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銀雀山《孫子兵法》佚文學術價值略說

一

與“郭店楚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乃至“上博簡”“清華簡”研究領域所呈現的場面熱鬧、成績斐然情景截然不同，海內外學術界對1972年出土發現的“銀雀山漢簡”的關注程度明顯要遜色得多，其相關的研究，亦一直處於一種相對沉寂、鮮乏進展的狀態。用宋代大詩人陸務觀的《卜算子·詠梅》一詞中的詞句來形容，那就是“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這其實並不奇怪，較之於在制度文化層面唱主角的古代法律、較之於在思想文化領域挑大梁的儒家、道家思想，兵家學說的研究，在整個學術版圖上乃是微不足道的配角，被邊緣化當屬自然。用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兵學在整個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的“尷尬”：兵家著述在《漢書·藝文誌》中尚有自己獨立的門類：“兵書略”，其所著錄的“兵書”類圖書達到“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可謂“蔚為大觀”，然而，將近2000年過去，天下圖書的品類與數量不知增加了幾十倍、幾百倍，到了清代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兵家不僅僅淪落為“子部”中的附庸，地位毫不起眼（這在晉代荀勗編撰《晉中經簿》、南朝蕭梁阮孝緒編著《七錄》時即已肇始，到唐代編撰《隋書·經籍志》更完全成型，“四庫”館臣只是承其統緒而已），而且入選的書目也少得可憐，只有區區20種而已，像《鶡冠子》《歷代兵製》《武備志》《翠微先生北征錄》《車營扣答合編》《投筆膚談》《籌海圖編》《百戰奇法》《火攻挈要》《治平勝算全書》等重要兵書都被擯棄不錄。由此可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梳理與考察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兵學乃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幾可忽略不計了。銀雀山漢墓竹簡的主體成份既然是《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古代兵家文化，其遭受主流學術界的冷遇應該是毫不奇怪的，而其研究與總結缺乏熱度、相對滯後也完全是勢所必然、理有固宜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出土的兵書竹簡之學術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僅僅就漢簡本《孫子兵法》的發現而言，它對於破解歷史上兩孫子之謎、判斷《孫子兵法》成書的大致時代、釐定《孫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章次序、對勘《孫子兵法》傳世本的文字內容、釋讀《孫子兵法》的某些疑難章句、闡明《孫子兵法》的相關軍事原則、深化有關孫子所處時代社會變革性質的認識、梳理《孫子兵法》與“古司馬兵法”之間的淵源關係、佐證傳世古籍的流傳規律、恢復或接近《孫子兵法》的原典狀態，都具有重大的文獻學術價值。至於《孫臏兵法》的重見天日，《六韜》佚文、《尉繚子》佚文以及眾多佚名古書的大量面世，更是為兵學文化的研究進一步深化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其意義值得高度重視，而相關研究予以加強和深入也是應有之義，毋庸置疑。

在諸多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孫子兵法》佚文五篇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不僅具有文獻學的價值，更不乏歷史學的意義。然而，學者對此多不措意，這應該講是一個遺憾。今不揣譾陋，略為之說，拋磚引玉，希望對開展《孫子兵法》一書以及先秦兩漢兵學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

