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恩師張玉書先生

——謹以此文悼念先生

懷念恩師張玉書先生

文 | 肖麗媛

來源 | 《中華讀書報》

“誰還會在你的生日給你送白玫瑰呢？”

那個低到塵埃裡的女人，臨死前毫無責怪的留言，訣別時除了感激和愛戀，就是擔心來年愛人在生日那一天看不到白玫瑰了……《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讓我第一次走近了茨威格。這樣淒麗的故事，相信沒有哪個女性能不被擊中。而我，就是那千千萬萬個女人之一。同時，喜歡英文翻譯的我，開始驚歎譯本的精良，羨慕翻譯的巧妙，於是特別留意了譯者的姓名——張玉書，並把這個特別的名字收進了我印象的抽屜。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他是史蒂芬·茨威格小說的中文譯者，中國最著名的翻譯家之一。

一晃數年，我後來分管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外國文學出版工作，為了在業務上有所精進，我在北京大學自費進修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那年年底，我去拜望各位翻譯家前輩，其中就有張玉書老師。初見張老師，我頓時眼前一亮：對，這就是他，只有這樣瀟灑儒雅的他，才能寫出那樣美妙的文字。我情不自禁地向張老師說起我讀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小時》等作品的感受，而他只是默然微笑。然而當他聽說我正在北京大學學習的時候，卻露出了既驚且喜的表情。我想，應該是我一心求學問道的態度終於打動了他。他問我：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大社，外國文學出版是一個份量很重的版塊，作為分管長官應該是非常忙碌的，你能按時上課嗎？我發窘了。張老師真是善解人意。那幾個月，時間對我而言可謂是捉襟見肘。張老師看出了我的苦惱，當即對我說：“如果你願意，我可以一對一給你授課。反正我也退休了，收下你這麽個好學的學生，我也高興。”我當時欣喜若狂。

（奧地利）斯·茨威格（著）

張玉書（譯）

在聽張老師講課的日子裡，我慢慢發現了為什麽他會取得如此獨特的學術成就。張老師常常強調：研究外國文學，必須要有親身體驗，要有個體心得，要有個人獨創。

當中國讀者都在癡迷於《少年維特之煩惱》和《強盜》時，張老師翻譯了《歌德席勒文學書簡》，為大家展示了作為思想家的歌德和作為哲學家的席勒。

當中國讀者還在爭論，海涅是抒情詩人還是政治詩人的時候，張老師以文藝理論著作《論浪漫派》和四卷本《海涅選集》，描繪了“思想家海涅”“詩人海涅”和“戰士海涅”。張老師對海涅的全面研究，不僅為中國讀者解惑，在海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很早就得到了德國學術界的認可，早在1979年就成為德國海涅學會的首位中國會員。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第一波“茨威格熱”的直接推手就是張老師，他用了幾年的時間翻譯了《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象棋的故事》等作品。將這位優秀的奧地利作家引入中國讀者的視野，為茨威格與中國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最美的文學橋梁。

“從我的淚裡,開出嬌花朵朵,我的歎息,化作一曲夜鶯的歌。”

一次，我約北京新聞出版局局長馮俊科一起去見張老師。馮局長也是北京大學的校友，更是個愛讀書、愛寫書之人。談話間，他不經意地背出了海涅的詩句：“從我的淚裡,開出嬌花朵朵,我的歎息,化作一曲夜鶯的歌。”張老師一聽哈哈大笑，開心異常，因為那正是他的譯文。

事實上，張老師的人生也可比作淚裡開出的花。

哥倫布“在人生的中途，在富有獨創性的中年發現了人生的使命”。張老師則在他的青年時期就認定了德國文學研究的志向。可是，他的《論浪漫派》是在沉睡了十年之後才面世的，並由此把中國的海涅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德）海涅（著）

張玉書（譯）

張玉書教授19歲時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從此一生守候在未名湖畔。從教數十載，他在教學、翻譯和文學評論三個領域筆耕不輟，而從不追求奢華的物質享受，他對完美的追求全部付諸教學與研究。退休後，張老師更加專注於翻譯，老而彌篤。在新世紀，為了更全面地展現茨威格的文學創作類型，張老師又相繼翻譯了《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巴爾扎克傳》等。

