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史記·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軍事紿終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之相適應，就是軍事史研究理應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強化軍事史研究，對於推動整個歷史研究，深化人們對歷史現象的全面認識和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實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必須重視對軍事史的研究，這是由軍事在社會生活與歷史演變中具有決定性意義這一性質所決定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就中國範圍而言，軍事往往是歷史演進的最直觀表現形態。在中國歷史上，國家的分裂與統一、新舊王朝的交替換代、政治勢力之間鬥爭傾軋，下層民眾的反抗起義，中華民族內部的融匯整合，等等，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戰爭這個途徑來實現的。戰爭是社會生活的焦點，是歷史演進的外在表現形式，從大的範圍來講，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某種意義上便是一部軍事活動史，抽掉了軍事內容，就談不上有完整意義的中國歷史。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歷史上，軍事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成為歷史嬗變的指針。具體地說，最先進的生產力往往發源於軍事領域，軍事技術的進步在科技上呈示引導性的意義，換言之，最先進的工藝技術首先應用於軍事方面，最優良的資源優先配置於軍事領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於軍事實踐。這種情況早在先秦時期便已出現，所謂“美金以鑄刀劍，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斤、且、屬、試諸壤土” (《國語·齊語》)；“聚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論百工之銳器” (《管子·七法》)，雲雲，就表明軍事技術發展程度乃是整個社會生產力最高發展水準的一個標尺。秦漢以降，軍事技術這種標尺地位仍沒有絲毫改變，戰船的製作水準提高、築城工藝技術的進步，火藥、火器的使用，鋼鐵先進武器裝備的鑄造等等，都是該歷史時期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都起著帶動其他生產領域工藝技術水準提高的重要作用。
軍事在歷史演進中的中心地位同樣也體現在政治領域。歷史上中央集權的強化，各種制度建設的完善、重大改革舉措的推行，往往以軍事為主體內容。所謂的中央集權，首先是對軍權的集中，這以“虎符發兵製”、“杯酒釋兵權”，到朱元璋以“五軍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設置“軍機處”等制度設置和行政措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國家法律制度與規章，也往往是由軍隊中首先推行，然後逐漸向社會推廣。如軍功爵製濫觴於春秋時期趙簡子的鐵地誓師辭：“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農工商遂，隸圉人臣免。” (《左傳· 哀公二年 》)戰國時期普遍流行的“什伍連坐法”、秦國的“二十等爵製”等等，後來也逐漸由單純的軍中制度演變為控制與管理整個社會的獎懲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是國家制度建設的先行者，軍事在國家政治發展中起著引導作用。至於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幾乎無一例外以軍事為改革中的主要內容，如商鞅變法中“尚首功”的措施，王安石變法中“保甲”、“將兵”等強兵措施，張居正改革中的整飭邊防舉措，均是具體的例證。而戰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則更是完全以軍事為中心的全面改革運動。
就世界範圍而言，軍事史作為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無可懷疑的。西方早期的歷史著作，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凱撒的《高盧戰記》、色諾芬的《長征記》，大都是軍事史著作。這一傳統長期得以延續，使得在當今歐美國家的歷史學界，軍事史仍然是人們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有關戰爭、戰略、軍隊編制、作戰技術、武器裝備、軍事地理、軍事人物、軍事思想等各個方面的研究都比較成熟，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傑弗裡·帕克主編的《劍橋戰爭史》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一。與此相對應，軍事史在歷史學界，甚至整個學術界都擁有較高的地位，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整個軍事史的研究體系中，軍事思想史也即“兵學史”的研究佔有核心的地位，具有指導性的意義。柯林武德指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其言信然！我們認為，思想史是歷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與主體對象，思想史的考察，是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林德增教授曾專門討論了思想史在歷史學研究中的關鍵作用：歷史研究的順序，是從直觀的歷史文物開始，展開對歷史活動(以歷史事件為中心)的認識，再進入對歷史思想的探討(叩問思想背景，尋覓思想動機，從事思想反思)。換言之，思想史是最深層次的歷史。只有了解人們的思想動機和反思結論，才能理解人的活動的本質。人的活動產物(物的歷史)，只有通過人的活動才能了解；而人的活動(事件的歷史)，只有通過人的思想才能說明。只有進入到思想史這個層次，才可能對人類歷史有完整而本質的理解與把握。
