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降準並不必然是大水漫灌 不能成為貨幣政策禁區!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王永利

　　本文原發於微信公眾號“永利點金”

　　原標題：應準確認知和有效運用降準

　　6月24日晚間，央行發布公告稱對國有行、股份行、郵儲、城商行、非縣域農商行、外資銀行等定向降準50bp。其中，針對國有行與股份行降準釋放5000億元，用於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針對其他銀行降準釋放2000億元，用於促進小微信貸投放。

　　根據市場流動性變化情況，適時調整存準率，體現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是非常必要的。

　　在央行外匯佔款，即基礎貨幣投放持續擴張的情況下，為防止貨幣總量同比例擴張造成嚴重超發，央行采取了一種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抑製商業銀行貸款派生貨幣的能力。可以說，隨著央行外匯佔款的增加，法存率就可以隨之提高，沒有上限。但這種做法顯然也增加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本。

　　同樣道理，在央行外匯佔款，即基礎貨幣收縮的情況下，為防止貨幣總量的大幅度收縮造成流動性短缺，央行需要采取措施補充流動性。2014年下半年開始，伴隨央行外匯佔款減少，央行也開始下調存準率。

　　但從2016年3月普遍降準後，降準一度成為“央行放水”、“大水漫灌”的代名詞，被看成是資金大量體內循環的根源，因此降準基本上被叫停，似乎成為貨幣政策的“禁區”。之後陸續針對不同金融機構或不同支持對象實施小幅度的差別式定向降準。

　　但是，在央行外匯佔款下降或不升，基礎貨幣投放跟不上市場需求的情況下，為緩解流動性緊張問題，央行又不得不大量拆出資金，具體方式花樣很多，2017年末以來基本保持在10兆元上下的規模。

　　這有效維持了市場流動性的基本平穩，但也帶來新的問題：一方面央行凍結近20兆的法定準備金，另一方面又拆出10兆資金，使央行資產負債規模擴張，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央行，成為銀行間市場最大的做市商，央行調控能力增強，但央行“最後貸款人”的定位受到挑戰。而且由於二者的利率水準相差甚遠，法存年利率為1.62%，而央行拆出資金的年化利率遠高於此，大大增加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本，從資金供應的源頭上就抬高了融資成本。

　　同時，我國在保持很高的法存率的同時，又推出了存款保險制度。這二者實際上目標一致，只是方式或途徑不同（一般有存款保險制度的，就不再有法定準備金制度），二者重疊，進一步加大了商業銀行經營成本，商業銀行又將對外轉移，進而抬高整個社會的融資成本。

　　現在，定向降準似乎成為一種創新選擇。但必須看到，法定準備金制度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類似於稅法，理應保持統一性、公平性，而不應推動越來越複雜的定向降準，造成不同的存款機構存準率千差萬別，在實際執行中恐怕難以準確把握。

　　央行在貨幣政策上，包括資金供給、拆借利率、存準率等方面過多的實施差別式定向安排，實際上就承擔了很多財政職責，貨幣政策目標容易分散，最後可能產生和積累更大問題，對此必須高度關注！

　　從當前的情況看，理應從貨幣投放、資金供應源頭上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或首選就是壓縮存準率，相應回收央行拆出資金，控制定向降準的應用。

　　再次強調，降準並不必然是大水漫灌，降準不能成為貨幣政策禁區！

　　(本文作者介紹：前中國銀行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