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佚文，根據竹簡整理小組的考定，比較明確的共有5篇，分別為《吳問》《見吳王》《黃帝伐赤帝》《四變》以及《地形二》。通過對其內容的考察，我們認為從性質上，它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是有關孫子本人生平事跡的記載，如《吳問》記敘孫子與闔閭討論、預測晉國政治發展大勢，深刻揭示了孫武的政治見解和進步傾向，表明孫子不但是卓越的軍事家，同時也是很有頭腦的政治家。《見吳王》追敘孫子與闔閭的君臣際會，重現孫子吳宮教戰的戲劇性一幕，內容較司馬遷《史記》所敘更為翔實。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補充《史記》本傳敘述孫子行事上不足、單薄之缺憾。二是對《孫子兵法》本文中有關原則或提法的補充性闡釋與說明，如《四變》即為對《孫子兵法·九變篇》中“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之緣由的具體解釋。如它說明“城之所不攻者”：“曰：計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於前，得之而後弗能守。若力（不）足，城必不取。及於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為害於後。若此者，城唯（雖）可攻，弗攻也。”［參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將“城有所不攻”的道理，說明得一清二楚；《黃帝伐赤帝》，則顯然是就《孫子兵法·行軍篇》中“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一語做出明確的說明，敘述歷史事跡，從中闡明戰爭製勝的基本條件，“休民，孰（熟）穀，赦罪”。三是不見於存世本《孫子兵法》的兵學論述，如《地形二》。

認真通讀和分析漢簡《孫子兵法》佚文，我們不得不承認，其學術意義不言而喻，這首先體現在它具有重大的文獻學價值，對於幫助我們深化有關《孫子兵法》成書年代、《孫子兵法》篇目、內容之增益、孫子人物史實的研究，價值顯而易見。

《孫子兵法》一書究竟有多少篇數？字數大致為幾何？這在歷史上是存有疑問的。一般通行的觀點，認為《孫子兵法》的本文為“十三篇”，字數在5000字左右。應該說這是比較靠譜的看法，也得到文獻史料的支撐。像篇數問題，《史記》的說法是“十三篇”，《史記》本傳就明確說明“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稱：“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而字數問題，東漢高誘同樣指出《孫子兵法》其書篇幅應為“五千言”：其注釋《呂氏春秋·上德》“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也”曾有言：“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閭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但是，問題是在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誌·兵書略》相關著錄中，《孫子兵法》的篇數有了急劇的增益與膨脹，居然多達“八十二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眾所周知，《漢書·藝文誌》所據之本為劉歆的《七略》，而劉歆《七略》又淵源於其父劉向之《敘錄》，這表明，早在西漢時期，《孫子兵法》的篇數卷目就有了“八十二篇”的另一類統計之說法。而據與司馬遷同時代人東方朔的敘述，《孫子兵法》的文字亦遠遠超過了“五千言”之數，“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這“二十二萬言”之中，當然不僅僅是《孫子兵法》，還包括了《吳子》等其他兵書，但《孫子兵法》不止“五千言”，當是殆無疑義的，我們認為，東方朔所言《孫子》文字數的依據，應該是“八十二篇”而非“十三篇”。

正因為同在西漢時期就存在著《孫子兵法》在篇數、文字方面統計上的差異與分歧，所以，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就認為《七錄》將《孫子兵法》分列為上、中、下三卷是正確的，“《七錄》雲《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即認為“上卷”為《孫子兵法》原始本文，即“十三篇”，而“中卷”與“下卷”則為孫子後學所撰，附益於孫子名下而流傳。而東漢末年大軍事家曹操則對這些依托於孫子的增益內容很不滿意，認為“而後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遂汲汲致力於恢復《孫子兵法》之原貌，“故撰為《略解》焉”，僅僅就“十三篇”作注（見《孫子序》）。這樣，便構成了孫子兵學發展史上的一則公案。

從這個意義上講，《孫子兵法》其書可以分為“內篇”與“外篇”，“內篇”就是司馬遷所稱的“十三篇”，其主要內容當出自孫子本人之手（當然也不排除後人的一些附益，如“其下攻城”之後的“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一大段文字，就很有可能是後人解釋為何“攻城”為“下”策的增益內容）。而“外篇”則為除“十三篇”之外的“八十二篇”之文字，當出自孫子的後學或認同、依從孫子兵學理論的佚名兵學家之筆下。問題是，在漢簡《孫子》佚文出土之前，我們對所謂《孫子兵法》“外篇”的情況並不了解。而現在通過這五篇佚文，我們就能對所謂的“外篇”有一個具體而形象的認知，可以直觀地就“外篇”的主旨、內容、特色展開全面深入的討論，從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和分析“十三篇”與“八十二篇”之間的衍生關係，為解決《史記》與《漢書·藝文誌》有關《孫子兵法》一書著錄上分歧的疑案創造有益的條件，這顯然是值得慶幸的。

