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同形詞為什麽那麽多？現代漢語中的日本元素

作者=陳力衛

來源=《學苑》

我們知道，近代以來，在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中國曾經以日為師；我們也知道，在現代漢語裡面，有很多的日語“外來詞”。但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所謂借自日語的“外來詞”，實際上是近代以來漢語裡出現的“新詞”。這些“新詞”，隨著日本為了吸收西洋文明而有系統地引進中文書刊和辭書，進入日語。後來又被中國留日學生原封不動地帶回中國。我相信，陳力衛教授這篇文章會給大家很多啟發，讓我們去深入思考近代以來中日之間的知識互動與文化交流。

中日同形詞為什麽那麽多？

不管是日本人學漢語,還是中國人學日語,都會發現兩國之間有很多詞詞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樣。這種現象是怎麽形成的呢?從歷史上來看,大家知道,中國有著光輝燦爛古代文明,在其影響下,周圍的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漢字、漢語，形成了一個我們常說的漢字文化圈。17世紀以前,一直是中華文明向其它周邊國家擴散,是這一文化圈的文明的主要發源地。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語從中文裡大量借用了漢語詞而已。諸如“料理、寫真、丈夫”等詞現在雖然已與中文詞義相去甚遠,但仍可以解釋為詞義演變的結果。而近代以後,一般則認為是中文從日語裡吸收了大量的新詞,諸如“象徵、科學、美學、美術、哲學”等。這類詞因為在時間上距離我們現在並不遠,所以詞形和詞義中日文完全一致。通過這樣的一來一往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語言裡形成了所謂的中日同形詞。

對於這一現象，從兩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來看,當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漢語的成份要多得多。早在奈良至平安初期(8-9世紀)，日本盛行漢詩漢文，《日本書紀》《懷風藻》《凌雲集》都是用中文寫成的作品，特別是平安初期鮮有用日文寫的作品，連日本文學史上也不得不稱之為“國風黑暗時代”。這反過來說就是全面接受中國文化的時期,漢語的詞匯也必然成為日語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17世紀以後，在歐州又出現了另一個“近代文明”,它也開始向這個漢字文化圈滲透,利瑪竇等早期傳教士們留下了許多中文著作以介紹西方的天文地理等。進入19世紀後,中國首先被西洋列強打開門戶,各種西方知識開始在中國傳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紀就以“蘭學”(荷蘭學)的形式開始汲取西洋文明。進入19世紀後,日本看到鄰國中國在鴉片戰爭(1840)的失敗,倍感危機,又在美國的“黑船襲來”的狀況下,不得不積極主動地收集有關西洋的情報。這時候,用中文寫成的西學新書和英華字典之類便成了加快西洋理解的一個便捷的手段。於是,一直到明治十年(1878)左右,通過有系統地、大量引進中文的書刊和辭書等，確立了一條經由中國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還有日本獨自直接從西洋導入近代文明的步驟,即努力創造新詞來對應新概念。這種雙管齊下積極而又主動地“拿來”西方文明,使之迅速地加入到近代國家的行列中去。

隨後,便是我們知道的甲午戰爭後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和韓國開始以日本為榜樣,派遣大量的留學生去日本學習,他們把日語中使用的這些新詞又原封不動地帶回本國,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漢字文化圈中的知識共有。

將以上日語與中文的關係,從詞匯的交流史上來看可以整理歸納成以下四種情況:

1.近代以前進入日語的中文詞

2.近代以後日本經由中國渠道來接受西洋知識

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的知識

4.新詞向中國及亞洲各國的擴散前兩種情況可以視為由中文進入日語的漢語詞,如果僅限於近代的話,我們在這裡就不去詳論第一種情況；3則可以看做是日本的創造和改造的新詞;而

4正是人們愛議論的話題:近代的中國是如何接受這些來自日本的新詞、新概念的。我們下面就此分別道來。

由中文進入日語的新詞

前面說過,通過中文的書籍和英華字典來汲取西方知識是日本近代化進程中的捷徑之一,這是因為日本知識分子一般都通漢文,而當時能直接讀懂英文的人又少,魏源的《海國圖志》、傳教士等用中文寫成的介紹西方文化歷史地理知識的書籍便成了他們的必讀之作。於是乎，從這些書籍中了解西方，並且將書中用來表現新概念的漢語詞匯直接就可以用於日語中了。

