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瑟琳·莫裡斯：拉脫維亞的光之城堡

文︱凱瑟琳·莫裡斯

譯︱石晰頲

裡加的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擁有一座“人民書屋”——中庭裡一座收藏捐贈書的塔樓，“有五層樓房那麽高”。它實質上成了拉脫維亞靈魂的儲存庫；在1月18日紀念拉脫維亞共和國獨立一百周年的活動上，這座書屋成為了活動的中心：這個國家最高層的政府首腦們，每人都捐贈了一本對他們有特別意義的書。實際上，無論來自世界上哪一個地方，人人都能夠成為書屋的捐贈者，他們被要求在圖書的標題頁上留下一段話，或者“與這本書相關的個人故事”。這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一個用拉脫維亞語寫下的故事，“三人同舟”。

那裡到目前為止已經擁有超過五千冊捐贈的圖書——目標是一萬五千冊——當你踏入這座建築時，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景象。作為一群走訪波羅的海各國的記者中的一員，我也得以親身體驗。這座圖書館由知名現代建築師貢納爾·比爾克茨（1925-2017）設計，他在二戰期間離開拉脫維亞，去美國發展。這座被昵稱為“光之城堡”的圖書館，是他的傑作之一。每一個細節都包含心意：每一個樓層的顏色組合起來就是過去拉脫維亞紙幣拉特的色彩，在2014年歐元取代了拉特的地位。而地面層的地磚組成的花紋也是你在傳統拉脫維亞桌布上能看到的紋樣。這座建築為這裡的天際線增添了一個巨大而閃亮的三角形圖案，它的尖頂某種程度上又像是一座王冠；從某些角度觀察，它讓我想起從海中躍起的海豚的背脊，但在當地人看來，這讓他們想起一個有名的傳說，為了解救沉睡的公主，三兄弟嘗試登上一座玻璃山峰。最後是飽受欺負與無視的弟弟最後登上了頂峰，而他在這個傳說裡，也代表著這個長久以來一直被外來勢力支配的民族。

無需多言，這座圖書館是拉脫維亞獨立的象徵性標誌，它在2014年（裡加成為歐洲文化之都的那一年）的開幕式飽含深情。這個項目已經花去了太長的時間；比爾克茨在1988年收到了設計邀請，建築工程在2008年啟動，而在2014年1月，儘管這座圖書館的工程實際上仍在進行中，還是進行了一項儀式，通過一串兩公里長的“愛書人之鏈”，將兩千多冊圖書從舊圖書館傳遞到新館。大約一萬五千人報名參加這項儀式，而實際到場的有三萬人。儘管當天寒風呼嘯，氣溫低至零下十五度，也沒有影響參與者的熱情。圖書館裡展示的一段影片中，人們滿懷喜悅地加入了這個活動，還對傳遞的圖書評頭論足，以致拖慢了整個儀式的進程。

這家圖書館的四百萬館藏中包含了拉脫維亞文化史中某些最為重要的元素：被稱作“戴納斯”的四行、六行或者八行的民歌，經歷了一代代傳承至今。我們的向導安娜·穆卡是圖書館的一名資深工作人員，她指出：拉脫維亞的城市是由日耳曼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建立的，“拉脫維亞人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基本上我們都來自鄉村。”因此戴納斯捕捉的也是鄉村生活的基本方面：勞作、戰爭、四季、生與死。到了十九世紀末，一位作家與編輯克里斯雅尼斯·巴隆斯認為，這些民歌應當得到保存，於是他召集了一群人，走遍拉脫維亞來收集這些民歌。我們得知，剛剛看到的一個櫃子裡收藏著二十八萬頁紙，每一頁上都抄寫著一首戴納斯。

拉脫維亞語的書面形式相對較晚出現。在文學評論人安達·巴克蘭給我們作的一個關於拉脫維亞文學的講座中提到，拉脫維亞語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本——一個領主的手寫的祈禱詞——源自1507年，而最早的書籍則是1585年的一本天主教教義問答。早期的文本並非由拉脫維亞人寫作，而是來自日耳曼人。拉脫維亞人最早公開出版的作品是一本詩集，直到1806年才問世，而最早的小說，雷尼斯和馬蒂斯·考齊特斯兄弟創作的《土地調查員的時光》，則要等到1879年。《拉脫維亞歷史辭典》（2017年）的作者指出，這部著重於土地所有權重新分配的小說，其中的角色“快速地在拉脫維亞人的思維中，成為了被普遍認可的人格類型”：