三

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與成書年代，長期以來，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不少學者不承認孫子擁有《孫子兵法》一書的著作權，也否定《孫子兵法》的主體內容形成於春秋後期。這些懷疑意見總括起來，大抵不外乎以下幾種：

第一，論說歷史上本無孫子其人，《孫子兵法》十三篇系戰國時人所偽托。主張這一說法的人主要有南宋的葉適、陳振孫、清代的全祖望、姚際恆和現代學者錢穆、齊思和等。他們的懷疑依據主要是兩點：《左傳》等史籍未載孫武的事跡，“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孫子兵法》所反映的是戰國時代社會狀況和戰爭特色，時代特徵明顯晚於春秋。由於這一派既懷疑《孫子兵法》其書，又懷疑孫武其人，態度最為堅決，故可以稱作為徹底懷疑論者。

第二，歷史上雖有孫武其人，但《孫子兵法》一書則斷非其人所著。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梅堯臣，清代的姚鼐，現在的梁啟超、黃雲眉等人。這派學者懷疑、否定《孫子兵法》為孫武所著的主要依據，不外乎一條，即孫武是春秋時人，而《孫子兵法》“所言皆戰國事耳”、書中所言戰事規模及戰術，慮皆非春秋時所能有也”，因此書的作者不可能是孫武本人。由此可見，這一派在孫武其人其書問題上，實際上是采取了“存其人而疑其書”的態度。

第三，《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實為一書，其真正的作者是戰國中期的孫臏，即使退一萬步講，其書也是導源於孫武，而完成於孫臏。持這一觀點的有錢穆、陳啟天等現代學者以及日本學者齋藤拙堂、武內義雄等人。可見，關於孫武其人其書真偽性這場筆墨官司，已越出國界而打到海外去了。這一派的觀點之所以提出，當緣於歷史上《孫臏兵法》久已亡佚，而今本《孫子兵法》而又多呈戰國時代特徵，故很自然地將孫武與孫臏混為一談，將兩部不同時代的兵書視為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派的意見可以命名為張冠李戴。

除上述三種主要懷疑論調外，還有一些影響稍遜的否定觀點。如清代牟庭關於孫武就是伍子胥，二者實為一人的說法。由於其說過於離譜，因此很少有人信從。

而漢簡《孫子兵法》佚文的發現，則為解決《孫子兵法》作者與成書年代提供了比較確鑿的證據。0233號竹簡上書“吳王問孫子曰……”（《吳問》），0108號漢簡上書“齊威王問用兵孫子曰……”，這充分證實孫武仕於吳，孫臏仕於齊，歷史上各有其人，各有兵法傳世，且與《史記》和《漢書》關於兩個孫子的事跡和著作的記載相吻合。這不僅使失傳千余年的孫臏著作得以重見天日，而且也使懷疑孫武其人的有無和《孫子》是否孫武所著的疑案得以澄清，真可謂是千年聚訟，一朝渙然冰釋。

尤為重要的是，《吳問》中孫子關於晉國政冶走向的天才預測，非常有說服力地證實了《孫子兵法》一書應該是成書於春秋晚期。

《吳問》篇的晉國政治發展趨勢預測，是“六卿”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所難免，趙氏一族將在殘酷的政治搏殺中笑到最後，成為終極勝利者：“至於趙氏家族的情況，則與上述五家大不一樣。六卿之中，趙氏的畝製最大，以一百二十步為畹，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僅如此，其徵收租賦向來不過分。畝大，稅輕，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數量寡少，在上者不致過分驕奢，在下者尚可溫飽生存。苛政喪民，寬政得眾，趙氏必然興旺發達，晉國的政權最終要落入趙氏之手。”

