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會上關於“師生矛盾”的新聞有點多，有河南的“20年後學生掌摑老師”案件，有陝西的“班主任辱罵學生20小時錄音”事件。
本月在山東，還有一起同類事件尚未引起大家關注——
山東五蓮縣二中老師楊守梅對兩個逃課的學生，用課本抽打的方式進行懲罰，遭到家長投訴。7月2日，當地教育部門決定，解聘該教師，並將其列入社會信用“黑名單”。
這幾個事件處理結果不同，爭議也很大，但也有一些共性：多發生在基層，多針對所謂的“差生”。
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島叔剛剛帶領北京外國語大學“歆語工程”暑期實踐團，完成對雲南省鶴慶縣為期10天調研工作。
島叔切身體會到：這些“同”與“不同”恰恰反映了當前中國基層教育深刻複雜的矛盾。
“差生”
在中國的多數地方，人們談到教育，最愛談論的都是光耀門楣的高考狀元，比較的都是高中的一本上線率。
可是，在一個典型的中國縣域裡，高中已是教育的“塔尖”。在鶴慶，多數鄉鎮初中的畢業生，能夠考入普通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最後能夠考上一本大學的學生更是鳳毛麟角。
所以，如果按照高考結果來劃分“好生”和“差生”的話，鄉鎮乃至偏遠地區縣城的初中是一個“差生”佔絕大多數的世界。像楊守梅老師這樣的縣域初中教師，正是在這樣的世界中工作。
但是，這些考不上大學的“差生”遠比我們以為的更重要。縣域的“差生”們初中畢業以後，如果不進入職高、技校，就只有兩條路：外出打工、回家務農。
留鄉務農又苦又窮，屬於最老實巴交的“差生”。真正的“熊孩子”往往去尋找“來錢快”的行當。這些行當在鄉村屬於稀缺資源，常常掌握在上一代“熊孩子”手中。這構成了鄉村黑惡勢力的基礎。這是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正是這些“差生”們給基層經濟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中國縣域的年輕人正是由這些畢業留鄉和打工後回流的初中生、職高生組成。這些人多數是普通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戶。
他們在高考的指揮棒中被算作“差生”，但從中國數千年的鄉村歷史來看，已經是能書會寫的“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過去幾十年中國鄉村快速脫貧和發展的人力基礎。
脫貧之後，鄉村的進一步振興更要以人為基。在只有三萬人口的鶴慶縣城周邊，雲南鋁業所牽頭投資的工業產業園已經初步投產。完整產業鏈建成以後將產生2萬個就業崗位。
在鶴慶縣以製作銀器聞名的新華村，新興的交通和物流網絡讓“小錘敲過一千年“的工匠們近年來快速致富。但這些初中畢業就學徒做工的銀匠，既缺乏設計能力，也無法控制銷售網絡。他們一邊過上小康生活，一邊又“小富即安”。
在更廣闊的農村，山區農民種出的品質卓越的水果、藥材等經濟作物更便利地走入廣闊的市場，他們不再只是種糧賣糧，而是賺錢買糧。很多農民初步脫貧，賭博、吸毒和離婚的現象卻在增加。
在“一個都不能少”的九年義務教育之下，鄉村社會的大變遷都微縮縣域學校的小舞台上。而在過去和可以預見的將來，鄉村初中的多數學生還會是考不上大學的“差生”。矛盾和希望都壓在縣域基層教育中。可以說，“差生”好，則鄉村興。
褪色的光環
“差生”為主的縣域學校是什麽樣的？調研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鄉村的脫貧和初步致富讓鄉鎮學校的教育陷入更複雜的矛盾中。
鄉鎮的老師們仍然像過去一樣，希望給村莊培養更多的大學生。老師們自己的子女多數也都考進了大學。在班級裡排名靠前的學生被老師們當作自家孩子般暗自比較較勁。
對於多數沒有考學希望的學生，老師們的感情很複雜，甚至受到了尊嚴的衝擊。在訪談中，不只一位校長和老師告訴我們，學生初中畢業打工，比大學生工資高。
