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最後部分，張玉書用頗具有文學色彩的語言寫：“花瓶將要空空地供在那裡，一年一度在你四周吹拂的微弱的氣息，我的輕微的呼吸，也將就此消散…… ”2019年1月5日，85歲的張玉書在京去世，幾十年間從事德語文學翻譯與研究，甚至在癌症轉移到腰背、疼痛難忍的生命最後時光，張玉書仍舊會安慰老伴一句“今天不太疼”，吃止痛藥後又開始一天的工作。年初，張玉書燃盡生命最後的光燭，消散了氣息。
5月25日，張玉書追思會暨新版茨威格作品集發布會在京舉辦。
張玉書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優秀的翻譯家之一。1958年，張玉書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德國文學簡史》，張玉書在1960年代翻譯的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選段）、席勒的《論悲劇》等文章也發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和《古典文藝理論譯叢》上。改革開放後，張玉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海涅的《論浪漫派》、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說，主編了《海涅文集》《席勒文集》《文學之路》《德語文學與文學批評》等。
最近，人民文學出版社將推出《茨威格小說全集》四部，其中所收作品大部分是張玉書翻譯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方面統計：“從1958年到現在，這61年來張玉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譯著已經超過500萬字，其中海涅接近100萬字，茨威格270萬字，席勒150萬字。他主編的作品的字數超過850萬字。他主編的這些作品都是張老師逐字逐句審閱後交給我們的。”
《茨威格小說全集》的四卷，前兩卷是中短篇小說，裡面絕大多數篇章由張玉書翻譯，另外一些是張玉書組織國內老一輩德語文學翻譯家翻譯的，其中包括張榮昌、趙登榮、趙榮恆、潘子立等。第三卷《心靈的焦灼》是張玉書獨自翻譯的，第四卷是張玉書之女張意翻譯的。全部四卷譯文，張老師作為領銜譯者進行了通篇校閱。
中國人民大學郭英劍教授說：“張先生所翻譯的海涅詩歌集《論浪漫派》、席勒戲劇、茨威格作品等都已成為德語文學界的經典漢譯，海涅、席勒與茨威格他們的名字與成就佔據德語經典作家的半壁江山，就我所看到的張先生的著述文章，他對這三位德語經典作家的選擇並非隨意而為，通過選擇這三位作家我們可以看到張玉書等老一輩學者身上具有的那樣一種文人風骨。”
“茨威格是張先生的所愛，他曾經為茨威格受到的誤解去正名，他認為茨威格絕不止是只會寫流行文學的作家，而是以獨特的方式反對納粹的鬥士，與此同時張先生特別希望人們喜歡他所翻譯的席勒與海涅，因為他們的理想主義、文章風骨鼓舞了一代又一代讀者。”郭英劍說。
張玉書與《德語語言文學文化年鑒——文學之路》
現場，四川外國語大學中外文化比較研究中心馮亞琳教授重點介紹了張玉書創辦的《德語語言文學文化年鑒——文學之路》（後稱《文學之路》）雜誌。
“《文學之路》由張玉書教授創辦於2000年，迄今出版了19卷、共21冊。在創刊初期，先生為尋找合作夥伴和讚助機構不辭勞苦，四處奔波。《文學之路》於2003和德國提森基金會開始了長達12年之久的合作，開啟了雜誌加學術會議的模式。《文學之路》見證了一大批中青年學者的成長和成熟，也促進了我國日耳曼學者與德國、奧地利、瑞士乃至東亞諸國同行們的交流。”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趙蕾蓮也談起張玉書對於中國人民大學德語系發展的幫扶，“張玉書教授2001年開始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德語系兼職教授，他多次為德語系學生做學術報告，為首屆德語系大學生開設德國文學課，多年以後99級德語系學生因為聆聽張老師的文學課而津津樂道深感榮幸，目前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張文鵬就是在張老師文學課堂的魅力感召下在北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張玉書教授2001年獲德國圖賓根大學榮譽博士稱號，由張老師牽線搭橋，圖賓根大學和斯圖加特大學分別於2001年和2002年與中國人民大學簽署校際交流協議，上述兩個德國大學的德語專業又與人大德語系簽署了交流協議，這增加了德語系師生赴德國進修的機會，這兩所德國大學常派教授來我校德語系講學、做學術報告。2008年，張老師率領全國30位日耳曼學者赴德國參加文學之路國際研討會，他精神矍鑠，經常在重要場合即興用德語致辭，他出口成章。”趙蕾蓮說。