可見，在《吳問》篇中，孫子準確地預測到晉國大致的政治演變格局與趨勢，即六卿專權局面無法長期維系，一定會按照政治發展變化的內在邏輯打破相對平衡、逐步決出勝負的。而按孫子自己的認知，六卿出局的順序，就應該先是范氏、中行氏，接著是智氏，再就是韓氏、魏氏，最後由趙氏取得晉國政權，完成類似田氏取代薑齊的歷史性一幕。

從預測的歷史進程絕大部分具有準確性質的層面加以考察，《吳問》的史實可靠性毋庸置疑，這場君臣對話當實有其事，時間當在范氏、中行氏尚未敗亡之前，下限不可能早於攻滅智氏的前453年晉陽之戰。但是，孫子的預測中，又未能預見到“三家分晉”的結果，而錯誤地判斷韓氏、魏氏將步智氏的後塵，會被趙氏所翦滅，這顯然是個嚴重的缺漏。但正是這種誤判的存在，恰好證實《吳問》作為史料的原始性與確切性，而絕非後人所偽托。因為如果是後人所比附依托，則應該是避免犯與“三家分晉”史實相扞格的常識性乖誤，方枘圓鑿，留下破綻，而一定是環環相扣，自圓其說。

顯而易見，《吳問》的發現，對我們認定《孫子兵法》一書的成書年代的確大有裨益，既然，作為“外篇”的《吳問》其成文時代尚且可以判斷為在春秋後期的晉國“六卿專權”期間，那麽，作為《孫子兵法》核心主體“內篇”之“十三篇”，其成文的年代，亦應該是與此同時甚至於更早。

四

對司馬遷《史記·孫子列傳》所載內容的印證與補充，也是漢簡《孫子兵法》佚文的歷史文獻學價值的具體體現。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態度是認真和嚴肅的，在史料搜集與鑒別方面可謂是竭澤而漁、旁征博引而又審慎考究、提玄鉤要，其《太史公自序》對此曾有生動的描繪：“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史記》中有關史實的記載與考定，也並非無瑕可擊、盡善盡美，方枘圓鑿、自相矛盾者有之，如《晉世家》與《趙世家》關於“下宮之難”記載上的歧異（參見拙作《真相難覓，趙氏孤兒的歷史重構》，刊《中華讀書報》2015年1月23日），又如，晉、吳“黃池之會”上由誰主盟，率先歃血？《秦本紀》《晉世家》《趙世家》均稱吳王夫差為盟主，而《吳太伯世家》則謂晉定公為盟主。意氣用事、情大於理者亦有之，如《李將軍列傳》中對李廣的一往情深、多所回護，並沒有百分之百做到“不虛美，不隱惡”這一點。

當然，更明顯的問題是，局囿於史料的限制，有些傳主的生平事跡記載內涵上比較單薄、蒼白，像《孫子吳起列傳》中有關孫子生平事跡的描述，基本上只是寫了一則“吳宮教戰”的故事，除此之外，只有概括性的抽象提煉，“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孫子與有力焉”。《吳問》中孫子與吳王闔閭的精采對答沒有寫入，而其勸阻闔閭在條件不成熟情況下大舉伐楚的言論，“民勞，未可，待之”等等，也散見於《吳太伯世家》，不見本傳載錄。正是因為無太多實質性內容可記載，司馬遷也只好以“能言之而不必能行之，能行之而不必能言之”這種話來施行“障眼法”，予以自我解嘲。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即使是“吳宮教戰”一事，《史記·孫子列傳》的相關記載也顯得比較突兀，人們在其中所看到的只是一個相當奇譎、不盡合理的故事。始且暫不論其字數偏少，僅僅350余字而已，更是由於孫子勒兵殺姬的描述過於劍走偏鋒了，它雖然說明了“慈不掌兵”的道理，使得孫子執法嚴明、令行禁止的治軍原則與能力風貌躍然紙上、凜凜生威，但畢竟給人以冷血殘忍、視生命如草芥的負面印象。毋怪乎，宋代葉適對此生發其事過於“奇險而不足信”的感慨，並進而懷疑孫子其人其事的歷史真實性。

