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王充“崇漢頌聖”文化情結平議

王充，毫無疑問，是漢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的著作《論衡》一書，也是漢代思想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偉大的著作，全書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的《招致》僅存篇目，實存八十四篇，思想進步，內容翔實，哲理深刻，影響深遠，其學術地位之突出，思想價值之重大，乃是古今學術界所公認，為後人所推崇備至。

但是，人們在充分肯定王充的思想史文化史貢獻的同時，對充斥《論衡》一書中頌漢的言辭，不無保留；對《論衡》中津津樂道的“命定”論，多有批評。過去，我也曾持類似的看法，曾撰有《王充的另一面》一文，批評了王充的“歌德”行徑。但是，隨著對兩漢歷史與文化考察的深入，我認為，有關王充的“歌德”言辭的討論，應該持更辯證、更客觀、更公允的態度，“知人論世”，從而得出相對合理的評價。

一、崇今頌漢：王充的文化情結

毋庸諱言，王充有強烈的肯定現實、歌頌漢德的文化心理情結，這在《論衡》一書中有大量的文字實錄，事實確鑿，不必隱諱。

打開《論衡》，裡面有《宣漢》、《齊世》、《恢國》、《符驗》、《須頌》等篇什。一看標題，就可知道屬於百分之百的肯定現實，“歌頌漢德”文字。其主旨，乃是粉飾太平，謳歌兩漢王朝的“盛德”，不厭其煩地論證漢代是勝過以往各個朝代的太平世界：“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他的基本觀點是，“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鄷溢美之化，無細小毫發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論衡·齊世》)按照王充他自己的邏輯，漢朝的功德，曠世獨有，殆無疑義！

所以，兩漢的皇帝，在王充看來，個個是“聖明天子”，“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為聖帝”（《論衡·宣漢》），“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論衡·須頌》)。“漢家功德，頗可觀見”，既然漢朝這麽美，天子如此好，那麽在王充看來，那些身為漢家的臣民，就不應該有任何的抱怨，而理所當然要肯定漢朝的功業，讚美聖上的英明，按王充自己的理解，這才是身為臣民應有的立場，應盡的義務： “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論衡·須頌》）。對那些好是古非今，不樂意大聲讚美“漢德”的儒生，王充是頗不以為然的，不惜加以嚴辭抨擊：“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也！”(同上) 針砭鞭撻“俗儒”“陋儒”，可謂不遺余力：“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同上)

王充有憾於“漢代德澤”沒有得到充分宣傳的現實，為“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大鳴不平，於是，全力以赴，為改變這一局面而不懈努力，用華麗動人的詞藻歌頌“漢德”，為漢家江山的統治合理性與合法性“背書”，矯枉過正，有時候甚至於為明明存在著的社會動蕩進行辯解和開脫：“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局勢固然是嚴重，可王充筆鋒一轉，壞事變成了“好事”：“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谷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谷，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奸。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論衡·恢國》）“民饑於谷，飽於道德”，但卻能“以危為寧，以困為通”！這樣的歌頌，尺度是夠大的。幾近於阿諛溢美了。

王充在《論衡》一書中，以樸素唯物主義的立場，懷疑和否定了神學目的論，但是，也應該看到，與此同時，他也陷入了“命定論”，熱衷於主張符瑞天命，五德終始，這當然是他思想上的一個缺陷，因為這與當時的俗儒方士，並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近乎“五十步笑百步”。王充愛談“天命”，推銷“命定論”，這屬於不爭的事實。他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百神主也”（《論衡·辨祟》），這與董仲舒所說的“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語》)；“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義》)，可謂如出一轍，並無差異。天有意志，既有所欲，又能夠“愛”得熱烈，“憎”得火爆，所有一切都是命定之數，漢室之興，在於天之所為；國祚長短，也在於天之定數：“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論衡·齊世》)；“國之存亡，在朗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論衡·異虛》）而王充之所以主張“命定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自己的“崇漢”說法尋找理論上的依據：即“炎漢”之興，乃是天命之注定，漢室擁有生殺予奪之權威，也是受之於天，有天然的合法性，“皇端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論衡·驗符》)

