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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今天看到的中國是什麽樣?

程艾藍(Anne Cheng)《中國思想史》現已上市。本書是法國知名學者程艾藍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著作。曾獲1998年西方漢學最高獎儒蓮獎。此書以既歷史又主題的方法來敘述一個長達數千年的精神歷程。其中重點凸現了複雜整體中幾個驚人的時刻,可與錢穆、葛兆光等人的《中國思想史》互為補充。 西方對中國思想傳統的介紹往往集中於某個局部,或過於片面。本書作者程艾藍憑借其法、中雙重身份的先天優勢,從中、西方雙重視角審視中國思想,梳理了從商朝到五四運動間中國思想的演變。本文節選自本書緒言,以饗讀者。

程艾藍(Anne Cheng),1955年生於巴黎的中國家庭,入巴黎高師(ENS-Ulm)後致力於漢學研究。現為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中國思想史教席教授,曾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東方語言文化研究院(INALCO)等機構從事中國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和教學。譯著《論語》堪稱歐洲漢學界權威譯本。主持編撰多部作品,如《當代中國思想》、法漢對照“漢文書庫”系列叢書等。

西方人今天看到的中國是什麽樣?

文 | 【法】程艾藍

譯 | 冬一 戎恆穎

中國

我們西方人今天看到的中國是什麽樣?那是一片嘈雜之象,其間夾雜著難以置信的中國經濟資訊,還有諸多所謂的中國文化解讀。以仁道與文明為重的中國,在西方世界眼中依舊深不可知,儘管它持續激發著西方對它的好奇、遐想與渴望:從十七世紀的傳教士,到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哲人;從二十世紀毛主義的熱情追隨者,到今天的商貿人士。萊斯(Simon Leys)之言相當到位:

在西方看來,中國僅是人類經驗的另一極而已。其他的偉大文明要麽消失(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被哥倫布發現之前的美洲),要麽被如何在極端環境中求生的問題耗盡(如原始文化),要麽與我們過於接近(如伊斯蘭、印度文化),唯獨中國與西方有如此根本的反差,如此全然的相異。中國具有如此徹底的獨特性,又如此富於啟發性。僅當端詳中國時,我們才能夠更準確地掂量自己的身份,最終認識到我們遺產的哪些部分體現了普遍人性,哪些僅是印歐人的特異性。若沒有與中國這個完全的他者的相遇,西方就無法真正意識到其文化本我的框架與局限。

各種恐懼和荒謬念頭,使得我們在擔憂“黃種人威脅”與迷戀“東方智慧”間徘徊不前。建立一套可靠的認知基礎,就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有必要。要以誠敬、公正的思想態度而不是一個走樣的中國形象為基礎,因為後者通常是為有意的移花接木打幌子。如今這個身份與確定性爆炸的時代,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可以在無限多樣的思想資源與人類憧憬中有所權衡。從一個充滿驚濤駭浪的躁動時代走出的中國文化,正處在四千年歷史延續的轉折點上。這也是中國重整旗鼓、正視未來的關鍵時刻:它依然能從自身傳統中汲取營養?它對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代西方國家的人有何言相告?

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自己的思維習慣來研究中國思想,但是,中國思想難道就一定要被判定為異國情調或純然他者?無論我們的認知願望如何強烈,最重要也最難的一點,是要學會尊重中國思想的特性:考察它,又要懂得沉默,以傾聽它的回答;在迫切提問前,先學會聆聽。因此,我們不想把中國作者湮沒在方法論中,更不想替他們講話,相反要為作者提供盡可能多的機會,讓文本發言。讓我們的耳朵先慢慢適應,以辨認出文本獨特的樂聲,聽出其中反覆出現的基調,還有那些嶄新的旋律。

批判與同情(sympathie,取其古希臘詞源義:共情)的理解,內在與外在兼顧之視野,是本書的出發點。本書以啟發為任,不進行作為既定真理的知識堆砌,而是希望激發讀者的興趣與好奇心,同時為此提供途徑:一些值得推薦、對讀者有用的“鑰匙”,以便讀者有朝一日能打造出自己的鑰匙。作者遠不奢求完成一部裡程碑式的著作,僅希望藉本書與讀者一道分享拜訪思想巨擘的快樂,分享作者中國和歐洲雙重文化身份造就的視角。

歷史

如今被稱為思想史的這門學科,在編年學之線性與挖掘思想之深度間左右為難,操作起來很不容易。我們或許不必向生活於同一文化之內、有著共通的語言和參照系的人去介紹他們自己的思想史,而對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非專業讀者來說,則需另當別論,因為中國思想的表達方式和類型往往令他們無所適從。如謝和耐(Jacques Gernet)所說,“在分享與我們完全不同而且歷史悠久的思想時,做到清楚明白最難。過分同化的危險很大……”

