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機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作者：劉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只有更徹底的改革開放，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我們才能應對這九個長期挑戰。
核心觀點速讀：
● 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經濟現代化之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將達到3.5萬國際元。這是高收入國家大約在2000年左右達到的水準。
● 要實現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需克服九大長期挑戰：
一是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後，中國如何保持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中國在未來17年的時間裡，年均全要素生產率需要在2.6%或3%左右，這是相當難的，需要更大力度更徹底的改革，讓市場化的力量真正去主導要素配置。
二是如何實現經濟現代化所對應的現代產業結構。2035年當人均GDP達到3.5萬國際元的時候，中國大概是3%的農業，32%的工業和65%的服務業。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保持比較高的TFP增長，中國一定要保持比較高的製造業比例，因為靠服務業和農業提升TFP難度非常大。
三是如何實現勞動力的重新配置。產業結構或勞動力就業結構調整，需要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的高水準發展和支撐，勞動力也需要相應轉移。未來20%以上的農業就業人口需要向第二產業、服務業重新配置，其背後對公共服務體系等帶來巨大挑戰。
四是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據估測，2035年，中國老年人口（65歲以上的人口）佔比將達到23%，規模大概為3.7億人；而日本在2004年人均GDP達到3.5萬國際元時的老齡人口佔比是14.15%。我們將比日本多出9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2035年面臨非常嚴峻的人口老齡化的狀況，這對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市場，乃至中國經濟的發展質量都帶來顯著挑戰。
五是如何應對城鄉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據預測，2035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5%，甚至到80%，很多人會從農村遷向城市。他們用什麽方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將對戶籍制度、公共財政支出等帶來挑戰。留在農村的人口同樣存在如何享受更多投資帶來的收益以及養老、醫療等公共服務支撐問題。
六是如何應對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發效率。中國研發的GDP佔比已經達到歐洲的平均水準（2.1%）。研發的GDP佔比如果要從現在的2.1%，達到2035年的2.5%甚至3%（基本上是美國的水準），這從總量上講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七是如何提升投資效率，重塑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數據顯示，我們的人均資本存量（含建築），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是發達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時水準的1/3，這意味著未來十幾年中國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但是，如何提升投資效率，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將是我們不得不長期面對的挑戰。這要求我們重新塑造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
八是如何提升消費率，改善消費結構。保守估測，2035年消費率需要達到72%。政府消費佔比14%，較為穩定，這就意味著居民消費佔比應達58%左右。而現在的水準約為38%-39%，那麽未來17年需要增加20個百分點。
九是如何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位置。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全球價值鏈的位置指標為0.01（數值大者更靠上遊），略微低於40個主要開放經濟體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國在價值鏈中的位置指標為0.29，明顯處於上遊。這意味著未來17年，我們需要先突破全球平均水準，如果2035年有可能達到0.29甚至以上，那麽中國的研發、產業結構，甚至未來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都會發生巨大的轉變。
應對以上九大挑戰，唯一的方法是更徹底的改革開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
以下是完整觀點：
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面臨什麽樣的長期結構性的問題？光華管理學院在2017年推出了“光華思想力”平台，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商業實踐的前沿問題，以課題的方式來破題。在這個平台上，光華有很多的研究者在關注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的問題，用他們的研究、思想、智慧形成對結構性挑戰或者對戰略機遇期機遇的認識。
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倒推的方法。按目前經濟增長動能的情況，我們對未來的發展目標做了保守估測：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經濟現代化之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將達到3.5萬國際元。這是高收入國家大約在2000年左右達到的水準。
以2011年購買力平價為基準，各國首次邁入人均35，000國際元門檻的時間分別為：美國，1988年；德國，1998年；法國，2001年；英國，2003年；日本，2004年；高收入國家大約在2000年前後。
這構成我們對中國未來長期的經濟社會演進基本預測的一個基礎，幫助我們理解到2035年如果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什麽樣的狀況？以此作為參照，我們對很多問題的認知會更清楚一些，很多需要克服的挑戰也能夠被辨識出來，這是我們討論的一個前提。
3.5萬國際元準不準？我們可以商榷。這是基於未來十幾年4%至6%這樣一個GDP增長速度估測出來的。我們在這裡把問題明確出來，要實現3.5萬國際元這樣一個人均GDP，中國面臨哪些重大的、需要克服的結構性問題？
這也是光華管理學院40多位教授集體參與的一項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將作為底層報告服務於國家“十四五”規劃制定。在這裡，我把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幾個長期性問題拿出來討論。
