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中國兵學思想研究沉悶呆板的深層次原因

摘要：明代茅元儀《武備志·兵訣評》所稱的“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一方面的確是準確地揭示了《孫子兵法》作為兵學最高經典的不可超越性，但同時也曲折隱晦地說明了兵學思想的相對凝固性、守成性、內斂性。

與儒學、道家、佛學乃至於墨家、法家等諸子學術的研究相比，有關兵學的研究，顯然是處於相對滯後的狀態，成果為數不多姑且不論，即使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品質上乘、體系嚴整、見解獨到之作亦屬鳳毛麟角。更多的是詞條的擴大與組合，可又沒有詞條來得科學與準確，猶如“什錦拚盤”，看不出兵學思想發展的脈絡與規律，見不到兵學家、兵學典籍所蘊涵的時代特徵與文化精神，在整個學術思想研究的大格局中，很明顯被邊緣化，無法“預流”。

但是，兵學思想研究不能盡如人意的主要原因，並不能簡單地責怪學者，問題還是出在兵學學科的自身性質上。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是這個道理。

1972年山東省臨沂市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竹簡，現藏於山東博物館。

在《漢書·藝文誌》中，兵家並沒有被列入“諸子”的範圍，兵學著作沒有被當作理論意識形態的著述來看待。“諸子略”的“九流十家”中，兵家無法佔據一席之地，完全被排斥之外。當然，兵書也有它自己的學科歸屬，即“兵書略”，但是它的性質實際上與“數術”、“方技”相近。換言之，《漢志》“六略”，前三“略”，“六藝”、“諸子”、“詩賦”屬於同一性質，可歸入“道”的層面；而後三“略”，“兵書”、“數術”、“方技”又是一個性質近似的大類，屬於“術”的層面。“道”的層面，為“形而上”；“術”的層面，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講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為玄虛，講求實用，講求效益，於思想而言，相對蒼白；於學術而言，相對單薄。所以除了極個別的兵書，如《孫子兵法》之類外，絕大部分的兵學著作，都鮮有理論含量，缺乏思想的深度，因此，在學術思想的總結上，似乎很少有值得關注的興奮點存在，而為人們所忽略。

這一點，不但古代是如此，即使在當今幾乎也一樣。坊間流行的各種哲學史、思想史著作，很少設立討論兵學思想的專門章節，個別的著作即便列入，也往往是一筆帶過，如同蜻蜓點水，淺嘗輒止。總之，在這樣一片貧瘠的土地上，要開出絢麗之花，長成參天之樹，就有些勉為其難，道理就這麽簡單。由此可見，兵學思想的研究，從學科性質上考察就有相當的難度，而一定要從工具技術性的學科來發掘“形而上”的抽象性質的思想與理論，則不免會教人多少感到失望。

其次，與儒學因應道教、佛教的挑戰，不斷更新其機理，不斷升華新形態的情況有巨大的不同，兵學長期以來所面對的戰爭形態基本相似，戰爭的技術手段沒有發生本質性的飛躍，大致是冷兵器時代的作戰樣式佔主導，宋元以後尤其是明、清時代出現火器，作戰樣式初步進入冷熱兵器並用時期，但即便是在明、清時代，冷兵器作戰仍然佔據著戰場上的中心位置。這樣的物質條件與軍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兵學思想的更新與升華。

即使有所變化與發展，也僅僅體現在戰術手段的層面，如明代火器的使用，引發戰車重新受到關注，於是就產生了諸如《車營扣答百問》之類的兵書；同樣是因為火器登上歷史舞台，戰爭進入冷熱兵器並用時期，這樣就有了順應這種變化而出現的《火攻挈要》等兵書和相應的冷熱兵器並用的作戰指導原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局部的、個別的、枝節性的發展變化，並沒有實現兵學思想的本質性改變、革命性跨越。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代茅元儀《武備志·兵訣評》所稱的“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一方面的確是準確地揭示了《孫子兵法》作為兵學最高經典的不可超越性，但同時也曲折隱晦地說明了兵學思想的相對凝固性、守成性、內斂性。

沒有問題對象的改變，就無法激發出發展更新的需求，而沒有新的需求，思想形態、學術體系就難以被注入新的生機，就會處於自我封閉、不求進取的窘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今天要從學科發展的視野來考察兵學理論的遞嬗，顯然是會遇到極大的障礙，而要總結、揭示這種演進的基本規律與主要特徵，更是困難重重，充滿挑戰了。這方面，即便如當下最權威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在各斷代軍事思想的詞條中，也只能橫向地不斷重複諸如戰爭觀上區分了“義戰”與“非義戰”的性質，作戰指導上強調了“避實擊虛”、“因敵製勝”之類的套話。先秦詞條這麽講，秦漢詞條這麽講，到了明清的詞條，還是這麽講，千篇一律，缺乏發展性，沒有創新性，特別沉悶，非常呆板。應該說，這一局面的造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研究對象本身停滯不前、自我封閉所導致的邏輯結果。

