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林》創刊號。
如今，文學批評家李敬澤回憶起來，還記得自己當年在《譯林》雜誌上看到《尼羅河上的慘案》時，有多麽癡迷，甚至把印有小說的那些頁碼撕下來帶回家保存。
那是1979年的《譯林》雜誌創刊號。小說《尼羅河上的慘案》正是當時熱門電影原著的譯本，講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羅河上的遊艇中被槍殺，價值5萬英鎊的項鏈同時失蹤，接著又有兩人在船上接連死亡，一位偵探隨後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雜誌因此獲得60萬的銷量，也招來上級領導認為選題“墮落”的批評。
這份雜誌最初是季刊，《呂蓓卡》《音樂之聲》《教父》《沉默的羔羊》等多部國外流行小說讓讀者如獲珍寶。它歷經了改革開放後外國文學的拓荒，它不只看重那些國外的純文學作品，也因大膽引進流行文學和偵探、懸疑小說一直走在時代的前沿。
四十年後，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見到準備上任的譯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長。這位85歲的《譯林》雜誌創始人提醒，“要有融媒體意識，不然將來要被AI淘汰了。”
外國通俗小說拓荒
1979年，江蘇省出版局接到江蘇省委要求，要辦一本介紹外國現狀的翻譯刊物。時任出版局局長高斯把任務交給了編輯李景端。
接下任務後，李景端考慮到，介紹國外的社會科學難免涉及政治問題，不好把握。如果在雜誌上介紹外國文學，則有不小空間。
1949年之後，中國對國外作品的翻譯和引進，主要集中在蘇聯文學方面，其余西方文學作品幾乎是空白。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出版局決定趕印35種中外文學名著，包括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此走出思想禁錮。此時，全國的外國文學雜誌——北京有隸屬社科院的《世界文學》，上海有譯文出版社的《外國文藝》，其他地方則是空白。
李景端覺得《世界文學》的內容過於嚴肅，《外國文藝》則過於新奇。他不是學外國文學出身，反而沒有束縛，從讀者角度想，覺得吸引人的才有生命力。雜誌的定位慢慢浮現，要有助於大眾了解國外當今的文學創作情況，選擇能夠展現外國現實生活的通俗文學，介紹流行的作家和作品。“打開窗口，了解世界”是最後定下的宗旨。
一天，李景端和古籍編輯孫猛聊天，對方無意中冒出“譯林”這個詞，李景端一下想到枝繁葉茂的景象，覺得用作刊名很好。就這樣，《譯林》編輯部成為江蘇人民出版社的下設部門。
最初，雜誌只有李景端和新來的編輯金麗文兩人。李景端負責向北京組稿，金麗文負責南京和上海。當時，英國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正火熱上映，編輯部得知上海外語學院有位英語教師正在翻譯電影的原著，金麗文便上門約稿，最終小說刊載在創刊號上。“很偶然，當時沒有考慮這是偵探小說，也沒想到會惹來麻煩。”四十年後，李景端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當時的創刊號16開、240頁，定價1元2角，交給新華書店零售。20萬冊幾天便脫銷，立馬又加印了20萬冊，很快再次賣完。新華書店要求再加印40萬冊，但因當年紙張供應緊張，最終隻再加了20萬冊。
新華書店不能辦理長期訂閱，很多讀者只好匯款到編輯部郵購。頭兩期，郵局送到編輯部的匯款單裝在大郵袋裡，一次好幾袋，郵局員工為此加了幾天夜班。而李景端後來得知，當年黑市上的《譯林》每本賣到了2元，還要外加兩張香煙票。
這引來時任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馮志的批評。1980年4月，馮志致信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對《譯林》雜誌刊登的《尼羅河上的慘案》《錢商》《醫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的《飄》發出責難，認為“自‘五四’以來，我國的出版界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麽墮落過⋯⋯希望出版界不要趨‘時’媚‘世’。”之後，胡喬木將這封信加上批語，轉發給中共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要求“研究處理”。
最後，江蘇省出版局局長高斯表態，介紹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學沒有錯，有責任由出版局黨組承擔。時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文藝實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責任最終沒有再被追究。
包括錢鍾書在內的編委會
李景端此前長期在經濟部門工作，雜誌的選材和翻譯都是隔行的事兒，只能去請教專家。
1997年5月，李景端(左)在北京醫院探視冰心。圖/受訪者提供
他曾在報紙上看見，著名翻譯家戈寶權是江蘇人，馬上寫了封信，希望對方給予家鄉創辦的新刊物一點指導和幫助。沒想到，得到了回信肯定，戈寶權寄了自己翻譯的羅馬尼亞詩人愛明內斯庫的六首詩，提供給《譯林》創刊號。
李景端因此想打造一個高水準的編委會。1978年，李景端參加廣州的全國外國文學研究規劃會議，多位英語界專家現身小組討論會。他就想借機邀請諸位名家。
李景端做了功課，讀過北京大學楊周翰編的《歐洲文學史》，之後去北大拜訪，他表示讚同楊周翰在廣州會議上所說——國內曾經編寫的外國文學史大多受到蘇聯“左”的思想影響，對西方許多作家和流派持批判否定太多，現在有必要重新認識。“不過，蘇聯文學思潮對中國的影響存在已久，編文學史恐怕也不宜將其簡單刪去，可否把有過的不正確觀點照寫，但要加上新的認識和批判。”楊周翰一聽，覺得有共識。第二天就向李景端詳細了解了《譯林》選材標準、當代與古典作品的比重、對性和暴力描寫如何處理、譯文質量如何把關等，最後同意擔任《譯林》的編委。
