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新作是梁任公傳，更是時代之書

許知遠

許知遠的《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是一部有著巨大野心的作品。這一野心的是非成敗，難以定論，因為他還有後續的兩部。但其中所醞釀的旨趣與襟抱，卻相比他此前的作品多了不少厚重與滄桑。

作為這一寫作的見證者之一，我知道許知遠為此所經歷的掙扎或許超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因為繁雜的歷史頭緒其實曾經並仍然困擾著歷史學者。其中的後果之一，至今似乎沒有一部公認上佳的梁啟超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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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複雜性讓人著迷亦讓人困惑，更使人望而卻步，這裡面的因緣可謂千萬種。

梁啟超所身處的時代創深痛巨，波光詭譎，一日三變。康有為曾經責備梁啟超流質易變，那與其說是梁自己的責任，莫若說是時代的痛點與問題。

作為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報人，梁啟超以其如椽巨筆，筆端常帶感情，無論身處滬上，還是流落東瀛，不斷以其梁啟超式的輸入，將大廈將傾的時代再次搖晃。這些時論的源流與影響，至今活在人們的印象之中，具體是如何生成與散布，其實還有不少的求索空間。

許知遠與梁啟超有很多相似之點。他們都是名滿天下的報人，也都是行蹤遍天下的行者，還都有著感時憂國的騷人氣質，以及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聲名往昔。正如近代史上不少人都罵梁啟超淺薄，當下也有不少學界中人聽說許知遠要寫梁啟超傳，都很不以為然。此前席間一位京城青年才俊提及此事，面帶謎之微笑，當時我頗有些不以為然，許知遠為什麽不能寫梁啟超？

恰恰相反，無論是一同前往上海拜訪《梁啟超全集》的編者湯志鈞先生父子路上的無所不談，還是平時隨時的交流，我知道他是對於寫這麽一部傳記發願與積累都最多的同齡人，其中幾本重點史料甚至韋編三絕，梁任公在世，當可謂此言不虛。

正是這種相似與爭議，才有了此書的衍生。

倘不苛求，尤其是不將其視為思想傳記，這是一本相當成功的生活傳記。

用西方的話頭來講，就是一本成功的非虛構作品。過往的梁啟超傳，太多以生平線索為路徑，陳陳相因，有的甚至糾結於派別的爭論與校正，其實與梁啟超的本相相距甚遠。美國作家李·葛金(Lee Gutkind)以為非虛構寫作關鍵在於“好好說出真實故事”(true stories well told)，許知遠此書在這方面的嘗試無疑相當成功。

很少有人能如許知遠一樣，沿著梁啟超所走過的道路進行一一重訪，北京，上海，長沙，武漢，新會，廣州，香港，台北，東京，紐約。儘管某些地點可能已經面目全非，但那種四海巡遊的追訪，的確有身臨其境之效。這裡面對於各地歷史風貌的再現，有著頗佳的畫面感，乃至某種地域氣息與腔調。

許知遠一直自嘲是微電子專業出身，但他本質上的確是無可救藥的文藝青年，哪怕是小業主，也帶著文藝青年之謎一樣的彷徨。這種不安與彷徨，浸透於這本傳記文本，讓人有種多層空間交錯的迷茫與疏離感。這種情緒與同光之際到戊戌之年的波瀾壯闊中的天崩地解有著如影隨形的若合符節之處，青年人的衝決網羅鬥志其實亦可以看作某一種絕望。

這是一本遊動之書，隨時都在移步換景，隨時都在車船之中改變歷史。通過節錄梁啟超與友人的來往書劄，各種報章文字，作者展示了梁任公人性中的友善謙恭、溫和有趣、智慧橫出乃至孤獨的一面，也呈現出老大帝國窮極思變的人心與現狀。原本枯燥的文本，經由如此重組，顯得活色生香，當成一本枕邊書，似乎也並無可。

那種時代的狀況，倘若不以文學筆調出之，追溯起來相當不易。正如論者所說，這使得本書是可以朗誦的，讓人可以獲知的，不僅僅有冰冷的事實，還有鮮活的血肉與意緒。

也許是限於早期梁啟超的史料有限，許知遠並未僅僅聚焦梁啟超一個人，而是將寫作光譜異塵餘生到其師友的半徑，將那一個焦灼不安、性格各異的群體一一刻畫出來。比如唐才常的勇於任事、慷慨赴難，思想彗星譚嗣同的激烈與深邃，就是一種奇妙而偉岸的存在。沒有了湖南籍士人參與的康梁後續故事，多了不少萎靡，少了很多血性。

