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賞析：揚水悠揚緩不流

恆之博士解讀《詩經》第92篇

【092】揚之水

92.1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92.2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毛詩序】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毛詩正義》卷四，2000:369）

【朱子集傳】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朱熹《詩集傳》，20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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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之水》篇在《詩經》中一共有三篇，分別在《王風》《鄭風》和《唐風》中，即第68/92/116篇。《纂圖互注毛詩》稱之為“重篇”。《鄭風》的《揚之水》篇是《詩經》中第二次出現。

前一篇中，我們引用李辰冬《詩經通釋》中的解說，這一篇接著看他的創造闡發。

按照李辰冬所講述的尹吉甫的故事，《王風》和《唐風》中的《揚之水》篇基本上是尹吉甫年輕出征時的詩篇，其中多有思念之情。而《鄭風》中的《揚之水》篇則是尹吉甫晚年的作品。

尹吉甫晚年的悲劇和他同宗的兄弟蹶父有關。蹶父姓姞，尹吉甫也姓姞，和周王室的姬家是有親戚關係的。蹶父的兒子是伯氏，這個伯氏和尹吉甫比起來就要矮一些，而且打起仗來也不如尹吉甫。當然，伯氏還是很有本事的，至少他是很能吹的，要不然尹吉甫的老婆仲氏再嫁也不會找上這個伯氏。問題就出在這裡！尹吉甫的前妻成了伯氏的老婆，而尹吉甫卻還有點念念不忘的意思。

要命的是，尹吉甫還要和伯氏一起出征西戎，也就是一起乾革命工作。據說尹吉甫再三勸告伯氏要小心，因為西戎很狡猾，一不小心就上當了。伯氏不停勸告，他怎麽可能聽勸告。你老婆都成我老婆了，你還牛什麽呢。最後，伯氏吃了敗仗，他靠著能言善辯的本事，把責任推給尹吉甫。尹吉甫可不是省油燈，就去告訴。

和我們想象的一樣，尹吉甫去找了伯氏的老爹，也就是他自己的本家哥哥，希望這老哥哥能主持公道，最好是能大義滅親，再不濟也要讓尹吉甫沒啥事兒才行。

尹吉甫失望了，蹶父不是他親哥哥。蹶父痛斥尹吉甫不像話，罵他沒有好好和他兒子伯氏為國效力，居然打了敗仗，還好意思相互指責。可能順便還說了說尹吉甫實在很菜，連自己老婆都管不住。

尹吉甫本想著要找人伸張正義的，結果被人罵了個灰土土臉。

他能怎麽做？當然是寫詩！寫一篇不解氣，得來十篇。於是就有了《小宛》《邶風·柏舟》《鄭風·揚之水》《行露》《鶉之奔奔》《墓門》《鄘風·柏舟》。

這些詩篇，“都是在周幽王五、六年時由於伯氏的誣陷而引起尹吉甫對於蹶父的痛恨，因為蹶父袒護著他的兒子。”（《詩經通釋》，第1232頁）

這是李辰冬講的故事。

《詩經》還有很多版本的故事，遠比羅生門複雜得多。在第86篇，我們談到了戴震。這裡繼續說一下他和他的釋經學。不過很奇怪的是，戴震《毛詩補傳》中居然沒有說多話，戴震隻說：

《揚之水》，《毛詩序》：“閔無臣也。”余曰：“終鮮兄弟”，《鄭箋》謂“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是也。“無信人之言”，《呂氏（家塾）讀詩記》謂：“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是也。（《戴震全書》（第一冊），第256頁）

這在戴震《毛詩補傳》中不是很常見的，另外兩篇《揚之水》，戴震都有比較詳細的辨說，為什麽這一篇沒有說呢？詩篇過於簡單，以至於我們不知道說什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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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惠棟（1697-1758）生於康熙三十六年，戴震出生於雍正元年（1723），段玉裁（1735-1815）生於雍正十三年，章學誠（1738-1801）生於乾隆三年，焦循（1763-1820）生於乾隆二十八年，而這幾位被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學術史》（第23-24頁）視為是清代漢學家的中心人物，是“科學的古典學派”。