空談民族主義者，言必稱巨集偉的“更高使命”；虔誠的農民，在其虔誠下偽裝著某種狂熱的物質主義；用不合語法的德語短語和表情填補其言辭的裝腔作勢的人，試圖掩飾他的拉脫維亞農民背景；以及堅定、沉默和誠實的年輕人，抵製壓力而不屈服。

在拉脫維亞文學發展歷程中，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是詩人、劇作家和政治家雅尼斯·皮列克桑斯（1865-1929）——他的筆名是雷尼斯——根據2009年出版的《波羅的海作家三百人》一書，他的文學作品是“拉脫維亞建立國家和民族獨立最重要的精神因素之一”。另一位人物是他的妻子艾爾莎（母姓羅森貝爾格，1865-1943）——她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和記者，也是第一批高調的拉脫維亞女權主義者之一。她的筆名“阿斯帕奇婭”源自古代雅典的傳奇女子阿斯帕奇婭，她在1923年將這位古希臘奇女子的生活搬上了戲劇舞台。

他們的名字在拉脫維亞家喻戶曉，他們的作品裡包括了深受喜愛的兒童詩歌。他們在裡加的兩層木屋最近被重新複原，雷尼斯從1926年在那裡居住直到逝世，而阿斯帕奇婭從1926年搬進去後住到了1933年。這座房子去年對公眾開放，而我們也去參觀了。房間裡播放著紙筆摩擦的沙沙聲，伴隨著投影在牆上的阿斯帕奇婭的剪影肖像，使人感覺這對夫婦仍然在視野之外努力寫作。

我們得知，雷尼斯和阿斯帕奇婭的性格迥異，甚至他們對待各自的藏書時候也是如此。 阿斯帕奇婭有時為了研究會把書裁成散頁，而雷尼斯則用削細鉛筆留下了一絲不苟的筆記。但他們在遠大目標和創造動力方面非常相配。他們還致力於拉脫維亞文的寫作，這在當時仍然很不尋常，文化人的語言仍然是德語。雷尼斯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了1909年的《金馬》——他的版本的玻璃山傳奇——以及1919年的《約瑟夫和他的兄弟》，被譽為拉脫維亞最偉大的幾部悲劇之一。在自己創作的作品之外，他還翻譯了歌德、莎士比亞、海涅、席勒和普希金（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在博物館教育室的長椅上，畫著由他帶入書面語的許多詞匯。

阿斯帕奇婭的關注重點包括了個人的自由，她也為她的信念發聲，主張藝術應當參與政治。文學研究者伊琳娜·諾維科娃觀察到，雖然她通過1887年創作的劇本《她——復仇者》贏得了一個比賽，但這部戲從未上演。這部戲對“波羅的海地區專製的德國壓迫者對拉脫維亞農民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殖民化”的表述在當時是一個大問題。 雷尼斯和阿斯帕奇婭積極參與進步的左派運動“新潮流”。雷尼斯在1897年因此被捕——他利用獄中的時間將《浮士德》翻譯成了拉脫維亞語——並在1905年和阿斯帕奇婭被迫流亡；第二年他們在瑞士定居。當他們在十四年後回到拉脫維亞時，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巴克蘭在講座中提到，要理解現代的拉脫維亞文化與文學，“你總是需要追溯起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敘事的主題——事關拉脫維亞人如何理解自己——是七百年的奴役。”她具體說明：十二世紀的立窩尼亞十字軍入侵帶來了日耳曼人的統治，然後（在拉脫維亞北部）是波蘭-立陶宛聯邦；然後是瑞典人的統治；然後被沙皇俄國攬入旗下；最後，在享有短暫的獨立歲月之後，蘇聯又吞並了這個國家。她說關於這裡的兒童在學校裡應當學習什麽樣的文學作品，現在仍然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在她自己於九十年代初接受學校教育時，對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三個故事，都是來自十九世紀末的傳說，在那裡“無人勝出，好人最終也不會成功”。她似乎認為，即使在拉脫維亞於1918年首次獲得獨立之後，這種氣氛也並沒有很大的改變；而在此之後，又有一個主題變得愈發重要，那就是強製遷移。在1941年，大約有一萬五千人被遷往俄國各地的定居點，而在1949年則有四萬兩千人。巴克蘭告訴我們，對文學的“蘇維埃化”從1940年佔領伊始就立即啟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仍在繼續進行，在史達林於1953年去世之前幾年達到了最為嚴苛的高峰。寫作者們並不會強製要求用俄語出版其作品（雖然最好的作品都被翻譯成俄文），但是小說必須代表蘇維埃社會的典型人物，他們也必須富於樂觀精神，具有道德引領意義，同時善惡分明。

