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尊崇到質疑：20世紀20年代留學生形象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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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能力的大小，決不是留學與未留學所能分別的。

當社會賦予留學生厚望、留學生自身也強調責任意識的同時，來自社會以及留學生內部對留學生產生了各種質疑的聲音。

就整體而言，留學生在政界的表現不令人滿意。1917年2月17日陸徵祥在歐美同學會演講時告誡留學生：“北京場合如一火爐，最易銷耗意志，回國留學生一入其中，鮮不為所鎔化……敦勉各學員振刷精神，力袪習染，以‘安身立命’四字為立腳根本。”北京青年會對留學生從政現象的評論：“留學生中固不乏抱愛國愛民之心，負改良政治社會之志者，無奈一入政界，則心志改變，道德學問，日行退步。為自己地位計，為自己利祿計，則不暇顧及國家社會之安危矣。蓋北京政界，一洪爐也，其消磨志氣墮落道德之能力，實不可思議。”

陸徵祥

將政界比喻成洪爐，留學生身處其中，身不由已被政治裹挾，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沉沉浮浮。蔡元培期待留學生能兼采各國所長：“凡有一種社會均有鎔化能力皆可作火爐觀，如英國社會專重階級，故留英學生多趨政界；德國社會專重軍人，故留德學生喜談戰略；法國社會專重民權，故留法學生侈言革命；美國社會專重商務，故留美學生注意貿易；比國社會專重工業，故留比學生競言製造。中國如能將各種火爐鎔合為一方為善學外人。”顧維鈞分析了留學生歸國後自視過高、不屑小就、忽略小節、不能耐勞、立志不堅等因素導致的“留學生辦事失敗而受國民攻擊之原因”，希望留學生“先國而後家，先社會而後個人”……告誡之聲不絕於耳，反映了留學生聲譽出現危機。

同時，政界留學生根據國別的不同畛域分明，尤其是留學東洋和西洋學生的矛盾在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經顯現：“吾見留學生之入政界者，有英派美派德派法派之分，而尤以東洋派與西洋派為大別。派別既分，猜忌斯起，甚且互相輕鄙、互相傾軋，而禍遂隱中於國家。其實留學者，學其國之學也，歸而出其所學以謀國，同為祖國盡力也，焉有所謂國界之分。”豈能“因留學之各異其國，而預存一畛域之心乎？”“回國就事之留學生，有東洋派、西洋派之分，不以學問相號召，而以留學地點分黨派，此最離奇之事。”

中央政府中留日學生佔三分之二的份額，留日學生眾多且彼此援引，引《字林西報》通信社1919年電文中有“留美回國之學生刻被淘汰，不容其置身政界，而留日學生則受優待”之語，“中國政界位置盡為日本留學生佔盡，吾儕（指留美生）歸國後第一根據地，厥惟敎育界”。雖然語氣誇張，但反映了留日生在政界人數眾多並排擠其他留學生加入的事實。

不僅在政界，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中留學生聲望也在下跌：“比年以來，留學生之聲望漸跌，社會豔羨留學生之心理漸淡，推其所以，則留學者日眾，物之非罕者弗貴，於人亦然。且其學成而返者，未必能得意名場如昔，一也。留學生之學問，往往實不副其名，未必駕本國各學校之學生而上之，伎倆易窮，二也。西方文化，留學生載之而歸，多非吾國多易步武，加以良莠不齊，兼有沾染惡俗、怪癖不情，或傲睨其祖國，不可一世，國人則畏而遠之，三也。”這是1917年對留學生聲望下跌的反思。其時，留學生仍舊是整個社會的寵兒。

20世紀20年代起，社會對留學生的評價發生了轉變，質疑、批評的聲音與日俱增。“回國留學生成千具萬，無所事事，急待安插，此為今日教育上一大問題。”留學生留學以圖謀好出身、發展新事業和開拓新見識為目的，由於預備不成熟而徒具虛名、志行不堅定而任意擇業、絕乏團體的精神與組織、不考察國內社會的事情而使留學生歸國後面臨負評。