西學新書在日本的傳播，據其影響作用和時代大致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是從16世紀中後期到19世紀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馬竇為首，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們留下的著作。其內容廣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數等各個方面，主要的代表作有《幾何原本》《職方外紀》《天主実義》等等。像“地球、幾何、對數、顯微鏡”等詞多是伴隨著這些著作傳入日語中的。

第二期是從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到中國的1807年到19世紀末為止，該時期的西學新書較之第一期內容更為廣泛，甚至出現了特定領域的專業書。如從《博物新編》(1855)中可找出下列我們認為具有近代特徵的詞匯：

氣壓　差異　流動　牽引　汽車　電氣　蒸氣　機器　軌道　幻影　貨物　電機　航海　隧道　工程

第三期則是清廷於1862年設立同文館等翻譯機構以後，該時期雖說年代上與第2期有重合，但由於是在清廷主導下有計劃進行的、由外國人和中國人共同進行的翻譯事業，故在性質上與前二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譯書有《萬國公法》《格物入門》《三角數理》《化學鑒原》《地學淺釋》等，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這一事實也反映出該時期的中文新詞曾系統地流入到日本。如《地學淺釋》(1871)卷一中我們可找出以下詞匯來：

地球　地質　沉積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消化　石質　斜度　時代　流動 “沉積、石質、斜度、火山灰”等地學術語自不必言，像“時代、流動”等一般用語也已相當多見了。

日本對這些書籍都進行了翻刻,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注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裡去了。由此可見，西學新書在日本的利用不僅是通過中國渠道吸收西洋知識的一條途徑,而且給日語語匯裡灌輸了近代概念的新鮮血液。

19世紀的英華字典更能為我們展示當時的英漢對譯以及近代新詞的形成情況，而且在中國出版而後傳到日本的英華字典也為數不少。其中與日本近代新詞的形成關係深遠的有5種,我們在這裡按年代可以舉出其英漢對譯的新詞來∶

馬禮遜(R.Morrison):A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

使徒　審判法律　醫學　自然的　新聞　精神　単位/行為　言語

衛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

內閣　選舉　新聞紙/文法　領事

麥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

知識　乾事　物質　偶然　教養　天主/小說　本質

羅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1866～1869

蛋白質　銀行　幻想、想象　保險　文學　元帥　原理　右翼　法則/戀愛　讀者

盧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

電報、電池、光線、分子、地質論、物理、動力/光學、國會、函數、微分學

關於馬禮遜的辭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記載,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它幾種或是全文照抄下來,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羅存德的英華字典在19世紀末曾被數次翻刻,一直到20世紀初還在出版利用。為什麽英華字典在日本那麽受歡迎呢?一是因為第一本英和辭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為後來的英和辭典裡大量採用了英華字典的譯詞。因此圍繞這些辭書，我們想了解的是，當時究竟有多少新詞融入到日語中去；並且在和刻過程中，為了盡快與日語磨合，編著者們采取了怎樣的態度進行了怎樣的改編。

上述漢語新詞都是作為英語概念的對譯出現在英華字典裡的。所以迄今為止好多被認為是從日本進來的詞實際上早就存在於英華字典中或西學新書裡了。這一事實在中國國內的漢語研究領域內恐怕一直沒有得到重視。比如《漢語大辭典》從不利用這批材料來佐證詞義;高名凱等所編《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中收錄的800余條來自日語的詞中，實際上有很多出現在我們上述～英華字典詞例中(/前的詞)，如果再對西學新書進行全面調查，就會發現有更多的新詞實際上已在中文的語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訂許多來源於日語詞的看法。“/”後面的詞匯在日本也經常被認作明治時期的譯詞，其實也是由中文漢語進入到日語中的詞匯，在此列出，以便對照。