在1953年後，文化走向更加開放的進程非常緩慢。在那個時代，詩歌仍然在拉脫維亞人心目中擁有崇高的地位，不僅因為它提供了與該國豐富的口述傳統的某種聯繫，而且也因為詩歌提供了言外之音的太空。詩歌以及詩歌藝術節曾經——而且仍然——在拉脫維亞非常重要，而在蘇聯統治時期自由的流行文化的稀缺，使得詩人得到了搖滾明星一般的地位。當時最受愛戴的詩人之一是雅尼斯·羅克佩爾尼斯，他的作品在當時極具創新風格。但他在去年坦白他曾經與克格勃合作，引起了軒然大波。

雷吉娜·艾澤拉（1930-2002）為革新拉脫維亞的小說形式作出了重大貢獻，賦予其強烈的主觀性。巴克蘭說，她筆下的人物關係非常有力，“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麽事情，行動都發生在角色的思維之中。到了八十年代末，後現代風格的故事開始出現。隨後是“新浪潮”的來臨，作者們用就事論事的語言描繪著世界。但是在蘇聯解體之後，拉脫維亞文學“幾乎失去了讀者”。民眾處於貧困之中，未來充滿不確定，出版社紛紛關門。而與此同時，作家們也沒能立刻理解正在發生的是什麽事情；他們也沒能夠描繪當下。巴克蘭說，所以他們轉向內在世界，進行了實驗性的創作，但是其結果“永遠不會引起大眾讀者的興趣”。

經歷過這段歲月的作家包括了曾經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維茲瑪·貝爾瑟維卡（1931-2005）。她最重要的詩集之一是1969年的《歲月指環》，在出版後不久就被查禁了。在羅穆爾德·J.米修納斯和萊因·塔戈培拉於1983年出版的《波羅的海國家：依存歲月，1940-1980年》一書中提到，貝爾瑟維卡的“雙層象徵”手法被黨報《鬥爭報》判定為“易於在缺乏政治經驗的讀者中造成徹底的意識形態混亂”（1969年6月7日）。她從九十年代開始出版半自傳性的作品——巴克蘭對此的評價是：“可怕但同時又是熱鬧的”——描繪了二十世紀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拉脫維亞生活。她隻向讀者描述她眼前的情況，但與許多想要全面刻畫這個時代的小說家相比，她為讀者“提供了更多，更有趣”的資訊。

巴克蘭也提到了諾拉·伊克斯騰納（生於1969年），她代表了從後現代主義轉向相對理性和現實的散文式創作，從而反映拉脫維亞文學的某種更為廣泛的趨勢。她在2015年出版的小說《母乳》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委約創作歷史小說系列的一部分，這個系列中每部小說分別側重拉脫維亞歷史的某個十年。 巴克蘭說，有時候那些源自歷史的原材料太過龐雜，但每部作品都非常獨特，“總體而言，其結果令人驚訝地出色”。

巴克蘭告訴我，那種描繪拉脫維亞除了受害者之外一面的作品的需求正在增長，例如由艾噶斯·格勞巴和那梅雅·格雷曾斯執導的新電影《異教國王》，描繪了這個民族祖先的“更具英雄色彩的光芒”。但是，目前還不清楚這種強調武力的路線是否有益，她說：“拉脫維亞人需要與過去的壓迫者創建新的、健康的關係以治愈創傷。”

（凱瑟琳·莫裡斯，《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編輯，本文獲授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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