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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推遲新高考改革原因何在?教育部考試中心給出了答案

高考改革的總時間表或許會整體延遲,但改革已勢在必行。

關於新高考,現在各地進行到了哪一步,遇到了什麽問題,積累了哪些經驗,下一步將如何?

編者按

日前,在南京大學舉辦的第三屆高校高中教育發展論壇上,我們找到了答案。教育部考試中心評價處處長韓寧現場解密了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行的背景,並指出當前改革存在的問題。

高考綜合改革的政策原由

韓寧說,新高考政策的產生有三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

第一個時間節點即2010年,國家頒布了一個《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中長期規劃綱要》,這一綱要頒布的背景是:分省命題方興未艾,自主招生大戰如火如荼。而圍繞分省招生指標,各種意見尖銳對立,山東省三個考生狀告教育部,說為什麽山東省的考分就那麽高,北京人和上海人為什麽上大學就那麽容易?

同時,高考加分也引起激烈爭論,原本是為了彌補高考唯分數論的缺陷,但特長加分引起一些學校的質疑,被認為含金量不高。

此外,關於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纏鬥不休,“這些問題推動了當時新一輪的高考改革”。韓寧說。

當時的《綱要》提到了三個原則,即有利於科學選拔人才、促進學生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公平。“這是三個目標。多目標的任務往往是不容易完成的,有時候它中間是有衝突的,哪個放在第一位,哪個放在第二位,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很糾結。”韓寧表示。

隨後,在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於高考的描述成為: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巨集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

此外,還提到探索全國聯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化考試一年多考。“這已經和我們今天實行的高考方案很像了。”韓寧說。

而第三個時間點就是2014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對高考多年存在的問題給出了實施意見。

比如,《意見》中提到五個任務,比如要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促進機會公平、改革考試內容和形式、改革招生錄取機制等。

新高考的現狀

作為通向國內大學的唯一管道,高考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試行的第4年。按原定分批進行改革的計劃,加上第一批2個省(上海、浙江)和第二批4個省(北京、天津、海南、山東),到2019年高考,全國將共有24個省啟動新高考,不再實行文理分科,考試科目變為“3+3(即‘6選3’)”。

然而,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蘇、福建、遼寧、廣東、湖南、湖北、河北、重慶8個省市官方發布了正式通知,宣布將於2018年秋季學期啟動新高考改革。

四年來,試點省份都出現了不同的問題。教育部考試中心評價處處長韓寧則梳理了六條:

第一,走班教學會不會凸顯教育資源不足?

第二,考試次數過多會不會加重負擔?這個既有學生的負擔,也有老師的負擔,也有校長的負擔。

第三,分散考試、多次考試、走班教學會不會造成中學教學秩序的混亂?

第四,學生選科比例不合理會不會造成未來國民總體科學素養下降?據報導,浙江2017年高考全省有29.13萬考生,但是選考物理的只有8萬人。即便是成績較好的學生,也擔心無法獲得較好的位次而選擇放棄較難學科。而物理對於科學的發展又不言而喻。

第五,由於選科造成的學生知識結構差異過大,從而影響大學的培養。“比方說北京郵電大學要求學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礎,尤其是物理。現在招來的學生發現有的並沒有參加物理的等級考,而是參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級是很低的。”韓寧表示。

第六當試點擴大以後,省級考試機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提供專業的服務?

“為什麽有一些省後來經過研究決定暫時推遲高考改革?因為在分省命題當中,只有一半的省是分省命題,即使是江蘇這樣的教育、經濟發達的大省,年年的命題也是不堪重負的,我們的考試機構能不能有能力負擔這個責任?這是我們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

從浙滬的經驗反思

師資重新配備問題

上海新高考實行“3(語數外)+6(物化生政史地)選3”科目組合,浙江則在“6”的基礎上另加一門技術科,為“7選3”做法。

“3+6選3”有20種科目組合,“3+7選3”則有35種,目前老師們基本都認可改革的方向總體正確,因為這樣可以擴大學生的學科選擇權、考試選擇權、課程選擇權三項基本權利。

然而,如果允許學生自主選擇,學校必須根據學生的選科提供足量的課程供“走班”。

舉例來說,假如一個年級有120人選歷史,就得開至少3個歷史班。但實際上,即便重點高中目前的師資力量也很難實現。很多學校的文理科教師數量是不均衡的,乃至於差別很大。一些學校以理科見長,有許多優秀的理科老師,另一些則相反。總體來看,比例基本相同的,只有少數的學校。

