濟實際增速、名義增速與實際增速之差（即國內通脹或者GDP平減指數）和匯率變動。這段時期經濟平均實際增速不低於4.7%，我國平均收入到2035年才能翻一番。

　　假定這一時期通脹水準相對平穩，在2%左右，那麽就要重點關注匯率變化。我們研究團隊初步測算，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購買力平價指標，現階段，我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約為14682國際元，相當於日本1975年、德國1971年的水準。在此後的16年，日本和德國都經歷了經濟中速增長和匯率快速升值的過程，按現價美元計算的平均收入水準快速上升。1995年左右，日本人均GDP一度超過美國，相當於美國的1.5倍。但在兩個國家驅動收入增長的因素中，匯率貢獻都明顯超過實際增長貢獻，特別是德國匯率升值貢獻達到2/3。

　　中國大致進入了相同的增長階段，有關經驗教訓值得研究和借鑒。匯率變動是一個複雜問題，從長期看，最重要的變量是勞動生產率，或者說全要素生產率。當然，日本、德國當年匯率大幅升值是有特殊條件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近幾年中國匯率的市場化程度已經比較高了。

　　實現2035年增長目標，有兩個條件是不可或缺的，一是能夠爭取到的實際增速必須爭取，4.7%以上的經濟增速必須爭取；二是僅靠實際增速的硬增長是不夠的，必須把立足點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上，由此帶動匯率合理升值。這就是強調高質量發展對實現2035年增長目標的內在含義。假設在這段時期年均實際增速4%~5%，名義增長與實際增長的差額（通貨膨脹）和匯率升值之和相加，年均再增長5%左右，即按照現價美元計算，每年要增長將近10%，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水準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速的不利影響

　　以往我們擔憂比較多的是追求不切實際的過高增長，忽視提高增長質量。疫情發生三年來，特別是從最近的情況看，當前需要強調的是實際增速過低，特別是低於潛在增長率。如果這種情況維持的時間比較長，對實現長期的發展目標，特別是2035年目標是不利的——不僅表現在數量上不去，而且質量也會下來。

　　2022年初提出的增長目標是5.5%，由於國內外不利因素的影響，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實際經濟增速為3%。2020~2021年，中國兩年平均增速為5.1%，如果2022年往高預計達到3.5%，那麽三年平均增速低於5%。大量研究表明，現階段中國潛在增長水準在5%~5.5%之間。換句話說，疫情三年中國平均增速低於潛在增長水準。這會帶來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在固定投入的情況下，產出減少，生產率必定下降，攤在每個產品上的部門成本肯定上升。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是生產率提升。同時，匯率也會受到影響。最近，人民幣匯率呈現貶值態勢，這主要是受到美聯儲加息的影響，但國內經濟基本面，特別是經濟增速對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二是中長期經濟增長將出現機制性損傷。疫情衝擊以後，有些丟掉的會補回來，但有些補不回來，而且會引起機制性損傷。比如訂單丟了，供應鏈斷了，原有的合約沒有執行，應招的員工沒有招收，應該有的投資沒有投資，應該進行的創新沒有進行，一些長期規劃也跟不上了，長期經營發展能力都在下降。假定疫情衝擊過去了，由這種狀況回到常態，會有一個較長的修複期。有些封城靜默後的城市，曾出現過短期反彈，但是一段時間後增速再次下降。

　　三是新老動能轉換將會受到衝擊，出現減緩、扭曲，甚至停頓、後退。我國正處在中速增長階段的新老動能轉換期，如果這時實際增速低於潛在增速，將會使原有的困難和風險被放大。

　　一方面，過去速度比較高的時候，老產業其實是“帶病運行”，矛盾、問題還可以被掩蓋。一旦速度明顯下降，有些矛盾和問題就會轉化為風險甚至危機。房地產行業變化就屬於這一類。

　　另一方面，新動能由於預期、投資、市場等問題，成長期風險加大，也會對增長帶來一些“堵力”。比如，數字經濟創新勢頭有所減弱；新能源汽車風頭正勁，但仍然受到供應鏈波動的困擾。

　　近期呼籲宏觀政策進一步放鬆的聲音比較多。由於國內外的不利因素，近期中國實際增長低於潛在增長率，經濟其實不是一個正常運行的環境。在這種背景下，很難判斷宏觀政策到底是鬆還是緊。

　　前段時間M2增速超過11%，甚至超過12%，高於2020年疫情發生初期，是三年以來增速最高的。實際經濟增速加上通脹水準，再加上一兩個百分點，這樣的貨幣供應量被認為是比較合適的。今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經濟實際增速3%，CPI不超過3%，再加上一兩個百分點，充其量是8%，但是M2增速現在已經超過3~4個百分點了。應該說流動性現是充足的，貨幣政策也不緊。

　　M2增速低於社融增速，這在過去很少見，說明貨幣並不缺，但實際需求上不去。美國最近通脹仍處高位，美聯儲不得不激進加息，其原因是美聯儲在疫情嚴重時“放水”過多，現在正在承擔“放水”的代價。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還要關注和研究。

　　使經濟盡快回到正常軌道

　　一是從國際經驗看，從中等收入階段上升到高收入階段，在平均收入1萬美元左右，是一個特殊的不穩定階段。二戰以後，上百個經濟體開始工業化進程，但是在25年以上保持7%增速的經濟體只有13個。大型經濟體中只有日本、韓國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更多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亞洲的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近年的俄羅斯。俄羅斯十年前平均收入在1萬美元以上，這兩年掉下來了，這很值得關注。

　　二是人口負增長對中長期增長的衝擊。從明年開始，甚至可能是從今年開始，中國大概率會出現人口負增長，早於之前的估計，這會對需求帶來直接影響。從供給角度講，大概十年前開始，我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人口負增長轉捩點出現以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速度還會加快。日本、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國的經驗表明，人口出現負增長後，潛在增長率將出現明顯下降，並且實際增長率經常低於潛在增長率。

　　中國平均收入剛過一萬美元時，出現了實際增長低於潛在增長的情況，其實按現價美元計算的平均收入已經出現波動了。能否盡快跨過高收入門檻，我們依然面臨著挑戰。

　　當務之急是使經濟增長回到正常軌道或合理區間，具體而言，實際增速要達到潛在增長水準。最近，隨著優化防疫政策、房地產金融政策16條、推動平台經濟發展等政策的頒布和落地，有利因素正在增加。

　　建議明年政府應提出不低於5%的增長目標。由於今年基數低，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夠大部分或者全面擺脫疫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增速還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今明兩年平均增速達到5%左右。這既是當下穩增長的迫切要求，更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長期發展目標的關鍵點。要加快在思想認識、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上，為實現經濟盡快回到正常軌道，創造有利條件。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