“今之留學生，志大而價高。入政界則欲一躍而為長官，入商工界則欲一躍而為經理、工程師，此無論國中之長官、經理、工程師為數有限，不能供留學生之求，即果一躍而為長官、經理、工程師，亦止能作傀儡。且無論留學生所學未必高深，即所學高深亦偏於理論而未嘗從事於實驗。”留學生中“抱一出國則聲價十倍之卑劣觀念者，實居多數……甚者有高小及中學畢業學生，亦皆海風一帆，遄赴歐美，此等人，於國情既未有深刻之觀察；於學問，複鮮具相當之基礎。返國以後，其思想輒悖乎國情，其行事更無俾於家邦”。“出洋回國的青年墮落尤甚”，“試看今日之回國學生，毫無團體組織，毫無主張，缺乏犧牲精神，甘居墮落者之多，言之令人傷心痛哭”。

特別是留學生從政的問題更是遭受民眾質疑：“舊式的官僚漸漸淘汰完盡了，新添的官僚還是源源不絕。目今最出風頭的官僚，大多數屬於二十幾歲至六十餘歲的留學生。客氣說一句：中國的官僚政治，就是‘留學生的政治’。”作者也聲明：“譏諷留學生變成官僚，不是就是反對他們做官。學工程，學製造的，當然最好不入宦途；學法律，學財政的，政治上的實施不是他們的本分麽？所以留學生本其所學，充國家的官吏，是無可辭責的，但是他們不應當官僚化！……留學生把學問當作打開官僚之門的敲門磚，這是最可傷心的。”

是什麽原因讓留學生在20年代以後面臨越來越多的質疑、譏諷？這本不應該是本文探討的問題，然而的確與留學生形象的轉變密切相關。

留學問題討論的起因看似偶然：1923年黎元洪的女兒到美國讀書，幾家報紙大載特載，其行秘書、會計，前呼後擁，引發邵力子批評，認為“這樣的排場用在遊學上面，是鬧闊，還是出醜？”“但須知今後教育前途的隱憂即在被富人壟斷，而教育家的大病也就在媚富嫌貧。”這篇文章被《教育雜誌》認為是1923年批評教育問題最早、最痛快的文章。《教育雜誌》社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覺得現在中國的留學問題，不僅僅是教育界重要問題之一，簡直和社會的根本組織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打算把各報章雜誌關於批評留學問題的文章擇要轉載，我們自己如有特別的感想或意見，也擬繼續發表；務冀引起國人的注意，也從速矯正這種誤謬的現象，而求得較有效能的方法。”《教育雜誌》同期轉載了邵力子和陳霆銳的兩篇評留學問題的文章。在此之後，留學問題成為各大教育雜誌非常關注的議題，《東方雜誌》《教育與人生》《中華教育界》《新教育評論》等刊物都投入到這場討論。

黎元洪

《中華教育界》1924年4月刊登了怡怡的文章，直接戳中留學生的要害——留學應該以“學術獨立與學術提高”為目的，而留學生往往達不到這樣的要求，從而產生留學生問題：“現在國內的大學校，那（哪）一校不是留學生主政，再調查著名大學教授的履歷，留學生最少總在百分之八九十。然而他們最大多數，除了把在留學國教師所教的教科書在講堂轉教學生以外，有幾人實際研究，將其心得著成幾部不必藏之名山而只可以為大學乃至於作中學的教科書的書籍。”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是留學生中英文不通、以學問為敲門磚、純粹的外國化，從而“在社會上留下了許多不良的印象”。在進一步的批評中，怡怡集中論述了留學生對物質生活和學術的負面影響，這導致了社會上多數平民對於新教育之惡感。

評論者探討了留學生遭致批評的原因：“雖近年來國中文化之灌輸，實業之提倡，在在皆為留學生之功績。然以全局言之，成效實屬至微，得不償失。且因留學所引起之隱憂，關係於‘國性’‘國是’者，正複不少。”具體而言有四個方面：破壞教育之機，養成依賴根性；淘汰國民性，助長糾紛；妄分派別、互相傾軋；日益“洋化”。洋化“即以學校而言，大學固一概西文教授，即中學小學亦視西文之程度以佔學校之優良。昔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今則一變而為‘西學為體，西學為用’矣。”“如留學西洋者，與留學東洋者，固若視同水火。即留學一國者，亦因學校、地理、前後之不同，亦難合作。觀乎留學生所舉辦之事業，凡可隱然劃分為區。社會常視某區為留學某國之地盤。”其分析很有見地。

