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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家“雙一流建設”戰略目標提出，一流大學與一流本科的關係問題就成為高教界爭論不休、眾說紛紜的論題。

不少學者企圖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尋找答案。

然而，雖然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20世紀後半段一度出現過研究型大學教育品質下滑現象，還發表過影響廣泛的博耶報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藍圖》、《學術反思——教授工作的重點領域》等，但美國問題背後的原因與我們大不相同，他山之石不是隨便可以攻玉的。

儘管總體上可以說“發達國家的昨天就是發展中國家的今天”，但由於不同國家的起點和路線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必然各異。

博耶和《學術反思》（來源：新浪部落格）

01

美國上世紀後半段教育品質問題的成因

美國當年教育品質問題主要成因有三：

第一，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結束了美國等西方國家高等教育黃金時代，政府投入銳減，其連鎖反應是大學教師必須走出象牙塔，必須向企業、社會爭取經費。

原來的學科結構和科研與教學融合的校園生態被打破，那麽首當其衝的犧牲品自然是本科教育。用我們當下的話語就是學科建設衝擊了本科教學。

所以，美國90年代後提出的且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案都是以“科研與教學融合”為基本原則的，諸如“研究性教學”、“大學生科研計劃（URP）”、“頂峰課程”、以學術性轉換為目標的“新生研討課”等等。

美國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還頒布了一系列支持和評估計劃以推進此項改革，如著名的“萬花筒計劃”。有研究證明，美國研究型大學在2000年以後教學品質已恢復正常。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進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80年代出現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新一代掌門人，批判理論出現了諸多新形式、新高潮。

這在高等教育上的反映不僅是社會問責被重視，大學的教育理念和教學內容也越發向多元化發展，進而帶來課程體系的重組和更新。

這也是美國後來在90年代改革中，重提加強通識教育課程建設的重要社會背景。

也正是在這樣的民主參與背景下，本科教育宣傳工作在研究型大學得到空前的重視。

從前，一流大學可以高高在上，因為“一流大學必然有一流本科教育”，所以酒香不怕巷子深，但今天必須放低姿態。

斯坦福大學前教務長的話一語道破天機：我們學校開始重視大學生教學了，但我們是讓大學生參與到教授的課題中去。

說到底，還是堅持以科研引領的、“科研與教學融合”的原則不動搖。

第三，大眾化帶來了非傳統學生數量的急增和專業設定的多樣化，打破了原精英教育階段教師的教學自由習慣，教學法訓練首次成為研究型大學教師的必要技能。

正如馬丁特羅所言，大眾化初期，不少教師失去了教學熱情，於是撇開學生搞科研，使得原有的科研與教學融合的文化遭到破壞，導致科研與教學脫離。

不過，90年代以後，美國高校分類發展更新，一流大學重歸精英教育模式，因此科研與教學融合的傳統又逐步得到恢復。

不難看出，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

美國自19世紀以來，經過了向德國學習科研與教學融合的階段、經過了開發西部的贈地學院階段、經過了為地方服務的威斯康辛思想階段，等等。

他們在處理政府-大學-市場的關係上、科研與教學的關係上，積累了豐富的本土經驗。

02

處理學科建設和本科教育關係時

不能簡單照搬西方模式

而我國目前的狀況是諸多階段同步進行的“跨越式”發展階段，因此，處理學科建設和本科教育的關係問題不能簡單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最新階段的模式。

簡言之，我國目前一流大學的本科教育品質問題成因也有3條：

大眾化以來，教育普及卓有成效而創新人才培養不足；

大學環境不能充分滿足傑出學生的需要，致使優秀人才外流；

由於學科建設任務繁重，科研與教學分離、重科研輕教學成為常態。

此3點原因與上述美國3點原因的根本差異集中體現在，大學成員對“科研”和“教學”本身的概念及其關係的理解上。

美國叫科學研究，我們叫學科建設；

美國沒有一級、二級學科之分，教師們瞄準一流的科學問題自由探索，而我們按照一級學科評估科學研究；

我們之所以叫“建”，是因為從無到有，而西方的現代學科雛形可以追溯到亞裡士多德；

的確，我們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就是“知識傳播”模式；我們不曾有過知識生產模式I，更沒有知識生產模式II。（英國學者邁克爾·吉本斯等人在《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一書中指出，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I是指基於牛頓模式科學研究，以單學科研究為主，而知識生產模式II是指在應用環境中，利用交叉學科研究的方法，更加強調研究結果的績效和社會作用的知識生產模式。——編者注）

我們的“大學-企業-政府”三螺旋不是瞄準科學問題，而是瞄準經費獲取，或者說經費劃撥與科學問題脫離。而這種狀況在西方歷史上不曾有過。

那麽，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科研與教學融合就不僅僅是制度問題、教學技能問題，還是觀念問題。

這個觀念不僅涉及到怎樣理解“學科”和“教學”概念，還涉及到怎樣理解知識、理解知識生產的意義和過程。

03

改革需要觀念轉換

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攜手奮鬥

任何一國知識論傳統都與其高等教育體制密切相關。

我國的學科制度和教學制度是我們特有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後發超越的緊迫感結合而生的特殊制度。

與西方地廣人稀、四通八達的地理環境孕育下的2000多年的自由民主的歷史傳統，以及300多年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大學與政府關係不同，中國作為自然資源貧乏、區域差異巨大、人口與民族眾多的後發國家，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現實需要來看，都必須重視頂層設計、統籌謀劃、有序推進。

因此，中國的一流大學要有帶著政府一起走向市場的能力和氣魄，而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不是可以從西方國家的過去可以學到的。

美國70年代政府將大學推向市場，這與他們的傳統一致，因此不難調整和適應；

而在中國，政府放權、學科建設、科研與教學融合的改革方向卻是與幾千年的傳統相悖，因而需要大學、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觀念轉換，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攜手奮鬥，打一場持久戰。

04

小結

綜上，一流大學與一流本科的關係是時間和太空的函數。

對於後發國家而言，一般應該經過3個階段：

以學科建設為中心階段

觀念轉變階段

無為而治階段

在我們完成國家層面和學校層面學科的重新洗牌、塵埃落定之後，當校園裡的所有成員而不僅僅是教育研究者都能認同科研與教學融合的真諦之時，“一流大學必然有一流本科教育”的無為而治的局面就水到渠成了。

本文原文刊載於《南京大學報》第1236期，原題為《有感一流大學與一流本科關係的三個階段》。一讀EDU對原文略有調整，標題為編者所加。文章僅做觀點分享之用，不代表一讀EDU觀點。

本期作者

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張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