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未來十年 我國經濟還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

　　新浪財經訊 2018年5月5日，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投資論壇上發言稱，未來十年，我國經濟還有每年8%增長的潛力。

　　從歷史數據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GDP是美國的21%，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我國台灣、1977年的韓國的人均GDP也是美國的21%。在此差距下，日本、新加坡、我國台灣和韓國經濟都維持了20年每年8%-9%的增長。

　　他認為，和當年的國日本、新加坡、韓國相比，中國存在著在同樣的“後發優勢”。雖然現在中國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林毅夫指出 ，這個差距，代表的是勞動生產率水準的差距，意味著產業和技術水準存在差距，這說明我國收入水準依然較低，也意味著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創新和產業更新具有更大的太空，可以更快的發展。

　　“他們可以實現20年8%-9%的年均增長，那麽從2008年起，我國應該有20年每年增長8%的潛力。”

　　以下為發言全文：

　　林毅夫：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跡。當前，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今天，我想談的是，在新時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有哪些不變的基本面，又面臨哪些主要變化。

　　一、三點不變

　　第一，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尚未完成，改革永遠在路上。中國的改革，采取的是漸進式雙軌制，即“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代的乾預扭曲，保護補貼原有的大型國有企業，以維護穩定。新人新辦法，激活了一些過去受到抑製、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競爭力強，能創造就業、增加出口的產業。我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放開，就是逐步走過來的。農村改革也是如此，一方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另一方面，土地是集體所有製，並不像一些國家那樣，將土地私有化。

　　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的好處是，既能夠維持穩定，又有利於調動積極性，發揮我們的優勢，促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從而為我國改革舊有的體制創造了條件，比如，原來的大型國有企業資本密集，違反我國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否則難以生存。我國的快速發展，積累了資本，原來很多不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隨著資本積累逐漸成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其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不再必要，為消除雙軌制遺留的各種乾預扭曲創造了條件。

　　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種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這是一個目標，諸多要素市場改革尚未到位。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追求的變化，新矛盾和問題還將不斷出現。所以，我認為，改革永遠在路上，改革要不斷深化，這個基本態勢沒有變。

　　第二，發展是硬道理，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依然巨大。過去40年，我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9.5%。增速之快，持續時間之長，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從未來的增長潛力看，我認為，未來我國經濟維持較高增長的可能性和太空依然較大，可用資源仍然較多，這個基本國情沒變。這是因為，經濟增長依賴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更新，雖然現在中國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這個差距，代表的是勞動生產率水準的差距，意味著產業和技術水準存在差距，這說明我國收入水準依然較低，也意味著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創新和產業更新具有更大的太空，可以更快的發展。

　　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水準高，其技術和產業均處於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更新只能依賴自身發明。中國作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有些產業，如高鐵、家電，已處於世界最前沿，要繼續維持領先，必須自己發明。有些新產業，技術創新速度快、周期短，其研發投入主要是人力資本，而物質和金融資本投入相對少，這在互聯網、手機等行業表現最為明顯。比如，小米手機，雷軍創業之初，僅有100多名員工，一年之內就推出小米手機，100多名員工的人工成本並不高。

　　再如，阿里巴巴，當年孫正義投資僅為30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2億元，資金投入不大，但利用的是高人力資本。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缺少的是物質資本，而人力資本差距很小，因為人力資本包含兩部分，即天賦和後天的教育，有時天賦比後天教育更為重要。

　　現在，在後天教育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大，而在天賦方面，中國人口多、天才多，中國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世界每年30%的市場增量在中國。因此，對於研發周期短、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的現代產業，中國有條件實現彎道超車，自己研發。

　　但中國還有大量的產業與世界差距巨大。從2017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覽會可看到，總體而言，中國製造業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比如裝備業，外國一部機器售價可高達500萬美元，而中國類似的機器售價僅為100萬美元，這意味著存在技術差距。我認為，只要充分利用這個差距，我國經濟還有每年8%增長的潛力。

　　這是因為，從歷史數據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GDP是美國的21%，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我國台灣、1977年的韓國的人均GDP也是美國的21%。在此差距下，日本、新加坡、我國台灣和韓國經濟都維持了20年每年8%-9%的增長。上世紀70年代之前，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代表的、以人力資本為主要投入、研發周期短的產業尚未出現，彎道超車機會不多，當前我國比當年的日本、新加坡、我國台灣、韓國等更為有利。在同樣的產業技術水準差距所給予的“後發優勢”的條件下，他們可以實現20年8%-9%的年均增長，從2008年起，我國應該有20年每年增長8%的潛力。