到1926年，《中華教育界》推出了“留學問題號”，討論留學問題，介紹留學小史，並評論各國留學問題以供借鑒。留學成為一種“問題”而被關注和討論，本身就反映了留學教育急需改進、對留學生深表質疑。當然，留學問題討論更重要的背景在於20世紀20年代學術獨立的思潮，在爭取學術獨立的討論中，強調國內高等教育學術水準的提高，而留學的目的則要服務於學術獨立。

《中華教育界》（1950年1月15日出版）書影

在此之後，輿論對留學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討論。從總的情況來看，20年代以後社會評論留學問題主要涉及了三個方面：國家和社會的過失、留學政策的失策和留學生本身的問題。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惜乎政治不清明，社會混亂，不能容納是項人材，使有志者抑鬱無由自見，能者不能展其抱負，此實國家社會之有負於留學生，非留學生之過也。”從留學政策製訂的角度，評論者認識到“今後我們國家的放任留學政策，如果不改變，那末將來亡中國的真病，恐怕就是國人之留學狂了！”而本文著重討論對留學生本身的批評。

1925年孫百急撰文談《留學生應該做的》，強調留學生“把祖國丟到腦後，請問能否脫得了‘洋奴化’的嫌疑？”1926年常道直批評留學生存在的六個問題：國文程度低劣；不解國情；無大團體精神；士氣消沉；對於西洋文明缺乏鑒別力；目光短淺。留學生僅僅注重西文的學習，國文的程度不足以作通順的書信；留學生不了解國情，從而愛護國家之觀念淡薄；留學生除了舉止語言外國化外，尤以思想感情外國化產生不良影響。對於留學生沒有大團體精神，常道直主要批評了留美生，他專門撰寫《留美學生與秘密結社問題》一文在《中華教育界》刊載，批評留美兄弟會，這對20年代社會學、教育學領域的研究者影響較大。

社會學研究者將兄弟會看作新秘密結社：“在美國的留學生中，他們因襲了中國秘密結社和美國大學中弟兄會的習慣，再加上些引援勾結的動機，就發生了許多的秘密結社，他們再把這些會社從美土移植中華，這在將來或許會成了留學生界的幫會吧！”舒新城在1927年留學史研究的開山之作—《近代中國留學史》中，也有“美國學生有秘密組織的兄弟會等，以為回國包攬事業的根據”的責難，這一批評在近代留學史上影響深遠，後世在談到留美學生時，往往引述這句話作為鐵證，這是留學生飽受批評最主要的“罪狀”，但是由於舒新城結論的武斷，這一問題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舒新成

面對社會對留學生的評論乃至批評，留學生有著自我認識：有留美生認為社會“屬望於留學生者太奢，而責效於留學生者太亟。小試不效輒相詬病，而無始終信賴之誠心。”也有人認為留學生應客觀看待：“吾國社會之於留學生，有讚揚崇拜者，有譏嘲鄙視者。吾留學生其毋以讚揚崇拜而自驕，亦不以譏嘲鄙視而自氣餒。”

留學生應該樹立留學之志：“有志留學者，須知今日之中國，正屬需要留學生之時代，中國之種種學識，遠不如人。欲圖企及之，非留學生莫屬也。故強中國，有藉乎種種學識之進步，而進步學識之責，在乎留學生。留學生者，強國之原素也。凡吾學生之愛國者，不可以不留學。”對於留學生遭到的批評，一位即將出國學醫的學生談到：“不管別人的心理是怎樣，我應當走我自己的路，對於本身問題，非澈〔徹〕底的研究不可。一方面打算吸收他國的精華，一方面打算介紹母國的文化，就是將來回國，倘若為著生計，賺錢也要光明，方不失學者底人格。對於國家社會，情願抱犧牲的精神去做。因為新社會應當由我們青年人改造的，這是我的志願。”