儘管中國思想史難免給西方留下重複印象,比如十一世紀甚至十八世紀的思想爭論,總是回到古代就已出現的主題,但是它的發展更多呈螺旋形而非線形,與如今流行的那個永恆不變的中國智慧形象並不相同。這一永恆不變的形象自然不具備歷時性視野,中國思想家意識敏銳,通常以回答現實的時代問題為己任。從漫長的時間跨度來研究中國傳統,有助於我們發現它的多樣性與生命力,把握住其間的變化與恆定。歷史維度也能保證長久批評工作所需的距離,提防普遍存在的泛論和推斷。從如此漫長歷史衍生出的諸多概念,因牽涉的時代問題和背景的不同,其涵義也不必然如一。

中國歷史儘管在某些亂世之時,也曾關注個體,但它一直以社會和政治為重。這裡需要提及知識人的特殊身份,帝國時代的知識人身為士大夫,念念不忘其“佐君”角色。從公元前五世紀孔子提出“天命”觀念,到二十世紀初帝國體制崩潰直接導致的經文傳統的衰落,中國思想的命運似乎與每個朝代息息相關。

自上古時代的公元前兩千年中期開始,最初的文字記錄就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源初特徵:祖先祭拜,文字和理性的占卜性。孔子對人的絕妙賭注成就了一套倫理,從此潛入中國人的意識。戰國時期(公元前四世紀—公元前三世紀),繁多的思想流派帶來超常的觀念糅合,各類學說也由此更加精深。這個時期涉及並勾勒出以後的一切:基本材料、優勢、格局、趨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戰國的多元性也留下印記,帝國成立之前的思想沸騰,在兩漢時期(公元前206—公元220)首次凝固成型。主導中國帝製兩千年的政治體制和習慣隨之形成,以共通觀念之整體與既成思想為基礎的中國文化身份也隨之浮現。

正當慶祝中國盛世(pax sinica)之際,中國思想又步入需要直面“外部”的新紀元。三世紀東漢滅亡,其世界觀也隨之崩塌,中國政治陷入分裂格局,促成了戰國思想潮流的複返與印度流入的佛教思想的傳播。佛教這一先天外來的思想形式,在融入中國社會和風俗的同時,從深處改變了中國文化,在唐時臻於鼎盛。

公元一千年末,佛教影響變得無比強大,兩宋儒家傳統開始竭盡全力反思重建。為對峙被認為過於書卷氣的兩宋理學複興,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明代重新呼籲內觀德性。這又激發了提倡回歸實踐價值的運動,這一運動隨著滿清朝的建立而加速。

中國思想在完成對佛教的消化吸收之後,又開始面對更為外來的基督教和歐洲科學傳統,先是通過傳教士,後經過整個十九世紀與西方逐漸頻繁的接觸,直到西方強國的入侵。二十世紀初葉,中國處於掙扎之中,既需承當傳統遺產的沉重分量,又要回應西方挑戰和現代化的迫切需要。1919年五四反傳統運動,構成了我們所認為的象徵的臨界:這場大規模運動,第一次完全背棄了兩千年的傳統,昭示了一個充滿矛盾和鬥爭的新紀元的到來,而這些矛盾至今仍未解決。

傳統

在編年表提供的整體框架和參照下,本書圍繞中國思想家最關心的對象展開論述:他們的討論主旨、討論問題,還有那些他們認為自然而然、無須解讀的言下之意。古希臘邏各斯(logos)傳統的哲學論述,總需重申依據和論點;中國思想不同,它往往從一個默認的共同基礎出發,展開論述,也就並不體現為一套承前啟後的理論系統。孔子被認為是第一位以個體身份表述的中國思想家,他一開始不就說過“述而不作”嗎?

中國思想史中的概念通常在傳統中變遷,不屬於某一作者專有,所以強調概念的衍變,就顯得更恰當。中國思想往往從一整套的預設出發,嚴肅的歷史研究就需要把握住其中的焦點與爭論,正是這些促成了傳統的不斷發展,累積甚於辯證。張灝(Chang Hao)提出“內部對話”之說,指“整個中國傳統內,穿越諸多世紀延續下來的有特質的思想對話。與其他悠久文化傳統不同,中國傳統是在思想界一代代的問題與觀念的基礎上積累衍變出來的。”本書力圖展示的,正是這匹“內部對話”掛氈的織法,它日積月累最終呈現出紋路。本書將盡量以編年史為線索,試圖勾畫出一個可供讀者參考的連貫太空。

思想抑或哲學?