日本人的新詞創造和改造

當然，日本人有其獨自接受西洋學的歷史，從18世紀開始吸收蘭學文化，到19世紀向英學方向轉換，都伴隨著大量的翻譯活動,從中也促使不少譯詞的產生。

1774年出版的《解體新書》是由荷蘭語翻譯過來的外科解剖書,它是考察日本人獨自創作漢語譯詞的絕好資料,比如通過此書的翻譯產生了“十二指腸、軟骨、盲腸”等名詞。再看嘉永二年(1849)出版的《炮術語選》，可以發現從荷蘭語翻譯時的對譯方式:

ワルムテストフ溫素、シュールストフ酸素、リグトストフ光素、

等詞都是在基本結構“ストフ＝素”的概念上逐個配置了相對應的漢字形成的。進入明治以後人們開始嘗試對概念的直接對譯，其過程不一而足。從西周、津田真道、福澤諭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識分子留下來的翻譯或筆記當中可以窺見他們為找到一個合適譯詞煞費苦心的樣子。比如“哲學”一詞，對應Philosophy，西周一開始聯繫中國宋明理學所講的“希賢、希聖”提出“希聖學”或“希哲學”的方案，後來又將“希哲學”的“希”字去掉簡化為“哲學”。再比如“人格”一詞，是井上哲次郎被某倫理學教授請教Personality的譯詞時提議的，後來便流傳開來了。據說此前西周曾把它譯作“自身之情”。

此外，利用古代漢語翻譯外來概念也是一種方法，《哲學字匯》著者井上哲次郎對此作過介紹，並在漢語譯詞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

Motive動機(列子天瑞篇雲、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注、機者群有始動之所宗雲雲、今取其字而不取其義)(《哲學字匯》第三版)

像這種譯詞的產生方式曾經獲得過很高的評價，但是通過調查井上的親筆稿本可以發現，大多是譯詞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後加的，所以也可以認為他是為了實證譯詞的妥當合理性而添加了古代漢語的用例。

《哲學字匯》(1881)中能見到的，類似“抽象、範疇、絕對、相對”等詞匯屬於日本獨自發明的譯詞，這一類詞在哲學、思想、社會各領域內逐漸增殖，表示抽象概念的譯詞越來越豐富。並且，隨著概念的分類精細化，像“人格、人生觀、世界觀、美學、幻覺、個性、錯覺、性能、感性”等日本獨自發明的譯詞開始出現在英和詞典中。“觀、學、性、覺”等接尾詞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語匯的製造能力。另外，正如從“感覺”一詞可以區分出“幻覺、錯覺、感性”等近義詞一樣，意思區分的嚴密化也能促使譯詞的產生。

作為近代語比較容易確定的一個根據是意思的差異。有很多具有明顯的時代差別，像中國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經濟”分別意指“以文教化”“經世濟民”，而日語中它們一旦作為外來英語概念的culture與economy的對應譯詞固定下來後，就很難望文生義地解釋了。另外像“印象、對象、現象、觀念、存在”等不少來自於漢譯佛典的詞匯，作為古漢語的用法和近代日語中的用法無論在語義、文體、時代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越大，就越能體現出在日文環境中的近代意義來。比如“印象”一詞原用於佛教用語中，而實際上明治七年五月的《明六雜誌》第八號登載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談”中開始作為近代意義出現。明治十四年的《哲學字匯》第一次把它固定為Impression譯詞，後來的《普通術語辭匯》(1905)則在“印象”之外還以形容詞的形式收錄了“印象的”一詞，成為日後“印象派”“印象主義”等概念產生的土壤。

可以確定地說，明治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並不是在外來概念湧入時才臨陣磨槍似的從大量的漢文書籍中找出適當的漢語來的，他們頭腦中的漢語詞匯，無庸說是自近世後期到近代之間隨著漢籍的流傳普及，熟讀中國古典並在日本漢文、日語文章中活用的結果。比如安政六年(1858)鹽谷世弘著的《隔鞾論》中就出現了與近代概念無關的“政治、宣言、文明、組織”等“漢語詞”，而“文化”一詞的用法與明治初期之前的譯詞也並無太大的關聯。

