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國經濟戰略和政策如何走？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是否不應該將GDP增長看得太重？工業化已經趨於結束，要去工業化？中國經濟結構升級要服務業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做？

　　21世紀的第2個10年中，經濟學界和經濟政策研究界就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對策，各有所述，觀點不同。其中一些如果進入戰略、定之於規劃和施之於行動，可能有誤。這裡提出商榷性的看法和建議。

　　1． 國內有的學者提出，未來經濟中低速增長是常態，不應當再強調GDP跨越式增長；國外一些學者，如斯蒂格利茨也向我們提議，不要將GDP增長看得太重。這可能有誤。

　　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我們也遇到了外部的製裁和內部的經濟下行，主流的經濟學家們幾乎一致主張，並向中央提出過中國適度經濟增長速度為5%為宜。後來鄧小平同志沒有聽取此建議，而是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增長目標放在了高速水準上。

　　二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壓力雖然很大，但是我們還有中高速增長的余地，關鍵是改革和選取正確的發展戰略。比如，未來經濟增長新潛力的70%到80%，來自於深化城鄉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特別是應當推進農村土地財產使用權確權、土地要素允許市場交易配置、宅基地允許買賣、城市資本下鄉、建立城市統一平等市場體系、農村農民土地資本化等改革。這樣，農民獲得土地創業和財產性收入，增強消費能力，購買工業化品，延長工業化時間，會支撐國民經濟長期中高速的增長速度。

　　三是美國這樣人均GDP6.2萬元美元的國家，還在強調經濟增長速度，中國不到9000美元，GDP增長如果沒有趕超，就跨越不了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正確的提法可能是，發展是硬道理不動搖，盡可能釋放經濟增長的潛能，跨越式增長沒有錯，速度要支撐得住和快一些，同時提高效益和質量，並且追求居民收入、家庭財富和大眾消費佔比越來越多的GDP。

　　2． 國內有的學者提出，工業化已經趨於結束，要去工業化。這可能需要商榷。從中國農村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的收入水準和人群規模，農業就業比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與非農業勞動生產率比較，從中國人均GDP水準等方面看，中國8億左右的人口基本和中等水準的工業社會物質需要還沒有得到滿足，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的壓力差還很大。

　　如從居民收入佔GDP比例來看，上半年GDP總量45兆，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上14億人，居民總收入214116萬，居民收入佔GDP比例為47.48%，居民消費我們佔GDP比例32.07%。 一般我們這樣發展水準的國家居民收入要佔GDP的60-65%，偏離標準值12-17個百分點；消費國際上一般佔GDP50-55%，偏離18-23%個百分點。

　　而上半年我們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15%，過剩規模56370萬元。

　　城鎮戶籍人口按照我們現在的戶籍率算的話，有6.02億人，他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半年是21342元，城鎮戶籍居民的總收入為141042萬元。城鎮非戶籍居民2.38億人，乘上他們的可支配收入12402元，他們總的收入29518萬元。農村常住居民5.6億人，乘上他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78元，他們的總收入只有43556兆。

　　從三分法的居民消費估計，城鎮戶籍居民收入乘上他們的消費率，上半年支出了88621萬元；而2.38億城鎮非戶籍居民，加5.6億農村常住居民，他們的收入乘以他們的消費率，8億人口消費才支出了56000萬元。5.6億人低收入，2.4億人中低收入，雖然是問題，但我們支撐增長的機會，也就在千方百計努力提高這8億人口的收入水準上。

　　5.6億農村常住人口和2.4億左右的城鎮非戶籍人口，主要矛盾是提高他們的收入，增加他們對工業品的消費能力，遏製生產過剩以及經濟衰退。美國和歐洲一些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都相繼提出了再工業化，重振製造業，特別是美國促使製造業企業回流本國。中國更不應該去工業化。中國還應該有15年以上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工業化時間。中國仍然處在工業化的發展階段。

　　3． 國內有的學者提出，中國經濟結構升級要服務業化，未來支撐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新潛能應當來自於服務業的比重越來越大。

　　這種看法可能是錯誤的。這個內容，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曾經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一個趨勢，就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服務業比例向60%左右變動時，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下行到中速，甚至下行到低速。工業生產的特點是大規模、專業化和標準化，勞動生產率較高；而服務業則大多是小規模、個性化和非標準化， 勞動生產率較低。

　　舉例說，一個工廠，可以一天生產一萬部手機，但是，無法在一個地點，在一天之內為一萬個人理發。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要再工業化，振興製造業，而我們卻要去工業化而重點發展服務業，可能說的有點偏激。從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經濟結構變動的數據觀察，服務業比例上升到55%和65%階段增長速度時，增長速度下降到中速和低速增長。但是它們在高增長時期基尼系數只有0.2到0.3，農民對工業化利益的分享與城鎮居民甚至同步。

　　而中國目前5.8億的城鎮戶籍居民，其消費變動向教育、旅遊和養老等服務業升級。但是8.2億左右的農村和城鎮務工家庭，其近現代工業化產品消費隻滿足了50%左右；他們的消費不是向服務業升級，而是爭取向耐用消費品、家庭汽車、舒適住宅等消費達級。因此，服務業過於快速升級，國民經濟中穩不住製造業，並不是國民經濟的利好，很可能會使增長速度快速下行。

　　4． 國內有的學者提出，對於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可以用技術進步、人工智能和產業創新，獲得新的增長潛能，支撐國民經濟並實現其新的一波中高速增長。這可能會有誤。

　　加大基礎科學投入、推動技術進步、培育顛覆性技術群、實現新一輪產業革命，升級中國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獲得新增長潛能，是不得不推進的重大戰略。但是，什麽時候新一輪產業革命會暴發，並會突然發力推動國民經濟實現一波中高速增長，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並不能精準地預測那個時間會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從下行轉變為上行。

　　如日本1980年後，技術發明和產業創新的步子不能說不大，但是，也沒有將其國民經濟從中低速增長扭轉為中高速增長狀態。而且，如果新一輪的人工智能，更多替代勞動力，則會發生大量的原有知識結構的勞動力失去就業機會，並且財富越來越由資本和技術創造，工資性收入相對減少，發生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衰退。

　　因此，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萬萬放鬆不得，否則增長速度下行的壓力會更大；但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寶，因產業革命新增長潛能什麽時候爆發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則萬萬不能壓在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之上。

　　5． 有的學者給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當年裡根在美國做了兩項事，一是減稅，二是通過拜都法案，促進技術進步；英國做了兩件事，就是減稅和降低國有經濟比重。

　　而我們最後一些學者和政策研究部門向中央的具體建議，卻主要變成了去產能。實際上，我們與英國和美國當時情況不一樣的是，他們居民收入消費佔GDP比例，要比我們現在高；我們經歷著一個出口拉動GDP增長力量下降過程之中。因此，人口收縮、遷移受阻和土地財產及以地為本創業收入不足，使國內居民收入和消費佔GDP比例過低，雖然表現為生產過剩，深層原因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不解決這一關鍵性問題，產能過剩就會常態化。

　　從這幾年去產能和環保督導的結果看，壓縮了民營企業，提高了下遊競爭性企業的成本，不公平地增加了上遊國有企業的利潤，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國進民退。正確的方略可能應當是，供給側改革的重心是減稅費；不是行政性壓產，而是市場競爭中性公平貸款和企業債發行，讓過剩產能破產重整等退出；供給側改革與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雙向推進。

　　本文於2019年9月3日原發於FT中文網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