在新華村，當地鄉村經濟的樣板村，一個小銀匠出師以後就能拿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熟練以後月收入就能上萬，自己開店更不必說。村裡家家的房屋半廠半宅，富貴大氣，讓人羨慕。
有個女生初中沒畢業，就嫁到了新華村。不完成義務教育是非法的，早婚也是非法的。班主任老師只能不斷去家訪要求女生回校。可學生的回答是：老師，我不想讀書了。我在家裡做工比你工資高。
根據我們的調研，鄉村教師的收入在國家的扶持下在當地也不算低。但問題是，鄉村的發展，讓其他行業的人過上了更好的物質生活。教師、公務員（一般在縣域裡代表著高學歷的職業）不再是農村孩子唯一想要成為的人。教師的權威事實上在下降。
多元化的、富裕的鄉村，正是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想要的鄉村；重視教育、為好學生而自豪的老師，還是我們記憶中育我們成才的老師。兩者出現的矛盾是鄉村社會利益格局變化引發的結果。
鄉村教師的努力
面對絕大多數有“退路”、有“自信”的差生，堅守傳統教育思維的基層教師們，在做什麽樣的努力？
一名參與志願服務西部計劃，來到鶴慶縣支教已經一年大學生說，她一來到當地，就認識到了鄉村學生學習動力不足的問題。
於是，她列出了自己班上最學不進去的19個學生，嘗試用“愛的教育”，跟每個學生談人生、談理想。送他們小獎品。改變教學的形式，自己精心準備生動的教輔資料。
但至少在表面上，一年的時間裡，這樣的努力收效甚微。用她的原話說，不少學生就像“沒有縫隙”的人。他們不願意說話，也不聽不進去老師說的話。
有學生屢次打架鬥毆，學校叫家長來，母親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直說自己管不了孩子。孩子的父親從打工地趕回來，見了孩子就說，掃黑除惡怎麽沒有把你抓進去。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和一線城市家庭的教育投入過剩相反，鄉村家庭的教育能力卻幾乎為零，所有的責任都壓在了學校和老師身上。
這名支教老師後來也開始嚴厲地管教學生。會拿學生最在乎的事情在言語上刺激他。有時會拿教鞭輕輕打學生的手心。這樣的情景發生在學生遲到、曠課、打架的日常生活中。
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優秀大學生，她知道言語刺激、輕打手心，都是體罰的一種。她說她在工作中，經常和另一名老師相擁而泣。她覺得自己正在變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
在調研的學校中，都存在各種大城市人眼中難以接受的各種嚴苛“土規”：周末結束返校進校門時要打開書包“安檢”，重點是檢查香煙和鬥毆工具；白天學生宿舍嚴格鎖閉，學生只能在教室、操場等公共區域午休，防止打牌、鬥毆；學生吃飯時，老師端著飯碗邊吃邊在食堂遊走巡視。
在調研中，一位教導主任曾經指著一位在學生中間巡走的女老師對島叔說：那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學生都怕她。
“差生”的快樂
在我們對學生的調研中，還得到另一種複雜的感觸。李瑩是調研團裡的“小甜甜”，臉上總是帶著禮貌地微笑。可是在第一天對學生的訪談結束後，她卻悶悶不樂，心裡受到了強烈的衝擊。
李瑩遇到的訪談對象是一個初一的小男生。從觀感上講，她喜歡這個小男生，帥氣、禮貌、單純，有超出同齡人的成熟氣質。多數學生都羞澀不願意開口，可是這個男生卻跟她侃侃而談。
但這個學生講出的故事卻讓李瑩震驚。這個學生是學校裡面的孩子王。在鄉村學校裡，也就等同於是“差生王”。他帶著學生打架鬧事，惹出很多禍端。
李瑩問他：你惹了事不害怕嗎？這孩子說，不怕，我家裡人厲害。據他說，他的爺爺和父親就是鄉裡“厲害“的人，有很多普通農民無法染指的“產業”。
現在正是敏感時期，一個孩子的話不足為憑。請島友們也不要多做聯想。島叔想說的是，在調研中，“差生”們給我們的感覺非常複雜。
經過幾天的熟悉，當地的孩子們已經調研的大學生們當作朋友。他們私下給我們的學生寫了一百多封信。在臨別的當晚，上百個孩子湧到我們的備課室門口向我們告別。他們還是淳樸而羞澀，很多人只是撲到大學生老師們的耳邊說悄悄話，靜靜地抹著眼淚。