第一，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後，中國如何保持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不能再簡單依靠要素投入，即靠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而是重視要素的使用效率。怎麽樣讓有限要素聚合在一起產生更大的效率、更多的產出？經濟學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全要素生產率。這是推動中國經濟未來成長最需關注的指標。
過去40年我們做得很不錯，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TFP年均增速比美國高2.7%（根據 Penn World Table 9.0計算）。儘管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美國水準大概43%的樣子。我們發現主要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基本上是美國的70%到80%。
以此作為參照，我們做了保守估測，中國在2035年如果達到美國的65%，就意味著每一年比美國TFP多增長1.9個百分點。美國現在是0.7-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17年的時間裡TFP需要在2.6%至3%之間，這是非常難的。
我們究竟用什麽樣的動力去驅動中國未來的TFP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速，特別是後工業化時代？這裡面技術扮演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技術對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並沒有體現出來。過去20年，美國處於各種各樣的高新技術不斷崛起的時代，但是全要素生產率保持在1%左右，中國怎麽做到2.6%或者是3%的年均增速，除技術外更多要靠體制改革，通過更大力度、更徹底的改革，讓市場化的力量真正主導要素配置，使得要素效率發揮出來，這是我們思考未來需要特別關注的一個事情。
第二是產業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我們也做了分析和比較。2035年當人均GDP達到3.5萬國際元的時候，中國大概是3%的農業，32%的工業和65%的服務業。需要指出，我們需要保持一個GDP佔比較高的製造業。原因很簡單，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保持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我們需要製造業，不能讓產業空心化。服務業提升TFP是很難的；另一個原因，作為主要國家，製造業是鎮國重器，當我們的關鍵技術和一些關鍵領域還有賴於別的國家的時候，保持強大且不斷升級的製造業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如何從現在的產業結構過渡到十幾年之後的預期中的、跟高收入國家相似的產業結構？這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個長期挑戰。
第三是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按經濟學的規律來理解，農業的就業人口將越來越少；工業的就業人口在工業化過程中是逐漸上升的、但最終會降下來。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隨著生活水準提高將不斷上升。我們預測，到2035年中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低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就業佔比分別為4%、26%、35%、35%。這裡出現一個挑戰，到2035年，農業的GDP佔比可能只有3%，只有4%的就業人口。現在佔到整個就業人口27%的農業就業人口將不得不向第二和服務業重新配置，而第二產業對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將上升。我們將如何實現勞動力的重新配置？
第四，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到2035年，中國老年人口佔比也就是65歲以上的人口佔比將達到23%，大概是3.4億。日本在2004年人均GDP達到3.5萬國際元時，老齡人口佔的比例是14%，我們比它多了整整9個百分點。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現在看非常嚴重，這意味著中國在2035年將面臨更為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尤其是，這一比例到2050年可能提高到28.53%。另外，到2035年，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也將會達到36.9%。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很多的問題：一方面是消費端將發生很大的變化，對醫療、養老、社會保障體系等提出很多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同時意味著儲蓄率的下降，這對中國未來實現較高水準的投資率會帶來負面影響。未來我們如何通過改革開放去應對這個挑戰，需要大家思考。
第五是城鄉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這裡面最大的變化是城鎮化率的上升。我們做了一個謹慎的預測，2035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3.5萬國際元的時候，城鎮化率將達到75%或以上。這意味著我們未來十幾年裡，可能將有2.6億人由農村遷到城市（淨增加）。他們將用什麽方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這將對戶籍制度、城鄉醫療保險制度、公共財政支出體系等帶來巨大挑戰；同時，我國人口的結構變化嚴重滯後於產業結構的變化。2035年還將有3.7億的人住在農村，其中2億以上是60歲以上的人，對應的是3%或者是4%的第一產業的GDP，意味著要消除城鄉收入差距，必須讓農村人口享受更多的產業收益或者是投資帶來的收益。現有的農村產業結構怎麽支撐這樣一種轉型？我們解決城鄉差距時必須面對這樣一個長期挑戰。
第六是如何應對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發效率。現在，中國每百萬人裡研發人員的數量，在發達國家人均GDP達到3.5萬國際元時的1/3。我們未來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用什麽方式把他們培養出來？以此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使我們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
另外，我們看研發投入。過去十幾年中，我們研發投入規模大，增速快，2015年研發佔GDP的比例已經達到2.1%，基本上是歐盟國家的平均水準。但是也需要看到，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在人均GDP達到3.5萬國際元的時候，他們的研發水準也是比較高的，像法國在2001年就是2.14%。我們看日本，日本在2016年的《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明確要求研發支出總額佔GDP比例達到4%以上。而且日本重視基礎科學、基礎技術研究，2001年，日本執行《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時，提出“日本要在21世紀前50年裡獲得30個諾貝爾獎。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日本已經有十八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這展現了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帶來的收獲。