自明治中葉以降，經由中文漢語進入日語的譯詞逐漸減少後，在日本土生土長出很多新詞來。若按時代和領域對其形成進行考察，不難發現在明治大正時期之前產生的人文社會科學用語明顯較多，以後伴隨著日本的技術革新，理工科用語的新詞劇增。像《大言海》(昭和七～十)收錄的詞尾帶“～素”表示元素的二字詞條僅十二個(“平素”等常用語除外)。

珪素、水素、要素、臭素、色素、窒素、砒素、元素、酸素、炭素、沃素

而一九九五年的《大辭林》中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十二個。

酵素、同素、硼素、尿素、畫素、毒素、酪素、熱素、弗素、茶素、音素、燃素

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紅藻素”等三字詞條或“酸化窒素”等四字詞甚至五字詞，那麽新詞的總體數量將顯得十分龐大了。

這種現象在人文科學用語中同樣存在。從昭和九年的《新語新知識附常識辭典》(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摘出下列新語來看，由三字以上構成的新詞顯然要比二字構成的詞匯多得多。如:

座談會營業中生命線主題歌肺活量陪審員扁平足公證人再教育

英雄主義階級意識軍國主義最後通牒三角關係變態心理報告文學浪漫主義

此外，像上述這些在明治以後形成的新詞匯，還有很多作為日中共同擁有的同形語被吸收入中文漢語中。三字以上構成的詞匯比較帶有說明性，也容易被中文漢語所吸收。

由日語進到中文裡的新詞

前面提到日語的近代新詞先是通過中國的西學新書和英華字典由中國流入到日本的。而後期的則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國。這一循環正是近代以後中日同形詞增多的最大原因。

這裡我們先看看日語新詞是通過哪些媒介傳入中文的。

進入20世紀以來，特別在1902年以後、中國留學生對日本書籍的翻譯呈現出一個新的高潮,日本新詞也隨之湧現。特別是在中國編輯的英華字典反過來開始利用日本編的英和辭典作為主要參考書,如:《英華合解辭匯》(1915)的例言裡有這樣一段話:“吾國通行之英漢字書非由英文本直譯、即由和文本改纂”,這就是說當時中國編的英華字典多從“和文本”改纂而來。再如,中國的《德華大字典》(1920)的編撰也是參考了六本日本的獨和辭書而成的:《獨和字典大全》《獨和新辭書》《獨和大字典》《獨和法律新辭典》《獨和兵語辭書》。實際上,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初為止,通過這一渠道,日本的新詞以迅猛的勢頭進入到中文裡來了。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文詞匯的現代詞義的形成與日語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再比如,20世紀初的這兩本中國出版的英華辭典已經開始書收錄日本造的新詞了。

マーチン狄考文(C.W.Mateer):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04序1902

形而上學、哲學、腺、衛生學、物理學、科學、動產、真理

商務印書館英華新字典SECOND EDITION 1906序1904

目的、信託、發明、經濟學、革命、主義、商標、發行

新詞的傳入一般都是通過辭書、報紙、雜誌、教科書等,但新詞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們並沒有特別認識到某些詞是從日本借用的,只是將之籠統稱為“新名詞”。留日學生編纂的《新爾雅》(1903)是最早的新詞表之一,為新詞的普及做出了貢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們編寫的新詞表。TECHNICAL TERMS初版1904把Communism譯作“有無相通”，1910版則改譯為“共產主義”。再比如初版為“Society人世”，而1910版則為“社會”。日本國字的“腺”也是出現在1904年版的。

新詞在中國的普及,報刊雜誌及留日的著名知識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啟超、孫文、魯迅的文章所起的作用極大。在日留學生辦的《清議報》更是語詞交流的一個重要數據。還有對中國社會產生極大影響的《共產黨宣言》因為也是從日文直接翻譯過來的,所以,不光是語詞問題,整個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也是來自日本的。

實際上,由日本進入中國的新詞還有一些是日語固有詞的漢字表記,如:“取締、組合、立場、入口、出口、廣場、打消、引渡、場合、見習”等,也有用漢字音譯的外來詞:“瓦斯、倶樂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還有“瓩、竰、糎”等日本獨自創造的國字也一同為中文所吸收，當然現在有些已被其它詞所代替。