但是，漢簡《孫子兵法》佚文《見吳王》的出土，則幫助我們看到了或許當年司馬遷所未曾見過的“吳宮教戰”另一個版本，它除了證明，像“司馬穰苴轅門立表斬莊賈”一樣，“吳宮教戰”當時也普遍流行於社會上，成為民間認知“嚴格治軍”原則與做法的一個形象生動之典範案例之外，更豐富了故事本身所具有內涵，進一步建構並完善了故事的內在邏輯，更合乎情理，而可以洗刷掉葉適給孫子扣上的“奇險而不足信”的帽子。

《見吳王》現存簡文為500余字，但據該篇簡文結尾處所附識的數字判斷，全文原有字數當多達1000余字（參見熊劍平、黃樸民《簡文〈見吳王〉與〈史記·孫子列傳〉關係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從文字篇幅上，幾為《史記·孫子列傳》文字數的3倍。尤為重要的，是《見吳王》所記敘的“吳宮教戰”情節，無論是完整程度，還是生動程度抑或曲折程度，均遠超《史記》本傳的相應敘述。在《見吳王》中，孫子開門見山地表述了自己的戰爭觀理念，對吳王闔閭“好兵”的主張加以批評：“兵，利也，非好也；兵口（也），非戲也。”這是與傳世本《孫子兵法》所倡導的“慎戰”思想相呼應、相吻合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合於利則動，不合於利則止”，“主不可以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這樣卓犖不凡的見識，樹立起孫子高大的形象，令人對其欽佩有加。而有關讓宮女操練的描述，《見吳王》中孫子的行為，則更是合乎情理與邏輯。面對吳王所提的“小試勒兵”的要求，孫子曾經就具體對象提供了諸如賤者、貴者等多個選項，這中間當然也包括了宮女，這本來是孫子的詼諧，不無調侃的成份，誰知吳王順坡下驢、趁機和孫子較真起來：就依先生所言，用宮女來“小試勒兵”。孫子見弄假成真，趕緊婉拒，以“婦人多不忍”為借口，請求吳王收回成命，更換“勒兵”訓練之對象。這麽一來，反而平添了吳王的疑慮，覺得孫子是大言炎炎，是玩假的。所以，吳王斬釘截鐵加以拒絕，看孫子怎樣來收場。在這樣的情勢下，孫子只能遵命行事，讓宮女來作“勒兵”的對象，於是才有接下來的斬吳王寵姬以立威的故事發生。

由此可見，按《見吳王》簡文的記載，孫子以宮女教戰，是被動的應對，屬於形格勢禁、迫不得已之舉。他並非視生命為草芥，而是一位具有濃厚人情味的帥才。這樣一波三折、柳暗花明的記載，自然要比《史記》本傳同一事件記載上的生硬、突兀來得合理，使孫子的歷史形象顯得更為飽滿和人性化。

但是，與此同時，《見吳王》的出土，也可以起到與《史記·孫子列傳》進行互證的重要作用，它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史記》有關“吳宮教戰”的記載並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屬於空穴來風、為“小說家言”，而是有實實在在的文獻做依據，做支撐的，不是“孤證”，而為“鐵證”。《見吳王》只是豐富和細化了“吳宮教戰”的具體內容，使之更富有生動性、形象性。它與《史記》本傳的相關內容，起到了互為印證、相形益彰的作用。

五

漢簡《孫子兵法》佚文的又一個重要價值，在於它蘊涵有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反映出鮮明的時代文化精神，通過對它的解讀，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先秦時期列國政治格局的演變，認識當時大國間戰略互動關係的特徵，值得深沉玩味，細細斟酌。