　　當然，把潛力變為現實，需要很多條件，2008年出現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國際經濟比較疲軟，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經濟增長速度就會受到一定影響。另一個因素是國內的情況，要看供給側的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能不能落實到位。但是由於國內的市場大，可回旋的余地多，未來10年仍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應該可以實現每年6%或者更高速度的增長。中國現在的經濟總規模佔全世界GDP總量的16%，如果中國經濟每年增長6個百分點，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則為1個百分點。由於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在3%左右，這意味著全球經濟每年1/3的增長來自於中國。

　　第三，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維持好的基礎未變。中國現在的平均收入還處於中高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繼續向高收入水準前進，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在外部環境中，維持好中美關係是關鍵。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強，充分利用經濟互補性是保持中美關係的重要基石。

　　可以從收入水準差距看到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現在的收入水準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按市場匯率計算，約為美國的七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準相對較低。平均勞動生產率低，代表所在的產業一般是技術水準較低、資本密集度較低的產業。而美國收入水準高，代表其附加價值高，代表所在產業的技術和資本比較密集。資本密集包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資資本的密集。

　　因此，中國產品與美國產品在國際上存在直接競爭關係的少。即使，未來中國的人均GDP與美國相當，產業處於同一水準，經濟合作的基礎將從現在不同發展程度的產業互補，轉變為同一發展程度的專業分工，如同現在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一樣，貿易仍然是互利雙贏。屆時，中國的市場是美國的四倍，美國那些在國際分工中具有優勢的產業也不能失去中國的大市場，中美合作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雖然中美經濟互補，但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將對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帶來挑戰，中美之間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我們要充分利用中美之間經濟互補性這一有利優條件，維持一個較好的合作關係。

　　二、三點變化

　　第一，中等收入人群在國內增加，期望將發生變化，需要趨利避害，深化改革。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人們的追求將發生改變，對生活品質、環境品質、透明度、話語權等的追求越來越多，自主性也逐漸增強。我們的改革必須以人為本，把握中等收入人群需求和人們追求的變化。

　　一方面，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維持經濟穩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社會和政府治理的變革必須提上議程，比如，應建立針對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理機制。現在互聯網技術發展迅速，傳播影響力大，若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處理不當，可能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和認同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和中產人群的增加，人們對政治參與、自由度、話語權的要求逐步提高，需要進行相應的上層建築改革。

　　第二，世界經濟可能陷入比較長期的疲軟，不確定性增加，中國要沉著應對。日本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後至今，27年未完全恢復復甦。歐美發達國家也可能陷入相當長時間的疲軟。歐洲現在失業率較高，經濟增長1%左右。美國其實也未完全恢復，正常狀況下，美國經濟增長約為3%-3.5%，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2020年美國的增長率也不足3%。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在危機之後應推行的結構性改革一直未真正落實。

　　雖然從長期看，結構性改革有利於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但短期內會降低消費，減少投資，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升高，在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下，發達國家就很難推動結構性改革。因此，我認為，發達國家可能普遍陷入像日本那樣的長期增長低迷。發達國家低速增長，容易製造外部事件，以轉移國內的注意力，我國面對的外部挑戰將不斷增多。

　　為此，我們要有理有據，但無論采取哪種戰略，都不能以犧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為代價。發達國家增長率慢，除了容易對外製造事端外，國內也容易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狀況。比如，川普上台，英國脫歐，英國保守黨在選舉中失掉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容易出現各種影響政治和社會穩定的事件。這都與經濟增長率慢，就業狀況不好，生活沒有改善等有關，我們需要有應對預案。

　　第三，國際治理結構面臨調整。“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主導形成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於制定規則的都是發達國家，很多規則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很公平，但對發展中國家不一定公平。之所以當時美國能主導這樣的國際治理體系，是因為美國在“二戰”以後GDP佔全世界超過50%。現在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治理結構也要隨之發生調整。

　　美國GDP從佔全世界的50%降到現在不到25%，中國現在則佔16%-17%。中國只要可以維持6%以上的年增長速度，在未來10年，不管是用購買力平價計算還是以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會跟美國相當，甚至超過。當我國變成最大經濟體，國際治理結構轉變時，需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如“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有利於改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更為重要的是，將給世界帶來一套新的、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的發展和國際治理理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同時，帶動“百花齊放春滿園”世界大同時代的到來。（本文為林毅夫在2018年5月5日北大國發院投資論壇上的發言）

責任編輯：謝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