面對大量的日本新詞的湧入,中國人自己的民族意識有點受不了,早在當時就有人舉出中國本源說來強調新詞和中文古典的關係。如:民國七年(1918)的《新名詞訓纂》(周商夫編)裡收有“出張、裁可、商標、目的、時計”等詞,但其訓釋很是牽強。如“出張”一詞,用《周禮》的例子來關連。

“出張”，《周禮》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張事。《漢書王尊傳》供張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張。供張之所曰出張所。

這種做法後來又被《王雲五新詞典》(1943)所継承。它給幾乎所有的新詞都找出一個漢籍出典,把很多與近代的意味無關的詞,都納入到中國由來的框架之中。

正是因為這類詞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來的意思，所以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總被新舊兩義所攪擾，感到困惑。並在思想上、文化上對之有很大的抵觸情緒。有關“革命”“哲學”“經濟”“社會”等詞，當時的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都有過議論(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179頁、中華書局、1979年。“釋革”《飲冰室合集·文集一》中華書局、1989年。王國維“哲學辨惑”《教育世界》55號、1903年7月、《王國維文集》第3巻、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

當然,中國自己也獨自翻譯了很多新詞,社會為“群”、進化論為“天演論”等。嚴複的翻譯用全新的詞的組合來翻譯新概念,在回避誤解和詞義混亂上有其獨特的貢獻。而來自日本的新詞新概念由於採用古代漢語的詞形較多,雖然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詞義上的混亂,卻逐步浸透新概念,最終為中國社會所接受。

現代化進程的知識共有

以上我們看出,亞洲的現代化的進程是通過這種語詞的交流得以實現的。初期是中國領先,日本從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學情報和概念,而後期則是日本創新的多,發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語詞方面得以完善和擴充,然後再傳到中國和周辺的朝鮮半島及越南等地。由此,在東亞形成了一個有關近代化的知識共同體,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時可以相互溝通,為各國的現代化的進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日本的報刊雜誌在談到近代新名詞時,一般是朝兩個方面來解釋這一現象的:一是說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具備漢文的素養,在充分把握了外來的概念後,創造出了最為貼切的譯詞;二是說這些詞不僅是日語中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響到中國、朝鮮半島成為東亞各國的同形同義詞。照這種說法推導下去,似乎給人們的印象是近代新詞都是從日本流向中國的。

中國方面也是不加批評地照搬此說,以至於像滾雪球一樣,這種說法愈演愈烈,快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了。但通過上述的驗證就會發現,事實上並非如此,這裡面有許多誤解和臆說。而其中最大的一點是完全忽視了由中文直接進入日語的大量新詞。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類近代新詞分為三類來看的:

a由中文進入日語的新詞:電氣、電報、電信、鐵道、工業、銀行、保險、醫學、化學、直徑、風琴

b用中文的古典詞來對譯外來概念演說、主義、經濟、社會、文學、文明、教育、藝術、思想、自由、交通、流行、革命

c日本人獨自創新的漢語詞電話、商業、情報、象徵、科學、美學、美術、哲學、心理學、地理學、天文學、客觀

很明顯,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視了第一種a可能性,而報刊媒體又只是基於第三種c的事實,再將b加以擴大解釋,便導致了一邊倒的結果。這種誤導不光停留在一種文化現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語言問題。比如,第一種a類可以按漢語構詞法分析並得出相應的意義;而第二種b類則容易受古代漢語的影響,以致新舊詞義之間搖擺很大;第三種c裡,有些無法按構詞法分析的詞,只能是囫圇吞棗地將其詞義與形態“約定成俗”而已。

總之,圍繞著近代新詞展開的各種議論,實際上都是關注著近代化進程中如何接收西方概念的問題。中國在19世紀初期被西方打開門戶後所界定的對譯詞,通過詞典和書籍為日本所利用。而後日本獨自地吸收和創造的新詞又在甲午戰爭以後通過留學生的翻譯傳到中國。這樣一來,中日雙方在近代新詞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義詞,而且這部分詞同時也傳到朝鮮半島和越南等東亞各國,構成了整個東亞的一種近代概念的共識。從這一意義上說,中日近代的語詞交流不光是豐富和發展和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一份亞洲共同的財富。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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