作為留美生，胡先驌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任教，針對學者對留學生的批評做出回應，既有認同的地方，也對“責留學學生亦有一二過苛之處，此處亦稍稍為之辯護。”他認為“美國教育之佳處在注重實習與實驗，故留美學生之學工商與科學者，確有相當之學術與經驗。”不能全然將留學看作毫無成績。

1910年代至1920年代，留學生起初被視為拯救社會的力量，而當社會面臨種種問題之後，留學生也成為被質疑的對象之一。社會對留學生的評價忽高忽低，反差巨大，這既是寄予厚望後的失望，也是留學生形象日漸清晰後對其認識更深入的必然結果，並在國內學術獨立思潮的背景下增加了對留學生的批評。

晚清民初留學生成立眾多的留學生內部團體，從清末成立的寰球中國學生會，1913年成立的歐美同學會，1914年籌劃設立的全國留學生聯會，到1915年青年會組織留學部，上述團體都以聯絡留學生內部感情為其宗旨，留學生團體意識的增強反映了留學生對自身形象的重視。

歐美同學會成立之初成員合影

民國初年以後留學生遭到了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批評，這益發凸顯了對留學、對留學生進行研究的重要性。早在1919年陶履恭就曾提到“假使有人把中國留學生變遷的經過情形詳細的敘述一番，成一冊極有用的留學史，可以給我們做參考。”

可惜當時還沒有人去整理這些材料。在1925年前後各報刊雜誌對留學問題進行討論的基礎上，舒新城於1926年完成《近代中國留學史》的寫作並於1927年正式出版。在這部留學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中，儘管舒新城對留學生提出了批評，但是舒新城認為“無留學生，中國新教育與新文化絕不至有今日……現在教育上的學製課程，商業上之銀行公司，工業上之機械製造，無一不是從歐美日本模仿而來，更無一不是假留學生以直接間接傳來當然”。客觀評價留學和留學生，這是舒新城寫作《近代中國留學史》的基礎，也標誌著留學生作為一種社會群體成為研究對象，對留學生理性的研究自此展開。

留學問題經過1923年到1926年的討論，社會對留學生的認識逐漸趨於理性。杜威（John Dewey）自1920年返回美國，1925年在紐約針對中國留美學生所作“中國學生習西學之價值（The Value of ForeignStudies to Chinese Students）”的演講中，認為“學位僅有商業的價值”，此言“在已經歸國或現正在外國以及行將來外國之學生聞之，或竟多數認為不滿意”。而杜威的本意則認為留學生不要以追求學位為目的，而要注重個人對於社會之實在的貢獻。這一觀念經留美生轉述回國內，促使國內扭轉對於留洋文憑的盲目崇拜。

杜威

到1926年以後，“北伐時期及其後，在政治和社會上，留學生與非留學生的差別是將近泯除了。”1929年翁文灝在清華大學成立二十周年的紀念文章中提出“人才能力的大小，決不是留學與未留學所能分別的”，“拿了一張文憑便以為畢盡了天下的業，不再繼續用功，終必至把外國文憑的信用也有一天要破壞的”。教育學家、社會學學者逐步從對留學生的迷信中擺脫出來，更加清醒地認識、看待留學生。

與此同時，“一般社會卻還是（對留學生）盲從如故。”其盲從的現象，如“上海有許多營業式的學校，登廣告招生總要說‘本校聘請歐美留學博士碩士擔任教授……’這句話是一種撞騙行為的告白——實在無此類人為教師，只要稍知社會情形的就知道——但他卻供給我們許多可研究的資料。這種學校的主持人所以要這樣登廣告的，其目的在於迎合一般學生的心理而求多收學生。此種廣告之效力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有人出此而常常出此者，必群眾意識中有此崇拜留學生之觀念……