對於英國文學翻譯家周煦良，李景端三次上門拜訪。第二次見面，周煦良問到雜誌如何在多種多樣的西方通俗小說中做選擇，李景端告知，主要放在社會小說、經濟小說和法律小說上。再見面時，周煦良誇讚了雜誌刊登的《呂蓓卡》。這是英國女作家達夫妮·杜穆裡埃在1938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在開篇就死去的神秘女性呂蓓卡為全文製造了懸念，這是一個嫁入山莊的女人，卻因為和表哥偷情被丈夫槍殺，她的死亡在丈夫的第二任妻子進入山莊之後被揭開。周煦良在英國時就很喜歡這部作品，通過閱讀兩期《譯林》的文章，他決定加入編委會。
當李景端得知文學翻譯家戈寶權和錢鍾書夫婦是江蘇老鄉時，他請求戈寶權出面邀請他們。錢鍾書本已多年謝絕虛職的聘請，但被戈寶權遊說成了。
然而，因為長期在文學上的禁錮，翻譯界也有部分譯者對《譯林》選擇外國通俗文學無法接受。《世界文學》原主編陳冰夷曾在跟戈寶權一同出差的途中，對坐在火車上看《譯林》的戈寶權說，“你看，《譯林》又在登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指的便是《呂蓓卡》。俄語翻譯家孫繩武也曾對中國譯協副秘書長林煌天說，譯協要同《譯林》“保持距離”。
當時，出版社沒有翻譯資源，作品都是靠譯者自己去找。李景端只好從突破知名翻譯家轉向高校中青年教師。他去了趟上海，把目光放到了上海外國語學院，尋求建立合作關係。他給出承諾，在校內成立雜誌的聯絡組，先撥付1000元，供列印、郵寄等開支使用，給譯者每人贈送一本《現代漢語詞典》，還能提供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專著以及參加全國性學術會議的機會。
曾擔任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的張柏然、許鈞，原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譚晶華，日後成為知名翻譯家的楊武能、黃源深、張以群等，都是從當時的《譯林》走出來的。
暢銷書與版權
在雜誌的選材上，李景端一直要求編輯，不能憑借自己的好惡來做判斷。一些名氣大的現代作品，怪誕難懂，都被李景端排除掉。驚險、懸疑、推理、愛情和商戰是主要的選題方向。“大眾喜歡現實勝過唯美，愛懸疑超過虛幻。”李景端這麽覺得。
在《呂蓓卡》之後，《譯林》又刊登了《天使的憤怒》《愛情故事》《音樂之聲》《教父》。因為雜誌比書便宜得多，通過雜誌閱讀一部長篇小說更實惠，《譯林》因此保持了穩定的訂閱量。
一次，李景端忽然收到上海寄來的日本小說譯稿，一看內容，發現是之前在國內熱映的日本電影《人證》的原著譯稿。原著作者是日本有名的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作品之前在日本角川書店出版。其實，在電影於國內公映前，小說的譯稿已經出來了。譯者先前投給上海的出版社，但是被退了稿。最終才轉投到《譯林》。因為書稿太長，不適合雜誌發行，李景端決定發行單行本，書名改做《人性的證明》，銷量上百萬冊。
但1983年，一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興起。時任《譯林》編輯部日語編輯竺祖慈記得，當時雜誌刊登的日本短篇小說《我的茉莉子》，因為描述了日本的妓女生活，受到雜誌非議。最終，編輯部自我檢查之後說明，這篇作品是反映妓女一類下層人的悲慘生活，而沒有色情描寫。江蘇當地主管部門也把《譯林》雜誌的文章查了一遍，沒有發現問題。短暫的風波再次過去。
多位編輯回憶，編輯部的把關一直非常嚴格。包括石川達三的《破碎的山河》，刊登時也刪去了露骨的描寫。而選擇這部作品，編輯部也有自己的考量，“家庭生活中兩面派的偽君子面目，以及種種矛盾的心理，刻畫細膩深刻。而這些能讓讀者對日本社會有認識。”李景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種認識體現在了刊登的多部作品裡。在小說《白色巨塔》中，講到了日本醫院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後來，有醫學學術組織一次買下了幾十本。還曾有位農戶從雜誌的小說中得知，法國人喜歡吃蝸牛，寫信到編輯部，要做進一步了解，想學會養殖蝸牛的方法。而常州有位辦企業的人，看見《譯林》一篇小說中講到，西方的房子中有“蜂鳴器”這種東西，客人來訪時，可以先按動它發出聲響。對方也寫信到編輯部詢問細節，因為想到可以製作此類東西，做出口生意。
1988年，新聞出版署批複同意成立譯林出版社，《譯林》正式從江蘇人民出版社獨立出去，變成譯林出版社的一部分。
1992年，中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在此之前，《譯林》刊載的那些譯作都是沒有版權的，而現在，李景端意識到必須要大膽買進版權。“今後出版實力之爭，就是擁有版權之爭。”
買版權的錢是個問題，李景端向江蘇省出版總社申請設立“外國版權基金”。當時，出版界還沒有這種習慣。1992年，著名懸疑小說《沉默的羔羊》系列版稅率3％，系列中每本預付金不到1000美元。因為市場剛打開，“版權比較好談，而且多數都在幾百美元，不貴。”《譯林》雜誌原編輯施梓雲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上世紀90年代之後，雜誌進入穩定期。曾有人提出要收購並改版為時尚雜誌，也有人在紙質雜誌市場和互聯網的衝擊下，想到要做綜合文學類刊物，《譯林》的多數領導還是堅持了最初的外國通俗文學方向，因為畢竟它是全國唯一以此為特色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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