這時候島叔看到了一個女孩子，她也流了淚，卻挺著胸脯大聲地跟我們對話。她跟島叔說：你以後還要帶他們來。
島叔跟她開玩笑：一定。只要有錢就來。這次他們來，除去路費，每個人只有100塊錢“零花錢”。
這個孩子毫不思索、豔驚四座地說：那你們怎麽不找我？
我們全都大笑起來。學生告訴島叔，這孩子就是某村“一姐”。這樣的孩子，成績不好，行為也需要規範。但他們大氣、自信、仗義，讓島叔禁不住地發生喜歡。
更好的“差生”
中國鄉村的脫貧，是城市裡制定政策的“大學生”和鄉村勤奮致富的“初中生”共同努力的結果。問題是，我們的縣域教育，除了要產出更多的“大學生”，如何能夠培養更好的“初中生”？
鼓勵職業教育是解決此問題切實可行的方法。在這方面，德國等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成熟的經驗和方案，而我國在體系建設、制度標準、配套政策等方面，改革的步子依然走的不快。
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首次提出了一個具體指標：到2022年，職業院校教學條件基本達標，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準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乾專業（群）。
這首先需要人們在思想觀念上發生轉變，可以從在基層教育中調整高考這根指揮棒做起。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大學生不是唯一的人才，這個方針近年來已經在推進普及。
在鶴慶縣所在的大理州的一份文件中，我們看到了“不唯高中論”的明文要求。其中的重點是，讓更多的學生在九年義務教育結束後，靈活自由地選擇職業教育深造。
“指揮棒”變了以後，縣域初中的教學也有了更多調整的空間。義務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屬性不會改變，也不能像職高那樣專業化。但既然要考慮到就業和職業教育深造，初中的教學就需要為未來學生的分流做出準備。
例如，高考不考的“副課”，如音樂、美術、體育、地理等，對於就業和職業教育卻有特殊的地位。新華村的小銀匠，如果在初中受到更多美術教育的熏陶，就更有可能從工匠成為“大師”。
對於走向就業的初中生來說，重視“德育”的養成教育更顯重要。歷史、勞動、思想品德等課應該賦予不同學生不同的重點和形式。比如，讓不能在文化課中獲得成就感的“差生”，在素質養成教育和勞動實踐中獲得成就感。
鄉村教師們已經在實驗這樣的形式。在我們調研的一所中學，學校內專門開辟了菜地，讓學生自己學習種菜。可是老師們在高考指揮棒之下，並不能把精力放在勞動課上，學生在短暫新鮮感之後，菜園子也就半途而廢。
這需要從體制層面針對部分學生打破“主課”和“副課”的區別，提升副課老師的話語權，多元的選擇才不會成為學生懶散和逃避的理由。所有課程的教育，都應該成為自主選擇和嚴格要求的結合體。
“變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的那位老師告訴我們，她發現“差生”也可以在學校中得到成長。有一次她“懲罰”上課不聽講的差生去為全班倒掉垃圾，那位學生竟非常開心地做了，還得到了老師的表揚。也許是因為他不用再上課了，也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做對了一件事。
當讓學生倒垃圾不再被視作是一種“體罰”，當那些在小紙條上寫下他們想打工、做廚師、當籃球明星的孩子不再被視作不愛學習的“熊孩子”，“嚴師”也會讓學生感受到更多教育之愛。
更重要的是，我們這樣才可以為鄉村振興留下更多的人口、培養更好的人才。
文/周鑫宇（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
編輯/宇文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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