以上所述似乎都禁止我們將中國思想稱為哲學,邏各斯(logos)的繼承者們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哲學”這個稱號,排擠他者:中國思想被稱為是“前哲學”,甚而被局限在“智慧”(sagesse)領域。如果我們必須承認“哲學說著古希臘語”,那麽,對這個似乎自足的“創造概念的技藝”提出異議,又有何用?他們說,“東方無視概念,因為東方滿足於讓最抽象的無(le vide)與最庸常的有(l’étant)共存,之間沒有任何中介”。這是一位持守西方霸權的傲慢知識人之語,也說明哲學如今已等同於某種標簽,所有文化都希望沾上光。如杜瑞樂(Jo?l Thoraval)所說,現代中國一直沒有擺脫獲得“哲學”認可的願望,而“哲學”一詞則是十九世紀末期,從日語轉借而來(哲學,日語發音tetsugaku)。

面對中國思想家著作之多樣化(除連貫論述一個論題或觀念的文論外,還有大量的注疏,龐雜的詩歌、書信、題跋及其他文字),很難梳理出一套不同於“宗教”“文學”或“科學”的所謂“哲學”文本(斯多葛派不也用詩或書信來述思?)。然而不可否認,這一豐富傳統中有一部分文本先知先覺,它們滋養了幾千年來的中國思想,體現了世界與人的美妙和諧,及希望系統闡述的恆久努力。一套漸趨成熟的語言,從先秦就開始發展,於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間成形,最終磨煉成為一套絕佳的語言工具,既能滲入現實所有縫隙,又完美匹配思想的精妙。

這套語言遠不如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不可捉摸,相反,它不斷增強表述的準確性。其文本通常沒有一條呈直線發展、所謂自足的邏輯線索,不能單獨提供理解的關鍵。漢語文本就是一塊布匹,需要讀者適應其中反覆出現的紋路。它如一把梭子在同一塊經紗上穿來複去,給人不斷重複傳統論調的印象。我們需留意它一點點描畫出來的圖案,因為這正是其幽深之處。

漢語文本極少道明論辯意旨,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中不存在論爭。戰國時期的文本雖然觀點爭鋒激烈,但與論題鮮明的古希臘傳統相比,與城邦廣場上或審判庭內充滿詭辯、邏輯辯駁的演說術相比,對我們西方人來說,這些漢語文本總顯得有些奇特。面對古代中國的思想弈盤,主要規則是辨認出文本觀點所指、論爭所在,找到能互解的觀點。只要我們知道文本的回應對象,文本就立馬明晰起來。所以,漢語文本絕非一個封閉的系統,文本涵義隨關係群變化。觀念不自我建構成概念,它們在回返傳統的過程中發展,構成一個鮮活的進程。

古希臘式或經院式理論的缺乏,大概可說明中國思想諸說混合(syncrétismes)的傾向。沒有永恆的絕對真理,僅有配量(dosages)。尤其是中國思想不認為矛盾無法化解,相反,它認為矛與盾相輔相成。沒有不相容的對立物,兩個極端或多或少總可互補:從陰到陽、從同到異的過渡,難以覺察。

總之,中國思想採用的更多是螺旋性的,而非線性與論辯的方式。它提出論題,並不一下給出整體定義,而是圍繞論題一圈圈縮緊論述。這並不表明這種思想模糊不清,僅說明它希望挖深內涵,而不是急於確定一個思想概念或對象。挖深內涵,指把(勤讀經文領悟的)內容、(老師提出的)教導、(個人生活閱歷的)體會,深入到自我存在之中。中國傳統教育中,文本也是如此用法:它們是踐履的目標,不是簡單的閱讀材料,學子首先誦讀於心,而後通過注疏、討論、反思、冥想,不斷加深領悟。經文作為老師生命話語的見證,不只針對人的智性,更指向人的全部存在;它們不是空泛言論,而是需要人們反思、踐履,最終付諸生命。中國思想不以觀念、思想的探險等智性愉悅為終極目的,不求如何更好推理,而是要讓自己的人之本性活出與世界更加和諧的境界,成聖是其不息的追求。

《中國思想史》

【法】程艾藍 著

冬一 / 戎恆穎 譯

ISBN:ISBN 978-7-5649-3025-7

本書是法國知名學者程艾藍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著作。曾獲1998年西方漢學最高獎儒蓮獎。此書源於作者的大學講課草綱,以既歷史又主題的方法來敘述一個長達數千年的精神歷程。其中重點凸現了複雜整體中幾個驚人的時刻,可與錢穆、葛兆光等人的《中國思想史》互為補充。 西方對中國思想傳統的介紹往往集中於某個局部,或過於片面。本書作者程艾藍憑借其法、中雙重身份的先天優勢,從中、西方雙重視角審視中國思想,梳理了從商朝到五四運動間中國思想的演變。她既不依照預先確定的史學範式,也不試圖論證某一特定的論題,而是用中國思想家自己的語言忠實呈現他們想說的話,再借漢學學者的闡釋進行解讀。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書不僅為西方讀者打開了了解中國思想的大門,也向中國讀者提供了一次反觀本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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