張玉書承擔著溝通中德的重任，他在《文學之路》第一卷的德語前言寫道：“我們想以這條文學之路在兩國人民的心中架起一座橋梁，同時我們還想填補一個空白，因為中國的日耳曼學者第一次擁有一個論壇，在這個論壇上，中國的日耳曼學者能夠用德語表達他們關於德國文學的觀點。”
他也懇請德國的同行寬容地對待中國青年作者論文當中的不足。“有些作者是年輕的日耳曼學者，他們的第一步可能邁得膽怯沒有把握，他們在某些地方可能還會絆倒甚至摔跟頭，然而他們踏上這條路的勇氣卻是值得欽佩的。”張玉書寫道。
張玉書
張意憶父親張玉書：在天堂的河岸木屋裡繼續翻譯
現場，張玉書的女兒、人大德語系系主任、《德語文學》主編張意回憶了父親張玉書，以下為她的發言：
爸爸是家裡的獨子，上面有五個姐姐，都對他寵愛備至，據說爸爸小時候周日從寄宿學校回家常常要一連看四場電影，返校日的早上總因為睡眠不夠無法及時起床而遲到挨老師的戒尺。後來，高一班主任對他“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的批評使他警醒，從此發憤努力，等到高二畢業的時候已經是門門功課優秀。
聽爸爸講，填寫高考志願時，爸爸決定報考北京大學的德語專業，在北大召開的外語系新生分專業的小組會上，他說自己之所以要學習德語，是因為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還有一個原因爸爸沒有講，那就是他在中學讀了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里斯多夫》。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聽說主人公的原型是貝多芬，書中描寫的萊茵河畔鄉情濃鬱的小城風貌和情調獨特的文化氛圍，十分迷人，令人神往，很想認識一下孕育了這位天才音樂家的國度，認識給予貝多芬創作靈感的歷史文化，於是萌發了學會德語的願望。”
爸爸特別勤奮，老友們稱他為“工作狂”，他曾經說過，他的hobby就是工作。爸爸工作一絲不苟：每篇譯文或者文章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
記得爸爸翻譯《心靈的焦灼》的時候，為了盡量減少譯文中上海話的痕跡，還把自己的譯文拿給田德望先生的夫人閱讀。田奶奶生長在北京，父親是清華大學的前副校長，本人精通書畫，常常會給爸爸很好的建議，爸爸也會一一采納。爸爸在生前最後的日子裡翻譯茨威格的《與妖魔搏鬥》時，為了正確地理解原文中的一些拉丁語引文，他讓我在中國並托在德國的朋友購買拉丁語教材和字典，以便自己重新複習以前跟李賦寧先生學過的拉丁語。
爸爸具有堅韌的毅力：“四人幫”時期爸爸跟所有知識分子一樣被剝奪了做學問的機會，為了不讓自己的德語水準下滑，爸爸曾經每天朗讀8小時德語還閱讀大量德語文學作品並悄悄進行文學作品的翻譯。
近年來爸爸更是以驚人的毅力繼續翻譯工作，幾乎每年都有一部譯作問世，茨威格的《人類恆星戰役閃耀時》《巴爾扎克傳》《昨日世界》和《瑪麗·安托瓦內特傳》就是這個時期翻譯的。2016年確診癌症後，爸爸也沒有停止翻譯，甚至更加爭分奪秒，像是在和死神賽跑。其實幾個月前爸爸的癌症已經轉移到腰背了，應該是疼痛難忍，只能靠強烈的止痛藥緩解疼痛，每天起床都已經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但他依然每天早上都跟媽媽說今天不太疼了，不讓媽媽擔心，然後就開始一天的工作。即將出版的譯作中就有爸爸去年完成的茨威格的《三大師》，可惜他自己看不到了。
在爸爸最後的日子裡，每當我去看他，他一般都在閉目休息。當我在他耳邊呼喚爸爸的時候，他就會睜開眼看著我，面帶笑容。有一天，我再叫爸爸，卻沒有了應答，我非常慌亂哭了起來，這時爸爸睜開眼看著我，費力地說了兩個字，我身邊的大夫覺得他說的是“快了”，他以此推測爸爸在暗示自己時日不多，而我堅信他說的是“快樂”，是爸爸在讓我堅強教我樂觀。又過了幾天，爸爸真正昏迷了，我卻哭得少了，因為我知道爸爸不喜歡看我的眼淚。
正如中國出版集團的總裁譚躍先生說的那樣，爸爸只是“在天堂的河岸木屋裡繼續翻譯”。在我的記憶裡爸爸從來沒有睡過懶覺，哪怕是在周末和節假日，五點多起身伏案工作的身影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而現在爸爸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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