為此，王充先生在《論衡》一書中列舉了許多“符瑞”神話，來系統“證明”所謂“漢致太平”的並非虛構。風傳廬江某個湖裡發現了一塊金子，王充就馬上記上一筆，然後不忘給朝廷送上一個禮物：“皆起盛德，為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論衡·驗符》）湖南零陵地帶冒出“新聞”，“忽生芝草五本”，王充聽到消息後，更是喜不自禁，急急忙忙作出自己的政治表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鹹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同上）；“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斯〕隆”（《論衡·宣漢》）。

綜上所述，“崇漢”頌聖情結，的確是王充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提倡“命定”之說，大談“祥瑞”吉兆，也顯然在《論衡》一書中佔有不小的篇幅。今天我們研究王充，就不能回避其思想體系中這類命題。

二、王充“崇漢頌今”情結的深層次原因

王充對漢室統治予以不遺余力的謳歌與讚美，似乎給人們留下一味順從與迎合當權者的印象，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計程車文化傳統，有些格格不入。多少會影響其在後人心目中的形象。

但是，如果這麽來看待和評價王充的氣節與境界，則未免太簡單化了，有很大的片面性。“知人論世”，我們認為，對王充的崇今頌漢言辭，不能夠予以泛道德化的批判與否定，而應該結合東漢時期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進行實事求是、客觀公允的分析與討論。

在我們看來，王充喋喋不休地謳歌帝王，讚美漢德，這首先決不是為了邀功取寵，謀取政治上的實際利益，而完全是出於保護自身安全的天然本性所致，屬於“全身免禍”，趨利避害的被動選擇。關於這一點，他自己就做過清晰的表達，並沒有對自己這一初衷與動機作絲毫的掩飾和回避。為此，他千方百計尋找機會表白自己政治表態、政治輸誠乃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即是為了“免罪”，從而得以太太平平過日子：“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論衡·對作》）

兩漢的政治生態，較之於暴秦，當然是大有改觀，士人們所擁有的安全感相對比較具體而切實，與此同時，他們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議論政治、批評時弊的言論空間，有時候，其言辭還相當的尖銳激烈，千載之後，讀來猶凜凜充沛生氣、洋溢正義。如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毫不留情地全方位批判和否定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踐，認為反擊匈奴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用軍於外，政敗於內” (《鹽鐵論·備胡》)，“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 (《鹽鐵論·伐功》)。強調推行鹽鐵官營、設置均輸，征發酒榷等國家經濟壟斷體制是“與民爭利”，純屬急功近利，禍國殃民，“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田地日荒，城郭空虛” (《鹽鐵論·未通》)，嚴重的本末倒置，敗壞社會風氣，“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 (《鹽鐵論·本議》)。厲行法治，集中君權，是典型的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地廣而不得（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 (《鹽鐵論·擊之》)。歸根結底一個結論，漢武帝生前所實施的政策一塌糊塗，給社會、國家與民眾都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黎人困苦，奸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鹽鐵論·西域》)，“竊見其亡，不睹其成” (《鹽鐵論·結和》)。“田地日荒，城郭空虛”，“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鹽鐵論·未通》）

又如，如漢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朝議立武帝廟樂，長信少府名儒夏侯勝對此當即提出異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總之，直斥帝王行為之非，絲毫不留一點情面：“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藝文類聚》卷十二引荀悅《漢紀》佚文)。

但是，總的來看，兩漢的政治還是有非常嚴峻的一面的，其殘酷冷峻也往往超乎今天我們的想象！當時，大部分官吏汲汲於以法刑施政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吏道以法令為師”。這與秦代“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做法一脈相承，如出一轍，可謂是“霸王道雜之”的具體注腳。