我們的研發在未來能不能繼續保持高強度的快速增長——從現在2.1%的研發強度增加到2035年的2.5%甚至3%以上？另外一方面，我們研發投入的結構是有問題的，用於基礎研究的研發隻佔到研發總額的5.5%，比例非常低。美國的數字是17%，法國甚至達到25%。我們對基礎研究缺乏投入，導致的後果是我們在核心技術、核心領域不能形成產業供應鏈的閉環，難以擺脫對他國的依賴。另外，中國淨知識產權是負的，即專利和知識產權出口低於進口。這意味著我們研發的質量不高，而質量不足反映是對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研發（R&D）是由R和D組成的，我們對開發（development）這個D看得很重，但是中國未來長遠發展需要底層技術，需要在基礎科學層面有更大的投入，需要R（research），否則這會成為製約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健康發展的瓶頸。我們未來怎樣提高在基礎科學方面的投入？同時提升研發的效率，擺暫時脫離工作業供應鏈關鍵環節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形成產業供應鏈上的相對閉環？我們發現，中國研發的GDP佔比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之間的相關性在90%以上。提升研發的GDP佔比，優化其結構非常重要。
第七，如何提升投資效率（重塑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 中國未來投資還有很大的空間。數據顯示，我們的人均資本存量（含建築），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是發達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時水準的1/3，這意味著未來十幾年中國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投資在未來很長時間內還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但在投資領域，我們面臨幾大問題。其一，人口老齡化對投資率會帶來很大的挑戰。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跟儲蓄率之間的關係是明顯的負相關。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儲蓄率的下降，這對我們未來保持高水準的投資率帶來挑戰；其二，我們投資效率太低。講一個簡單的數字，過去二十年我國 A股市場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資資本收益率（ROIC）是3%。這意味著什麽？在投資回報不高的情況下，為了實現增長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資，這將進一步提升杠杆率。中國宏觀杠杆率高，特別是反映在企業層面上，很大程度跟投資資本收益率不高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顯然，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將是我們不得不長期面對的挑戰。這要求我們重新塑造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讓企業把價值創造放在對規模的追求前面。這對宏觀政策帶來很大的啟示——今年的財政政策會更激進一些，基礎設施投資和製造業投資會加碼，怎麽提升投資收益率，避免以前犯過的一些周期性的錯誤，這是一個需要去仔細思考的問題。
第八，如何提升消費率，改善消費結構。保守估測，2035年消費率將達到72%。政府消費佔比14%，較為穩定，這就意味著居民消費佔比應達58%左右。而現在的水準約為38%-39%，那麽未來17年需要增加20個百分點。
一方面是經濟增長轉型轉向消費驅動，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高質量發展最核心一點是實現以人為本的現代化。不讓人從經濟發展中受益，發展不反映在生活水準的提高上，那麽這種現代化的意義不大。未來17年，居民消費要增加20個百分點，需要做很多工作：怎麽保證收入水準提高，怎麽保證收入分配差距能不斷縮小，怎麽把房價控制住，怎麽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讓居民願意消費？這一切對未來的發展形成挑戰，但同時也是機會。
講結構給大家報一個數字。去年的消費中，服務型消費佔的比例已經到了44.2%，包括出行、醫療服務、文化、娛樂等。美國是68%。中國到2035年，達到韓國或者是日本的水準，就是58%-60%的樣子，整個消費裡面將有60%是用於服務型消費。
怎麽讓我們的服務業更好滿足這樣一個急劇上升的對高品質服務的需求？服務領域開放競爭，讓民營資本、外國資本加入進來，通過市場競爭提升服務業的品質，從供給側來講是很重要的環節。需求側明顯把這個力量呈現出來，供給端還有很大的缺口要去滿足。
第九，如何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位置。衡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還需要分析你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位置。我們老講，中國製造還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不賺錢賺一個吆喝。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全球價值鏈的位置指標為0.01（數值大者更靠近上遊），略微低於40個主要開放經濟體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國在價值鏈中的位置指標為0.29，明顯處於上遊。這個指標指的是本國的中間品出口比重減去外國中間品進口的比重。未來17年，我們需要先突破全球平均水準，如果2035年有可能達到0.29甚至以上，那麽中國的研發、產業結構，甚至未來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都會發生巨大的轉變。
如何應對挑戰
我們應對這些長期挑戰唯一的方法是更徹底的改革開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更徹底的改革開放，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我們才能應對這九個長期挑戰。這要求我們在未來以更徹底的體制改革和更有效率的研發投入，尤其是基礎科學的投入，再加上大力發展若乾大工業，保持一定比例的製造業，以此實現較高水準的TFP增長；與此同時，我們迫切需要進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資金市場、土地市場、技術要素等的改革，讓市場在要素分配中扮演決定性的作用；我們需要實現國家戰略和自由市場更有效的結合，進一步解放思想，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我們需要重新梳理我們的人口政策、城鎮化戰略、大力保護企業家精神，大幅降低企業稅負等等。
解決這九個結構性問題不會一蹴而就。樂觀之處在於，中國發展模式從來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或是思維框架，它是一個隨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思想探索和實踐探索的集成。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不在於它提供所有問題的答案，而在於它以開放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直面發展中的第一性問題，並不斷尋求以現實可行的方法去破解這些問題。
我今天講到的這些挑戰，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直面的第一性的問題。我相信，依靠更加徹底、更加果斷的改革開放，憑借我們四十年發展形成的基礎和重新出發的勇氣，找到破解這些第一性問題的答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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