其次，有些學校以教師少留學生而起風潮，新校長入校即以聘得若乾留學生——如某省某師范——以冀博得學生歡心而壓平風潮。這也是推崇留學生的一種表現……此外在社會上稍有表現的人，一般人總以為是留學生……一般人推崇留學生，不僅推崇而已，並把留學生與學問混而為一，所謂留學生即學問之代名詞，所以某某大學的教員，非留學生不聘，國文部教師找不著有頭銜的留學生，校中人士視為憾事。”“無論政府機關或是學術團體，用人的時候總是對於外國留學生待遇較高，本國畢業生待遇較低；甚至常有人說，某事較為重要必須請一留學生來辦，某事關係較輕不妨請國內畢業生去做；昌言不諱視為當然。”“外國畢業的人一來就做教授，本國畢業的人老是做助教，極不容易得到教授的資格。教授與助教之間，好像就是留學與未留學的分別截然相離，地位上相差甚多。”推崇留學生仍然是高等教育和社會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態度。

有人呼籲不要盲目的崇拜留學生：“我們向社會一般人士，懇切的請願，你們不要盲目地崇拜偶像，以為頂著碩士博士頭銜的留學生，都是專家學者；要知道學問不是等閑得來，在外國吃了幾年牛油麵包，就會飽學起來，天地間那〔哪〕有此事！你們這個盲從的心理不打緊，但是害了一班青年，以留學為升官發財的捷徑”。然而，這種盲目崇拜的心理直至三十年代依然如故：“一直到近年，每逢暑假到了，從滬上各報紙，你總可以看到關於大批留學生出國的消息，烜赫一時：什麽某團體某團體招待歡送嘛，什麽某機關某機關聯合公餞公䜩囉。什麽某月日，第幾批留學生，多少人，乘某船，由滬放洋囉，某月日，安抵某國囉。間時，又每每可以從報紙讀到各年度留學生人數之樂觀統計……根據以上記事，至少可以告訴我們說，一般國人對今日之留學，乃是信任的，樂觀的，有機會是願意鼓勵與宣揚的；也正可以說是不少人認為留學生的人數是愈多愈好，愈多愈有利。”這一觀念與二三十年代對留學生理性的認識並行不悖，反映了社會心理的變化要比學界認知的變化更為緩慢。

清末民初諸多留學生文學中，留學生負面形象躍然紙上。雖說其文學形象表達了“近代以來中外文化衝突、融合的軌跡”，人們也承認文學形象有別於真實狀況，卻在不斷引用這些材料時將文學形象與真實形象混為一談，當誤讀擴大，誤讀就被當作事實，從而對留學史或留學生的認知有明顯的否定傾向。因此，厘清其真實形象及其轉變脈絡，有助於對近代留學生群體研究的深入。

留學生照片

晚清時期，留學生社會形象從模糊到清晰，社會逐步接納了這一新群體。當留學生成為浩浩蕩蕩奔赴東西洋的大軍，當一系列獎勵遊學畢業生出身和授予官職政策的實施之際，從官方到民間越來越重視這一群體的力量，留學生社會精英的形象成為20世紀初整個社會無可爭辯的印記，留學逐漸成為近代社會的焦點之一，社會對留學生寄予厚望。民國初年，社會仍舊賦予留學生群體救治中國衰敝的重任，留學生在政學工商各界都如日中天；留學生也承載了社會及家庭對自身的巨大期許和壓力，進一步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然而，民國初年政局的動蕩，留學生從政者表現不盡如意，學術獨立呼聲日漸高漲，留學生自身問題的累積，都使得留學生無法滿足整個社會的期待，巨大的失望導致留學生遭到大量的批評和質疑。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20年代，研究者理性地討論留學生的問題，社會對留學生的盲目崇拜逐漸破除，理性認知成為學界的共識，然而留學生精英者的形象依舊，反觀普通民眾對留學生仍舊盲從。

在近代社會場域中，留學生形象的變遷反映了社會對留學生接納、期望、失望、質疑又期待的過程。清末民初留學生社會形象演變過程中，留學生從社會的邊緣走到了舞台的中心。當然，在留學生群體內部，因國別、性別的不同，群體形象也有差異，值得作進一步研究。

本文轉自公眾號：史學月刊，原文載於《史學月刊》2019年第4期（原文為《晚晴民初留學生社會形象及其演變》，上文選摘了文章後半部分，前半部分請見本號昨日發布內容）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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