總之，各個領域深層次的歷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是歷史學研究的最終歸宿。這一點，在軍事史研究中也沒有例外，兵學思想的研究，是軍事史研究的主乾與重心。換言之，在中國源遠流長的軍事史中，軍事學術思想無疑是其靈魂與核心之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規範了整個軍事的面貌，是豐富多姿、異彩紛呈的軍事文化現象的精神濃縮和哲學升華，是具體軍事問題的高度抽象，也是軍事發展規律的普遍揭示。所以，理應成為軍事史研究的重點，也應該成為整個學術思想發展史認知中的重要一維。
軍事學術思想，用我們比較規範與傳統的概念來表述，就是中國古代兵學。所謂“兵學”，指的是中國歷史上探討戰爭基本問題，闡述戰爭指導原則與一般方法，總結國防與軍隊建設普遍規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學說。它淵源萌芽於夏、商、周時代，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獨立的學術理論體系，充實提高於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發展於兩宋迄明清時期，直至晚清讓位於近代軍事學。
二
說到中國古代兵學，得先從《漢書·藝文誌》說起。眾所周知，《漢書·藝文誌》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具有提綱挈領、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承載了先秦至秦漢學術形態演變的基本脈絡，是後世梳理、認知、評判先秦及兩漢學術的最重要憑藉。因此，還原《漢書·藝文誌》形成的歷史場景，再現《漢書·藝文誌》編排的內在邏輯，梳理《漢書·藝文誌》論列學術的基本考量，對把握先秦秦漢的學術文化整體面貌與基本特徵具有關鍵的意義，而後世對先秦秦漢學術若乾重大問題的爭論，也往往以《漢書·藝文誌》為探討的邏輯起點與根本核心。套用明代兵家茅元儀評論《孫子兵法》的話來說，就是；“前《漢志》者，《漢志》不遺；後《漢志》者，不能遺《漢志》。”
《漢書·藝文誌》是《漢書》“十志”之一。它首先是記載“六藝”百家文獻的圖書總目錄，其內容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共收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但同時又是體現先秦至兩漢的學術文化發展總成就、總趨勢與總特徵的理論總結，因為在敘錄書目的同時，《漢志》在每種圖書之後均有“小序”，在每一《略》之後均撰有“總序”，對先秦至兩漢的學術文化的源流、嬗變、特色、價值、影響，都有系統的梳理與全面的總結。
我始終認為：圖書的目錄分類，不能單純地視為目錄學問題，而是學術思想文化發展狀態與特徵的綜合性、集中性體現。即準確折射了其所處時代的“學科建設”面貌與特色。《漢志》身上這一點有尤其明顯的反映。所謂的“經、史、子、集”圖書四部分類法，是歷經荀勗《中經新簿》、阮孝緒《七錄》，至《隋書·經籍志》最終確立的。雖說它在目錄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與價值，但是明顯偏重於純學理的圖書分類，與《漢書·藝文誌》的目錄體系與學術旨趣有顯著的差異。稍加分析，我們能發現，在《漢書·藝文誌》中，實用之學與理論之學是結合在一起的，“七略”實際上是“六略”。它傳承西漢劉向《別錄》、其子劉歆《七略》而來，在劉氏父子的學術總結基礎上集粹撮要，遂成文獻總目和學術淵藪。
第一略“輯略”，即導言、通論，緊接而來的“六藝略”，就是理論指導，詩、書、禮、樂、春秋、易，即國家的統治思想與文化；“諸子略”，就是中國的學術思想流派；“詩賦略”，就是文學藝術作品；“兵書略”，就是用於指導戰爭實踐的理論及其相應的操作方法；“數術略”，近似於現代的“理科”，“方技略”，頗類似於今天學科體系中的“工科”。這些都是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東西。換言之，《漢志》“六略”，前三“略”，“六藝”、“諸子”、“詩賦”屬於同一性質，可歸入“道”的層面；而後三“略”，“兵書”、“數術”、“方技”又是一個性質近似的大類，屬於“術”的層面。“道”的層面，為“形而上”；“術”的層面，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講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為玄虛，講求實用，講求效益。但經史子集裡卻淡化了這些操作性、實踐性的東西，取消了兵書、數術、方技三大類圖書典籍的獨立地位，將它們納入“子部”之中。
我認為，《漢志》這樣的圖書目錄分類，從學科體系構築上考察，顯然更全面、更系統。所以，我們今天認知國學的眼光，不應該僅僅局囿於“經、史、子、集”，而理當超越它，而回歸到《漢書·藝文誌》的學科傳統中。西周時期的“六藝”，是培養“全人”人格的，德、智、體、美全方位發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導：“禮”“樂”。有自然科學知識、文化技能的掌握：“書”“數”。也有軍事技能、操作實踐能力的培養：“射”“禦”。但孔子之後的“六藝”卻變成了純粹的經典文獻學知識。換言之，我們今天弘揚國學，要真正超越經史子集的傳統，回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中國傳統學術的原生態。實際上，經史子集就是次生態，原生形態應該是六藝之學，就是從西周的六藝之學，一直延續到班固《漢書·藝文誌》的六略之學。