以上說的，如果指的是兵學思想發展的總結歸納存在著明顯的“先天不足”的製約，那麽以下我們還應該更清醒地注意到，這種歸納與總結，還有一個“後天失調”的重大缺陷。

從“赳赳武夫，公侯乾城”到“彬彬多文學之士”，這是中國文化在人才觀取向上的變化趨勢和顯著特徵。陽剛之氣概逐漸消退，而柔弱之風彌生，“崇文輕武”的社會風尚之下，軍人就不複為先秦貴族社會條件下熟諳“禮、樂、射、禦、書、數”“六藝”之武士，而逐漸成為了一群可以隨時“驅而來，驅而往”的“群羊”。這樣的群體，在文化知識的學習與掌握上自然屬於“弱勢群體”，他們文化程度不高，知識積貯貧乏，閱讀能力有限，學習動力缺乏。如果兵書的理論性、抽象性太強，那麽就會不適合他們閱讀與領悟。所以，大部分的兵書只能走淺顯、平白、通俗的路線，以實用、普及為鵠的。由此可知，兵學閱聽人群體的文化素質和精神需求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兵學思想的精致化、哲理化提升。

這只要從後世經典的注疏水準，與儒家、道家乃至法家經典相比，其滯後、淺薄實不可以道裡計。兵家的著述在注疏方面，絕對無法出現諸如鄭玄之於《詩經》、何休之於《公羊傳》、杜預之於《左傳》、王弼之於《老子》、郭象之於《莊子》這樣具有高度學術性，注入了創新性思維與開拓性理論的著作，而往往是像施子美《武經七書講義》、劉寅《武經七書直解》、朱墉《武經七書匯解》這樣的通俗型注疏，僅僅立足於文字的疏通，章句的串講而已。即便偶爾有曹操、杜牧、梅堯臣、張預等人注孫子的成績聊備一格，但是它們的學術貢獻與價值，依舊無法與王弼、鄭玄等人的成就相媲美。而這種整體性格局的滯後與粗疏，自然嚴重影響到兵學思想的變革與升華，使兵學思想的呈現形態失去了值得人們激發熱情、全力投入研究的興奮點與推動力，往往只能在缺乏高度的平台之上作機械性的重複，這顯然會導致兵學思想整體研究的嚴重滯後。

《中國兵學思想史》，黃樸民等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兵學思想史研究的“後天失調”，還表現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長期以來在專業素質構成上一直存在著種種局限，並不能很好地適應兵學思想發展史研究的特殊要求。軍事史從本質上講，是歷史與軍事兩大學科彼此滲透、有機結合而形成的交叉學科，這一屬性，決定了兵學思想史它其實也是軍事史與思想史的綜合與貫通，這一學術特性，對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他們最好能具備歷史與軍事兩方面的專業素養。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樣的複合型隊伍自古至今似乎並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熟諳軍事者，歷史知識、哲學思辨卻往往相對單薄，這不免導致其討論難以上升到理論思維的高度，“浮光掠影，淺嘗輒止”；而通習歷史者，卻缺乏軍旅活動的實踐經驗，這當然會造成其所研究的結論多屬門外讀兵，不著邊際，可謂是“隔靴搔癢”，甚至於“郢書燕說”、“張冠李戴”。如《禮書通故》一類典籍中有關“偏”的考據，就近乎盲人摸象，花費大量精力考證一“偏”的戰車數量，提出莫衷一是的“九乘說”、“十八乘說”、“二十七乘說”、“八十一乘說”等說法，這除了徒增紛擾之外，實在看不出能真正解決什麽問題。

正是因為兵學思想史的研究，讓軍事學界、歷史學界兩大界別的人士都不無困惑、深感棘手，所以一般學者都不願意輕易涉足。宋代著名兵學思想家、經典兵書《何博士備論》的作者何去非，儘管兵學造詣精深，又身為武學教授（後晉升武學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職工作，曾轉求蘇東坡兩次上書朝廷，請求“改換文資”，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為文官，由武學博士轉任為太學博士。何去非的選擇，就是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這種研究隊伍的凋零沒落、薪火難傳，恰恰證明了兵學思想發展史研究確實存在著難以擺脫的困境，也是在今天需要亟待突破的“瓶頸”。

（本文摘選自《中國兵學思想史》，黃樸民等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經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原標題為：兵學思想研究的現狀及其深層次原因。編輯：一行，圖片源於網絡。）

作者介紹

黃樸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樸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