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史料筆記的作者都偏愛撰述哪方面內容？

作者：瞿林東

經世致用，懲惡勸善，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宋人史料筆記的作者在這方面多有強烈的意識和鮮明的態度，使之成為史料筆記一個重要的撰述旨趣。如錢易的《南部新書》對此有明確的表述，其序稱：

先君尚書，在章聖朝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民事多閑，潛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於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得一善事，疏於方冊，曠日持久，乃成編軸，命曰《南部新書》。凡三萬五千言，事實千，成編五，列卷十。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為鑒誡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槩。機辯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難知而廣多聞。

序文出自錢易之子錢明逸之手，以“勸臣子”、“警愚俗”、“識國體”、“勵節槩”來概括“鑒誡”的內涵，反映了錢明逸對其“先君”撰述旨趣的理解和闡發。

宋人史料筆記中常涉及唐朝史事與人物，而《南部新書》則大多記唐人唐事，這是它的一個特點。今略舉數例，以見其旨。《南部新書》戊編記：

裴延齡嘗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何為本分錢？”延齡曰：“準天下貢賦，常分為三：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今奉九廟，與鴻臚，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錢，而陛下禦膳之餘，其數極多，皆陛下本分錢也。”上曰：“此經義，人總未曾言。”自茲有意相奸邪矣。

這裡所說的“本分錢”，把唐德宗的貪婪、裴延齡的奸佞揭露得非常徹底。又，其書巳編記：“貞元初，度支使杜佑讓錢谷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製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杜佑為政，省官簡政，講求效率，後任淮南節度使十四年，唐憲宗時出任宰相，並非偶然。

宋人史料筆記中，與《南部新書》旨趣相似或相近者，有吳處厚的《青箱雜記》、僧人文瑩的《玉壺清話》、方杓的《泊宅編》等。這些筆記多有比較明確的以鑒誡為旨趣的撰述宗旨，其序文均有明確申言，如：“遇事裁量，動成品藻，亦輒紀錄，以為警勸”；“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傳，無其傳，則聖賢治亂之跡，都寂寥於天地間。當知傳者，亦古今之大勸也”；“道古今理亂、人物成敗，使人聽之竦然忘倦”。當然，因作者的經歷與視角不同，書中強調的“鑒誡”的具體內容也有所不同。

如《青箱雜記》記知恩感恩之人必為他人所重，其卷二記張齊賢事，作者寫道：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為辦棺斂，公深德之，遂展兄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前事，以為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為相。

這是說張齊賢因知恩感恩為大臣趙普所重，進而被其薦於天子，使之得以重用。

更重要的是，張齊賢後因在盛大場合醉酒，“進止失容”而被貶謫，其間，常作詩自警，“兼遺子孫”，其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吳處厚受此事所感，乃“廣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這可視為一段佳話。

《玉壺清話》多記宋朝史事與人物，於人的品質、行為尤多關注。如卷八之末記真宗朝君臣對待人才事，頗有深意。作者寫道：

真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以家貧，無贄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龍圖鎬、刁秘閣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實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召試，止用昂之舉，詔備清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這一記述，對薦舉者的“端介厚重”，被薦舉者的謙遜與“實有才譽”，從旁建議者的識見和善意，以及宋真宗的豁達納諫，都直接間接地有所涉及，且有啟發與教育意義。

方杓所著《泊宅編》，對本朝皇家聚斂財富的事實也直接揭露。他寫道：

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賜賚亦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碗，並官其四仆，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為磐固侯。

這是關於北宋末年朝廷腐敗的極具體的記載和有力的鞭笞。宋人史料筆記中關於這方面的記述，反映了作者們對於政事的關注，是宋人史料筆記的重要內容。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本文發表於2017年02月06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事無纖巨，善惡足為鑒誡”》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瞿林東

監製：劉立志

編輯：樊宣、王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