從兩漢時期法令煩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當時政治生活中充滿著法家政治的血腥氣息。漢律是直接繼承秦律而來的，它最大的特色即嚴酷細密，見血封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條令的煩苛，意味著受法面的普遍和執法上的殘酷。這從大臣路溫舒的揭露可以察見一斑：“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用刑愈重、執法愈暴，對官吏本身好處愈大，機會愈多，反之，則會被扣上立場不堅定、態度不鮮明的“帽子”，就意味著自絕於“自安之道”，葬送大好前程。這樣一來，各級官吏當然要爭先恐後扮演凶神惡煞，與民為敵，“以刻為明”了！

法令的嚴酷還表現為文帝時業已廢除的“妖言誹謗罪”重新啟用，而且還新創了腹誹罪。大臣顏異之死就是這種恐怖刑法的鮮活案例：顏異在漢武帝時擔任大農之官，一次他和別人私下聊天，那人談起朝廷有些法令下得不盡恰當，有可改進的地方。顏異深知茲事體大，豈可說三道四，所以沒有隨聲附和，只是下意識地稍稍動了動嘴唇，“微反唇”，誰知還是讓人給告發了，酷吏張湯借此大做文章，聲稱顏異身為九卿高官，“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罪當論死。漢武帝兩話沒說，批準了張湯的奏章，顏異的腦袋便莫名其妙給搬了家。“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從言論定罪發展到揣摩人們內心思想定罪，漢代的刑律之殘酷的確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而這一切的發生，則當屬於“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人治”傳統的必有之義。即使是像董仲舒這樣的“帝師”級曠代大儒，著寫了《災異之記》，就長陵高園殿火災與遼東高廟火災說了些不合時宜的個人看法，遭人舉報，也難免鋃鐺入獄，差一點丟了性命，總算運氣還好，最終只是被“中廢為中大夫”，但從此肝膽俱裂，“遂不敢複言災異”(《漢書·董仲舒傳》)了！

這樣的政治氛圍，一定會影響到士人的言行表現空間，使得他們在發言前，自我審查，力求平安。王充出身於“細族孤門”，沒有什麽靠山可以倚仗，一旦不經意成為體制的整肅對象，那真的會是萬劫不複了。因此，尤其需要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致力於自安自保，這乃是非常自然的做法。所以，與其責怪王充的膽小慎微，怯懦軟弱，不如去考究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深層次原因，去鞭撻和抨擊造成無數像王充一類計程車人之所以不能揚起頭顱，像孟子那樣發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時代強音的體制。換言之，王充和其他士人身上的優點或不足，都是形格勢禁，受體制或環境的壓抑與束縛，問題不在個人，而在於體制的結構性矛盾。

三、漢代思潮與王充“崇漢頌聖”文化情結的成立

另外，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崇漢頌聖”，在漢代歷史上，乃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政治文化現象，王充這方面的言行不是個別的，孤立的。所以，我們必須將視野進一步拓寬，將關注的光譜，從王充的身上，轉移到整個漢代政治文化的層面，去解讀王充《論衡》一書中的“崇漢頌聖”情結的政治文化因素。

應該說，兩漢的“崇漢頌聖”情結，乃是一個普遍的社會政治文化現象。對現實予以肯定，對漢室政治與漢朝天子不遺余力加以歌功頌德，決非是個別的、孤立的做法，而是當時大部份士人的基本政治認同和價值取向，具有群體性的行為方式特徵。王充的所作所為，並非是標新立異，自唱自演。

如將文景之治積蓄下來的家底搞得幾乎蕩然無存，“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導致社會危機深重的漢武帝，人們雖不乏發出批評的聲音，但是，更多計程車人卻是千方百計為之辯護，對其歌頌有加：“孝武皇帝湣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遺大將軍、驃騎……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功業既定……至今累世賴之” (《漢書》卷七十三《韋賢傳》)。“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於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災”(《鹽鐵論·誅秦》)“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鹽鐵論·結和》)。認為他是漢朝統治走向強盛的關鍵人物。如劉歆曾高度評價武帝的功業：“單於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劉子駿集·武帝廟不宜毀議》）。