為什麽是古典學派？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這些學者的立足點都是釋經學，沒有經書做基礎的學問就算不得什麽漢學、宋學。無論是戴震、惠棟、章學誠還是焦循、汪中的學問大概都集中在經典的紓解之上，並由此出發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哲學體系。那麽，戴震的釋經學的特點用簡單的話來說是什麽樣子呢？余英時說用動物來形容的話就是狐狸，詩雲：“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狐狸與刺蝟（the hedgehog andthe fox），是柏林在《俄國思想家》中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柏林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狐狸或者純種的刺蝟，大多數人都在這兩方面搖擺不定。或者某一方面多一點，或者那一方面多一點。甚至有的天才式的學者能夠一身兼二任，成功地使自己具有了兩個身體。

據柏林的考察，有些人可能天性是狐狸，卻自信是刺蝟，甚至被自己說服了：“他的天賦與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連帶他對自身成就的詮釋，又是一回事；結果，他的理想導使他以及被他的說服天才所賺的人，對他與別人的作為，或者對他與別人所應有的作為，提出了系統的錯誤詮釋。”（柏林，2011:28）對有的學者來說則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作為科學的古典學派的典範人物，戴震是狐狸式的學者還是刺蝟式的？博雅和分析，一般來說是比較符合狐狸的性情的，因為這樣就可以有無數的目的，有無數的課題，有講不完的故事；而義理的建設則需要一貫與綜合，需要在一以貫之的理論體系中實現思想的邏輯條貫，這就比較符合刺蝟的性情了。“在思想史上，18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狐狸得勢的時代，和歐洲19世紀的刺蝟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戴震有著刺蝟的傾向，“然而長期處在狐狸的包圍之中，卻使他不能不稍稍隱藏一下本來的面目，有時甚至還不免要和狐狸敷衍一番。這樣一來，就更使同時的人捉摸不定戴東原其人其學的真相了。只有刺蝟才認得出刺蝟，所以章實齋（章學誠）說：‘有如戴東原者，……乾隆年間未嘗有其學識’”（余英時，2014:4-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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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毛詩序》說：“《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也就是說，毛詩中認為這一《揚之水》篇的確是和鄭國的糊塗（忽突）二公子有關，但並非刺某某，因為刺之無益。悲天憫人更多一點。

從這一點來說，戴震看書是非常細致的。他堅持了《毛序》的說法，並且明確說“終鮮兄弟”應該按照鄭玄的解說：“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也即鄭莊公有三十個兒子還是三個兒子，對《揚之水》篇來說並沒有什麽意義，詩篇中說的是兄弟情義盡失，甚至還不如路人。這樣的家庭關係，當然值得詩人去悲憫了。

我們知道朱子對於《鄭風》的很多詩篇都按照“鄭風淫”這個意思來解說的。這樣說在今天最有市場，因為大多數人都喜歡這個調調，古今中外無一例外者。我們看到美國的電影中，基本上離開了“鄭風淫”的調子就很難展開，故事需要“鄭風淫”，人民需要“鄭風淫”，讀書人當然也是人民群眾的一員。

宋明以來的性理學家背負著道學家的標簽，其實是不對的。他們一點都不道學！

正是這幫道學家們把《詩經》中“鄭風淫”的部分大大表彰了，怎麽可能說這些人是道學家，是迂腐，是不切實際呢？他們是很符合商業社會的胃口的，相反漢代的那些解說反倒是有些讓人覺得還是過於保守了。所以，現代的釋經學家，像聞一多等等，一方面拓展了朱子以來關於“鄭風淫”的力度，不止是“鄭風淫”，國風都淫，這樣才有意思，同時他們就必須反對漢代以來的釋經學家，認為他們存在著諸多的誤解，曲解和故意的瞎胡扯。