不僅如此，張老師對中德文化交流也傾注了許多心血，曾先後創辦中德語言文學文化年刊《文學之路》和德語文學翻譯和研究年刊《德語文學與文學批評》。這兩份刊物不僅團結了國內德語學界的諸多名家，而且提攜了年輕學子，從而整體提高了中國德語學界的國際影響力，並直接促成了國際日耳曼學大會首次在中國召開。

（奧地利）斯·茨威格（著）

張玉書（譯）

可是，晴天一道霹靂。正當他自在享受語言穿梭之樂的時候，2015年底，醫生對他說出了“癌症“二字。張老師知道自己的病情後，一方面積極配合治療，一方面更加刻苦努力地翻譯茨威格。

北京大學發布的訃告中說：“張玉書教授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為中國德語語言文學的教學、翻譯、研究和人才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遠見卓識，勤勉精進、無私奉獻的精神永遠引導和激勵著後輩學人砥礪前行。”我想這評價是中肯的、貼切的。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位“資深翻譯家”，更是一位言行一致的好師長！

“如果這柔弱的枝條一旦開出鮮花，我應該對你表示感謝，我崇高的大師！”

說心裡話，我這關門弟子尚不能算合格。最初，張老師讓我每周末去他家裡上兩小時課。可是一忙起來，我根本沒有周末和節假日的概念。每當這時，張老師一定會善解人意地為我進行電話授課。正是張老師的特別小灶，讓我在工作中越來越充滿自信，並策劃了“中國翻譯家譯叢”“20世紀文學大師小叢書”等得到張老師高度認可的選題。正是基於這樣的師生關係，我有幸成為此後張老師譯作的第一讀者。何其有幸？我居然成為這樣一位翻譯家的一對一學生和第一讀者！

張老師是德語界的大學者，但他的英文也很好，因此他是我譯作的第一讀者，常會給我提出許多具體修改意見，從來沒讓我覺得有任何理解障礙。他告訴我，外語是研究外國文學的基礎，而研究外國文學又會提高外語水準，二者相輔相成。翻譯的第一步是理解，第二步才是語言轉化。外語水準高有利於理解的準確性，而母語水準高才有利於語言轉化。外文與母語也是相輔相成的。此外，在中外文與母語的轉換中，細細體會不同語言從文化到結構到表達的細微區別，既能更好地掌握外語，也能更好地觀察母語。張老師的翻譯以語言清新含蓄、朗朗上口著稱，這來自於他醇厚的語文功底。正是因為老師的教導，我在分管外國文學出版的同時，堅持閱讀我國名家名作，不斷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

張老師深知做出版工作的重要意義，一次他有意無意地說起要給讀者介紹好作品。什麽叫好作品呢？比如他當年翻譯席勒的名劇《瑪利亞·斯圖亞特》時補充了席勒小傳，目的就是想通過介紹其人品和著作，重點突出作家的勤奮努力及高尚風格，以激勵年輕人發奮向上，積極進取。這一點對我今天的工作一直產生著影響。

張老師說外國文學的研究者和出版者有著共同的義務——正確引導讀者。比如茨威格的譯著問世後，他就會觀察讀者的反映，留意各類評論，因為他不希望心愛的作品被誤讀。遺憾的是《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作品雖然打動人心，卻有不少讀者認為茨威格不是嚴肅作家，只會寫些風花雪月。張老師對我說，我們有責任多做些工作，引導讀者從更深的心靈層面、更高的人性層面來理解作品、反觀自身，這樣才能釋放文學本身的能量。為此，張老師在每次出版譯著時都非常認真地自己撰寫前言，將他對作品寫作特色的把握和文學價值的理解，深入淺出地織入字裡行間，這些文字仿佛是一盞燈，帶領讀者走向光明。

張老師在業界稱得上德高望重，而在享受鮮花和美譽的同時，他始終感念師恩。馮至先生的語法課，譚瑪麗先生的語音課，田德望先生和趙林克娣先生的幫助，他都牢記於心。我想，張老師能把海涅致其老師施萊格爾的十四行詩翻譯得如此深情，應該與他自己發自心底的感恩之心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繫。

“如果這柔弱的枝條一旦開出鮮花，我應該對你表示感謝，我崇高的大師！”此刻，這正是我想對恩師說的最後一句話。而先生曾對我的無數教導，也將永記於心。

本文轉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