不但，西漢時期的人是這麽說，東漢時期的人也不能免俗，對漢武帝同樣推崇備至，讚美有加，如，桓譚曾指出：“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辟以來，惟漢家為最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新論·識通》)流露出無限的仰慕崇敬之心。又如，著名史學家班固更是極力稱道武帝的雄才大略，敬慕之心躍然紙上：“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書》卷六《武帝紀讚語》)。

對於漢代其他的君主，當時計程車人也不乏謳歌肯定之詞，例如，推崇漢文帝睿哲高明：“玄默躬行以移風俗”(《漢書·賈誼傳》)，即所謂“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漢書·敘傳》)從而達到了“天下殷富，財力有余，士馬強盛”的戰略目標。無怪乎，司馬遷要激賞不已，大加讚頌了：“漢興，至孝文四十有余載，德至盛也！”(《史記·孝文本紀》)

又如，對實現“昭宣中興”的標誌性人物漢宣帝，從班固到王充、崔寔等人，同樣是不勝仰慕，謳歌讚譽。如崔寔嘗言：“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政道得失，於斯可監。”(《後漢書·崔駰列傳附崔寔傳》) 由此可見，“崇漢頌聖”是不少漢代士人的價值取向與自覺選擇，是他們對現存統治秩序的積極肯定，是對大一統集權體制的認同與皈依。王充作為漢代士人的一員，參與其中，並盡力發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乃是完全正常的做法，是應該予以“同情之理解”的。

眾所周知，王充生於公元27年，卒於公元97年，他一生所經歷的，正是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的統治時期。這個時期，“光武中興”剛剛完成，整個東漢王朝正處於積極上升、繁榮昌盛的階段。當時的統治者，在政治上，致力於推行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方針，這包括：減省刑法，釋放奴婢，假民和賦民公田，減免租賦與減輕民眾兵徭役負擔，選拔與任用“循吏”，強化皇帝的專製權力，改革職官制度，健全監察制度，削弱諸侯王勢力，妥善解決功臣問題，整頓吏治，征辟“志士”以宣揚名節，提倡儒學以強化思想控制，等等，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政治秩序穩定而基本和諧，文化建設卓有成效，邊疆治理穩中有進，民族矛盾相對緩和，社會風氣健康良好。可以這麽說，東漢前期的統治是相當成功的，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治世”。

因此，時人與後賢對東漢前期幾位君主，都是不吝褒獎之辭，予以高度的肯定，如李靖稱道漢光武帝劉秀是：“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李衛公問對》卷下）；而王夫之對光武帝的評價則是：“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讀通鑒論》卷六）。又如，對漢明帝，《後漢書》的作者也有非常良好的確評：“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

由此，也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王充《論衡》一書中諸多“崇尚漢室”，歌頌漢帝的言辭，並不是無的放矢、誇大其詞、阿諛奉迎、搖尾乞憐的官樣文章，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是表達了當時民眾、尤其是眾多士人們的共同心聲，所體現的是東漢前期王朝崛起、繁榮昌盛的歷史場景一個縮影。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歷史人物的研究和評價問題上，我們不能簡單提倡“泛道德”主義，隻強調“政治正確”，提倡“道德高尚”，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泛道德化”會是一把雙刃劍，例如，總是推崇歷史上那些敢於針砭時事，痛斥王權的人與事，而鄙視菲薄那些強調綱紀，肯定統治的人與事，認為這是保守，是為虎作倀，為專製集權張目背書，是政治上的糊塗，人格上的墮落，氣節上的投降，因而大張鞭撻，痛加貶斥。其實，世上萬事萬物，何嘗是這麽的簡單。士人作為社會的良心，道德的楷模。一方面，固然要堅守獨立的立場，貫徹自由的精神，做社會政治當局的建設性批判者。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有政治上的大智慧，客觀對待所處的現實，保持足夠的清醒與冷靜，知所進退，善於妥協，做好社會生活的熱愛者，做好政治當局的建設性合作者。這就是我們在今天認識與解讀王充“崇漢頌聖”文化情結之後應該汲取的哲學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