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起訴“悶死”小偷案，為見義勇為護航

歐陽晨雨 時評作者

2015年時，昆明市民銀先生到學校接孫女時幫助保安抓到一名偷車賊，該男子不斷掙扎、叫喊：“我記得你們了。”因擔心被報復，銀先生用男子外衣罩住其頭部，民警趕到時小偷已被“悶死”。之後，警察機構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向檢察院移送起訴。但是，經過近3年的司法調查之後，3月12日，五華區人民檢察院肯定了銀先生見義勇為行為，決定不予起訴。

見義勇為的銀先生，躲過了牢獄之災，很多網友拍手稱快。甚至有的網友認為，這樣的司法政策讓公民在見義勇為時可以“放開手腳”。

其實，司法處理應該對法律、對真相負責，不能大而化之。

回看此案的細節，偷車賊之所以被“悶”死，雖系透氣性差的外衣包裹造成缺氧，但還與自身潛在的疾病急性發作，也就是心源性猝死有關。而且，被害人因長期吸毒，各器官機能及耐受性較常人弱。死亡後果系多種原因所致，也增加了檢察機構決定不予起訴的“砝碼”。對於警察機構的起訴意見書，檢察機構認為證據不足、罪名定性不準確，兩次退回警察機構補充偵查，兩次延長審查起訴的期限，也說明有關部門在依法認定上的慎重。

所以，不能簡單地將案件歸納為“見義勇為悶死小偷，不用負責”，這個陳述可能會造成誤導。

另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正在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時被發覺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將其扭送司法機構。根據刑法，“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製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只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才負刑事責任，但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五華區人民檢察院認定銀先生屬於見義勇為，決定不予起訴，這種對正當防衛的司法理解，有利於形成全社會與犯罪活動作鬥爭的良好氛圍。

但是，也不是所有見義勇為都不用負法律責任，甚至死人也不必償命。人民檢察院之所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是根據刑訴法第173條第二款，也就是“對於犯罪情節顯著輕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酌情不起訴。

今年兩會上，最高法的報告中提到這兩起“小案”——“醫生電梯內勸阻吸煙案”和“朱振彪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體現了最高審判機構對於那些直接影響社會風氣、萬眾關注的個案的重視，兩案及時回應了民間的焦慮，糾正了之前司法實踐中的某種苗頭——“誰慘誰有理”“死了人總得有人賠償”。本案也將會發揮類似的社會效應，避免讓正常見義勇為者畏首畏尾。

這次不予起訴“悶死”小偷案，也是司法的出手助力，讓見義勇為輕裝而行；當然此案還有較複雜的法律因果，不能被誤讀為見義勇為就沒有必要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