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寫詩多用母語，這意味著，詩歌在全世界的傳播只能依賴於翻譯。日前，西班牙詩人維克托·羅德裡格斯·努涅斯，帶著他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無限灰》中文版，斯洛文尼亞的著名詩人阿萊士·施蒂格帶著散文集《麵包與玫瑰》和詩集《從傷口另一端》與華東師范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金雯一起，在作家書店，與眾多詩歌愛好者和外語愛好者進行了討論。雖然維克托認為，詩歌翻譯是對自己母語的背叛，但是他最喜歡的詩人卻是中國的杜甫，在他的中文版詩集中，甚至有首詩包含著這樣一句類似表達：杜甫是永恆的。
維克托對杜甫情有獨鍾。因為在西班牙語世界中，從19世紀開始就有大量的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光杜甫詩集至少有25個版本。最近有一位秘魯的詩人，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翻譯了把杜甫注釋詩集，翻譯成了西班牙語。“在拉丁美洲的語境裡面，中國詩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拉丁美洲的文壇，20世紀初也發生了現代主義的文學潮流，但是和所謂的歐美的現代主義還不一樣，拉丁美洲的現代主義受了大量的中國詩歌和日本詩歌的影響。”
斯洛文藝尼亞詩人阿萊士·施蒂格不懂中文，他坦言這就是不能夠真正地去近距離地感受中國詩歌，只能借助翻譯的無奈之處。他覺得翻譯是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說杜甫翻譯成英文的時候，效果不是那麽好，他不是神韻派詩人，他的詩情景交融，西方世界缺少對於意向的使用，翻譯過去就有陌生效應，雖然這讓西方詩人非常感佩。”他還舉了徐志摩《再別康橋》的例子，認為詩人原來的價值不能夠很準確地體現出來，“幾年前辦過徐志摩的討論會，《再別康橋》在中國人中有很大的影響，但是翻譯成英文之後，讀者就感受不到其中的情感震撼力，所以翻譯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阿萊士很認同維克托的看法，傳統的中國詩歌、日本詩歌，都讓19、20世紀的西方的詩歌、還包括拉丁美洲的詩歌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比如美國詩人龐德他就借鑒了很多中國傳統詩歌思想的源泉。阿萊士還拜訪過杜甫草堂，聆聽過草堂裡的風聲，他甚至覺得杜甫實際上也是斯洛文尼亞詩人。
詩人們都不否認，詩歌在翻譯過程中會失去很多東西，包括靈魂。但是這樣的說法，未免流於片面。因為許多實際上不可翻譯的元素，也會在翻譯過程中打開最多創造空間的元素；不可翻譯的東西，也是譯者重新對詩歌加以創作的契機。“我讀到的杜甫是西班牙語翻譯的杜甫，杜甫在不斷創作中，是不斷獲得新生的，我感受到了杜甫最高的精髓。”維克托說。（新民晚報記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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