在漢簡《孫子兵法》的五篇佚文中，《吳問》或許是相對比較重要的一篇。是篇記敘了吳王闔閭與孫子之間就有關晉國政局走向問題所作的詳盡分析與精辟預測。吳王向孫子提出了“六將軍專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後存”的詢問，而孫子則根據自己對春秋大勢的觀察和對歷史經驗的分析研究，就晉國未來的政局變遷做出了高明切實的戰略預測判斷。可謂胸有成竹，運籌帷幄。

但是，在今天，我們可以進一步深究，為什麽吳王所關心的對象是晉國，而不是楚國、秦國、宋國、鄭國、魯國、越國，或孫子的故國……齊國呢？當時還不曾開打柏舉之戰，爭霸中原對吳國來講，還是十分遙遠的願景，關心與自己遙不相及的晉國政治動態，與吳國又有何相乾？這裡面到底又有什麽蹊蹺？不過，如果考察春秋時期的國際戰略格局演變、大國關係的互動，我們便能認識到，吳王闔閭與孫子關心晉國政治生態，將了解與掌握晉國政局走向置於優先考慮的位置，乃是勢所必然、理有固宜的做法。

春秋大國爭霸的主線是晉、楚相爭。在這個過程中，遠交近攻，從側翼製衡與打擊對手，是大國在爭霸中原時最熱衷於玩的一手，這方面晉國做得尤為老練，幾乎進入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這中間，聯吳製楚，是晉國軍事外交上的重要一環。

晉國出於同楚國爭霸爭鬥的需要，采納楚亡臣申公巫臣聯吳製楚的建議，主動與吳國締結戰略同盟，讓吳國從側面打擊楚國，以牽製楚國勢力的北上。吳王壽夢二年（公元前584年），晉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吳國，隨行的有一定數量的兵車和步卒，“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讓他帶著特殊的使命，一步步地實現晉國扶植吳國、借吳製楚的戰略目標“與其射禦，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左傳·成公七年》）。

日漸強大起來的吳國，正需要尋找大國作自己的後台，以增加自己在列國角逐中的籌碼。現在晉國主動找上門來，自己何樂而不為，於是就欣然接受晉國的主張，堅決擺脫了對楚國的臣屬關係，並積極動用武力，同楚國爭奪淮河流域，使楚國陷於兩面作戰而疲於奔命，逐漸成為楚國的強勁對手、心腹之患。“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同上）。

巫臣通使吳國，還給吳國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軍事文化和戰術，促成吳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原來吳國地處南方水網地帶，軍事上以水戰為主，陸戰只有少量的步兵。巫臣給吳國帶去兵車，並“教吳乘車，教之戰陣”，這樣一來，吳國開始擁有自己的車戰兵團，兵種配置更加齊全，能夠適應各種複雜的戰場情況，從而逐漸抵消了楚國在兵種和戰法上的固有優勢。

由此可見，吳國與晉國之間，具有一種十分牢固的戰略同盟關係。這種戰略同盟合作關係，自吳王壽夢開始到吳王闔閭主政階段，已長達70年有余。吳國要謀求進一步的發展，自然要優先洞察和把握主要同盟者的政治動向，這樣，才能贏得戰略上的主動，不至於在押寶上押錯對象。這完全符合《孫子兵法·九地篇》所倡導的“不知諸侯之謀者，不可預交”之原則。所以，吳王與孫子才會這麽關心晉國的政治生態變化，這叫做“未雨綢繆”“謀定而後動”，恰恰是孫子兵學“先計而後戰”思想在軍事外交決策方面的生動體現。換言之，孫子的“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基本原則，通過《吳問》篇的內容而得到了形象化的詮釋，而春秋時期晉、吳戰略同盟關係的重要性與有效性，也憑借《吳問》篇的主旨乃從一個側面獲得了必要的佐證。漢簡《孫子兵法》佚文的歷史學意義與價值於此可見一斑。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