而“六略”之學之所以向“四部”之學嬗遞，當與中國文化性格特徵、價值取向的轉型有內在的關係，這種轉型，從本質上來概括，就是由“尚武”轉向“崇文”，由陽剛轉向陰柔，由進取轉為守成。在先秦乃至兩漢社會中，人們普遍推崇“尚武”精神，“執乾戈以衛社稷”才是正兒八經的事業，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國家的棟梁，所謂“赳赳武夫，公侯乾城” （《詩經·周南·兔罝》），講的就是這種時代風尚。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言“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浪口村隨筆·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他們是“國士”，地位崇高，萬人欽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因此，《左傳·昭公元年》載鄭國貴族徐吾犯之妹擇婿時，棄衣冠楚楚“盛飾”、扭眤作態的公子黑（子晳）而取“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孫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孫楚粗獷強悍，有一身的蠻勁，“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
這種魂魄，至兩漢而未改，故張騫敢於橫絕大漠，致力“鑿空”；班超勇於進取開拓，“投筆從戎”；陳湯能斬釘截鐵發出鏗鏘有力的時代強音，“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尚武”的文化精神，折射到當時的圖書目錄分類，就是“兵書略”獨立成為一“略”，是一級學科，學科門類，與“諸子略”並列。而儒、道、墨、法、陰陽諸子，則是二級學科而已，兵家明顯高於儒、道、法、墨等其他諸子。但是，在後來“崇文”的文化氛圍越來越濃厚的歷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趨低落，兵書的總量相對萎縮，兵書略作為獨立一大門類被取消，歸入“子部”之中，且日益邊緣化，由“蔚為大國”退化為“蕞爾小國”了。到了清代《四庫全書》編纂時，所收錄的兵書，僅《孫子兵法》、《司馬法》等寥寥二十種而已，這就是目錄分類變化背後的學術文化變遷之一個顯著事例。
三
概括而言，中國古代兵學主要包括歷史上豐富的軍事實踐活動所反映的戰爭觀念、治軍原則、戰略原理、作戰指導等內容，其主要文字載體是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數量浩繁、內容豐富、種類眾多、哲理深刻的兵書。其他文獻典籍中的論兵之作也是其重要的文字載體，這包括《尚書》、《周易》、《詩經》、《周禮》等中華元典的有關軍事內容；《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所載先秦兩漢諸子的論兵文辭；史書、類書、政書、叢書中的言兵之作；唐、宋、元、明、清諸多文集中的有關軍事論述，“漢中對”、“隆中對”、“雪夜對”等由史籍所記載的歷代政治家、軍事家的軍事言行。它們同專門的兵書著作一起共同構築起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瑰麗寶庫。
毫無疑問，中國古代兵學的主要載體是數量浩繁的兵書戰典。據許保林《中國兵書知見錄》、《中國兵書通覽》的統計，而按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的說法，《漢書·藝術志·兵書略》曾對西漢以前的兵學流派作過系統的區分，將先秦兩漢兵學劃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等四個大類。在四大類中，兵權謀家是最主要的一派，其基本特徵是：“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兼容各派之長的綜合性學派，其關注的重點是戰略問題。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兵書，如《孫子兵法》、《吳子》、《六韜》、《孫臏兵法》大都歸入這一派。兵形勢家也是比較重要的兵學流派，其特點是：“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製敵者也”，主要探討軍事行動的運動性與戰術運用靈活性，變化性。兵陰陽家，其特徵是“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即注意天候、地理與戰爭勝負關係的研究。兵技巧家，其基本特點是“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這表明該派所注重的是武器裝備和作戰技術、軍事訓練等等。秦漢以降，中國兵學思想生生不息，代有發展，但其基本內容與學術特色卻基本沒有逾越上述四大類的範圍。
中國古代兵學思想內容豐富，博大精深，大體而言，它的基本內容是：在戰爭觀上主張文事武備並重，提倡慎戰善戰，強調義兵必勝，有備無患，堅持以戰止戰，即以正義戰爭製止和消滅非正義戰爭，追求和平，反對窮兵黷武。從這樣的戰爭觀念出發，反映在國防建設上，古代兵家普遍主張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居安思危，文武並用。在治軍思想方面，兵家提倡“令文齊武”，禮法互補。為此，歷代兵家多主張以治為勝，製必先定，兵權貴一，教戒素行，器藝並重，賞罰分明，恩威兼施，勵士練銳，精兵良器，將帥賢明，智勇雙全，上下同欲，三軍齊心；在後勤保障上，提倡積財聚力，足食強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在兵役思想上，堅持兵民結合，因勢改製等。戰略思想和作戰指導理論是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主體和精華，它的核心精神是先計後戰，全勝為上，靈活用兵，因敵製勝。一些有關的命題或範疇，諸如知彼知己，因勢定策，盡敵為上，伐謀伐交，兵不厭詐，出奇製勝，避實擊虛，各個擊破，造勢任勢，示形動敵，專我分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善擇戰機，兵貴神速，先機制敵，後發製人，巧用地形，攻守皆宜等等，都是圍繞著“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奪取戰爭主動權這一根本宗旨而提出和展開的。
總之，以兵書為主要載體的中國古代兵學，數量龐大，哲理深刻，體大思精，內容豐富，可謂是璀璨奪目，異彩紛呈，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愧為一筆彌足珍貴的優秀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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