讓人略有遺憾的是，作者對梁啟超生平材料的刻寫其實還可以更進一步，哪怕現有的這一時段材料有限，其實深描的話其可能性當然會更多。長沙時務學堂時期，梁啟超擺脫了康有為的籠罩，針對學生們的各種讀書筆記，出以各具性格的批語，本書僅僅一筆帶過，殊不知這裡面蘊藏著不少玄機。何謂直接材料，何謂間接材料，其中的區別並無那麽巨大，反而在乎運用的別擇。

那個時代過於厚重，重要者如梁啟超，其實也很難一人之力去扛動。個體與時代之間如何平衡，正如個體如何克服時代一般需要無數掙扎。如果更能聚焦梁啟超個人，個人即世界，也即時代，或許效果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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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傳記的根本除了行跡，當然還有性格。我其實很好奇的是，梁啟超儘管在時人與後人的眼中，是一個流質易變、壯懷激烈之人，但從其成長經歷來看，他其實也是一個品學兼優、性格成穩、溫和友善之人。這種文本中的梁啟超與生活中的梁啟超，哪一個是真實的梁啟超，哪一個是真正的梁啟超，其實事關梁啟超的本我與超我，也就是他的性格之間的層疊與交鋒。在這方面，作者的探索無疑還可以更加深入。

比如，一百多年來康有為與梁啟超並稱，“康梁”似乎成了牢不可破的典故，可是很多人都知道這兩個人的性格有著天淵之別，他們是如何扭結在一處，又如何分分合合，這裡面恐怕不僅僅是主義與手段的區別，應當也有性格的因素。性格如何與策略之間平衡，這就是大戲的糾結之處，也是寫作的關鍵之處。

畢竟，文本中的形象其實相對而來是外爍的，而本我到底如何，其實事關在生死時刻的選擇與自我的期許，這在此前是模糊不明的。

即使是文本，其實也有多個層次，包括梁啟超的相關論著如何影響了當時的讀者甚至包括體制內的人士。因為在清末新政時期的不少舉措，其實有著梁啟超《變法通議》的影子，這當然也是梁啟超不可撼動的身形，更不要說梁啟超是一些新政關鍵文字的捉刀者。

在接下來的寫作中，許知遠如果延續這一路徑，可能會遇到不少問題。我們注意到梁啟超留下的材料中，論著比生平史料豐富太多，如果要想深入，就必須對其關鍵論著的來龍去脈有一些別具一格的探討，進而將書寫的維度變得愈發豐富。

梁啟超的盛名掩蓋了他其實低調的一面，尤其是為人相當溫和的一面，這對於寫作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文字的怒潮與本人的低音之間，如何捕捉其中高高低低若隱若現的準音，對於任何人都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梁啟超以不長的生命，從年少成名到晚年變法，給我們垂范，其人格與思想，每每私底下想來，讓人溫暖又肅然起敬。近代中國除了曾國藩、胡適，別無其他。這些先賢的遺跡與人格，絕非歷史遺跡徒供人憑吊感歎，而是可以博古開新的思想資源，端看你我的抉擇。

個中曲折，一兩個人的追尋是艱難的，許知遠的嘗試可謂難能可貴。要是為了虛名與套利，在這個互聯網極度膨脹的時代，他完全可以好風憑借力，寫作梁啟超傳無疑是一樁賠本買賣。

在批評者看來，此書似乎有多種不是。不過，其中的旨趣卻是真誠而清晰的。這並非說此書毫無問題，而是有感於當下不少知識人的冷眼旁觀，知識景觀與生態的改觀，除了誠意的參與，似乎還沒有更好的策略。即使這其中不免遺憾，那也是時代的一部分。

過於佛系的寫作，決然不會有深刻的作品，除了個人的自怨自艾，哪裡對得住那些把時代的陣痛活進自我生命裡的豪傑。那個時代的深度在於掙扎，刻寫當然就愈發痛楚，這就是寫作者的宿命。

四十歲的許知遠寫二十多歲的梁啟超，已經給了我們不同的體驗，後續隨著傳主生命的前續，會有什麽新的發現，不拘一格的許知遠相當值得期待。

當然，這無疑又會是無數次熬夜、微醺甚至煙霧的折磨。

文字|譚徐鋒（歷史學者 出版人）

圖片|世紀文景

排版|金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