“重新配備整個學校的師資力量,難度太大。”有老師認為這是新高考“改不動”的“第一難”。

教師數量問題

師資力量的基礎是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處在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上海的中學,也只是勉強滿足改革條件,對於中西部地區,特別是某些貧困鄉縣,如何給每所學校配備足夠的老師,是難以回避的問題。

多數高中幾乎每年都在擴招,增添多少師資力量原本是根據擴招需求決定,但一旦疊加走班選課,如何確定招聘計劃,成為了學校需要考慮的又一問題。

屆時,需要多少老師,完全看學生怎麽選。“誰也不能保證明年學生‘口味’和今年一樣。如果今年學生偏理,我理科老師多,明年偏文怎麽辦?難道要解雇老師?”一名不願具名的高中校長描述了這種“尷尬”,“況且,學校也不能等學生選完課再去招老師。”

硬體不足與排課難題

想要實行走班製,教室需求會成倍增加,以許多學校目前的硬體條件來說,是難以滿足的。

一名校長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學校目前一個年級有近千人,總共65間教室,包括常規教室和實驗室等場地。一個行政班50-60名學生。如果開始選課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會成倍增加。為此,學校需要再蓋一棟教學樓。

另外,如何給學生排課也是一大難題。目前,上海大部分高中都以外包的形式,將學生的課程交給專業公司來排。據了解,排課採用的系統由複旦大學開發,只需輸入一個要選擇的課程組合,系統就會自動生成一張課表。

然而,加上學生人數因素後,問題立刻變得複雜起來。上海目前採用的自動排課系統,僅僅能夠應對人數較少的情況。比如上海盧灣高中,該校一個年級200人左右,整個學校也就600多人。

各地教學資源本就參差不齊,就學校的教學資源而言,各個學校必須量體裁衣,根據自己學校的實際情況來做選課的方案。學校規模越小排課難度越小,越大的學校學生越多,越難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

從浙江和上海的高考改革歷程來看,由於師資、場地不足,選課走班變為“套餐製”已經成為不少高中的“首選”。

改革已勢在必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國務院2014年就頒布了高考改革總體方案,並不會有大的調整,暫緩只是要評估各地是否具備改革的條件。

因此,2020年,被認為是各省進入新高考改革的最後時間節點。

四川省教育廳相關人士在8月份“校長培訓”上,也明確傳達新高考改革即將啟動的信號:即便原定的2018年啟動“可以有變”,但改革已經“箭在弦上”。

儘管不少一線高中教師對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落實細節存疑,但他們同時也表達了對改革方向的認可。最關鍵是,大家都知道方案本身不會再“大改”,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改革檔案下來之前想好對策。

國情的複雜性

江蘇省連雲港市贛榆區教育局局長陸建國曾就高考相關問題發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寫道:

中國國情複雜,各個省份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這是啟動所有改革都應統籌考量的一個基本現實,在相當一部分地區不具備與改革相匹配的物質條件時,貿然一刀切,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具體到此輪新高考改革,顯而易見,浙江方案中的“7選3”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不僅造成了物理學科選修學生數的大幅降低,而且,與之對應並普遍推行的選課走班制度,更帶來了師資力量的不匹配,以及教室和專用室的嚴重短缺問題,很多學校在落實過程中,可以說是勉力為之,乃至變形走樣。

浙江作為東部發達省份,尚且勉為其難,如果把這一方案推廣到全國,作者認為,對於大部分省市而言,這將是高中學校不能承受之重。

其他地方經驗

從目前情況來看,第三批試點省份,都在抓緊籌備推進改革落地。

廣東省教育廳稱,早在實施“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時,廣東就曾在“分科教學”“選課走班”等教育教學方式上進行過有益探索,積累了一定經驗。繼2018年9月21日“官方宣傳”後,廣東省教育廳10月8日發布了《廣東省教育廳關於做好普通高中課程教材實施工作的通知》。

其中,明確提出“各地要積極探索適應選課走班需要的教學組織管理制度,指導學校從2018級學生開始有序推進選課走班,加快建立完善選課走班和學生發展指導制度”。廣東省教育廳還表示,將頒布有關檔案,指導各地開展選課走班。

而有的學校為了減少學生選課的迷茫,計劃和大學“聯手”,幫助學生做生涯規劃。如請高校的教授來給學生講解選課與今後專業選擇的相互影響,以供學生思考確定選課與未來發展方向。

來源 |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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