戴震對於朱子以來的“鄭風淫”的詩篇解讀很有意見，他覺得應該用“思無邪”來說，所以凡是朱子以為“鄭風淫”的，他基本上都翻過去找漢儒為依據了。

《有女同車》篇，朱子說，鄭風淫。有人會問，從哪裡看出來的呢？朱子說我猜的。戴震說，您老人家不能瞎猜。還是“思大援”吧。

《風雨》篇，朱子說，鄭風淫。“淫奔之女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之。”有人問，您怎麽知道的？朱子說，不是淫奔之人，風雨如晦作甚？戴震說：“此賢者發憤之所為作。或曰淫奔詩也，非與？曰非也。以德則宜錄之經，以亂則不宜錄之經。”

《子衿》篇，朱子說，鄭風淫。有人問，何以見得？“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還不明顯麽？戴震說：“詩但亦學子廢業為辭，而其本由於上，固可知風人之言微而婉也。”

《揚之水》篇，朱子說，鄭風淫。淫者還說，人家是誑你的，不要相信他們。我們要互相信任才好。又有人問，何以見得？朱子說，水性楊花，不用多說。戴震說：別介，朱子的朋友呂祖謙都不相信他的這套說辭，我們翻翻《呂氏家塾讀詩記》就知道了。

總之，在“鄭風淫”的問題上，戴震堅決不同意朱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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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晚年曾經給某人寫了一封長信《與某書》，說明了他的釋經學觀點，這封信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第229頁）中就部分地引用過，他為了節省篇幅，我們不需要了，全文是：

足下製義，直造古人，冠絕一時。夫文無古今之異，聞道之君子，其見於言也皆足以羽翼經傳，此存乎識趣者也。而辭不純樸高古亦不貴，此存乎行文之氣體格律者也。因題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根葉並茂，少缺則非完物，此存乎冶鑄之法者也。精心於製義一事，又不若精心於一經，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

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我輩讀書，原非與後儒競立說，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於所言之意必差，而道從此失。學以牖吾心知，猶飲食以養吾血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知學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學也，猶飲食不足以增長吾血氣，食而不化者也。

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用，用必措天下於治安。宋以來，儒者以已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已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自以為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行實踐，勸善懲惡，釋氏之教亦爾也。君子何以必辟之？孟子辟楊墨，退之辟釋老。當其時孔墨並稱，尊楊墨、尊釋老者或曰：“是聖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讚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則君子何以辟之哉？愚人睹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

嗚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聖賢之道德即其行事，釋老乃別有其心所獨得之道德；聖賢之理義即事情之至是無憾，後儒乃別有一物焉與生俱生而製夫事。古人之學，在行事，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眾也！（《戴震全書》（第6冊），第494-496頁）

劃線加粗部分，是胡適引用的文字。在這封信中，戴震的“以理殺人”的說法正式出現了，後來魯迅“吃人的禮教”與此也有關聯。

胡適說，戴震和清儒不同的地方首先在於他不僅僅講故訓，更追求經書中的義理。當時的學者要麽堅持漢儒，認為去古未遠，應該不錯的；要麽堅持宋儒，認為義理精當。戴震對這兩種立場都有批評，他提出了可以回到漢儒，但同時更應該“必空所依傍”“回到經文”。其實，這就是朱子反覆強調的讀書的一個方法。大概這也是真正想要研究釋經學的人的做法。

朱子的釋經學是不是每次講的都一模一樣，保持五十年不變呢？不是的。

《呂氏家塾讀詩記》早於朱子在淳熙十三年（1186）才基本上編定的《詩集傳》。呂氏書中收錄了朱氏的觀點：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呂祖謙雲】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複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第177-178頁）

呂祖謙還說解釋“揚之水”要看看《王國》中的《揚之水》篇，在那裡呂祖謙選錄了兩個人的觀點：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

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第146頁）

理解在變化才正常，一直沒變，那就是死腦筋，大概不適合搞釋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