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揚雄《琴清英》的樂府學價值

揚雄《琴清英》是樂府詩批評史上的第一部批評專書。現所存見的《琴清英》為清代學者所輯錄。《琴清英》的樂府學價值，主要表現在對“前樂府”批評的高度重視，開創了“題解類批評”這一新的批評方式，因而對漢代及其後的樂府詩批評，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與影響。

揚雄（前53—18年），今四川成都人，以辭賦聞名於西漢文壇，一生興趣廣泛，著述豐碩。現所知所見揚雄的著作，除《揚子雲集》外，另有《太玄》、《法言》、《方言》、《訓纂》等。自明至清，《揚子雲集》傳世者，以其卷次言，主要有三種，即三卷本（明汪士賢輯），五卷本（《隋書·經籍志》），六卷本（《四庫全書》）。2000年6月，巴蜀書社所出版的鄭文箋注之《揚雄文集》（以下簡稱“鄭注本”），亦為六卷本，其具體為：卷一、卷二、卷三賦；卷四書等；卷五頌等；卷六箴。鄭注本另有附錄十三篇，其中和有《琴清英》，但卻頗可注意。鄭注本將《琴清英》編入附錄十三篇之末，也即編排為全書的最後一篇，其顯然是將《琴清英》當作一篇文章以待的，實則為誤。這是因為，《琴清英》是一本著作，一本著眼於“琴類樂府”批評的專書，對此，《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漢文》卷五十四《揚雄小傳》有“《琴清英》一卷”者，即足以為之證。作為一種專書，《琴清英》之佚亡，最遲當在南宋中期前後[1]，故後人多不知其原委與始末。有鑒於此，本文特著眼於《琴清英》的性質特點、輯佚概況、文本辨識等，略作考察，並以“題解類批評”為切入點，對其樂府學價值予以觀照與梳理。

一、《琴清英》與《琴清英》輯佚

《琴清英》成書於何時，因資料所限，現已不可考。作為一種著作之名，《琴清英》重在一個“琴”字。據許慎《說文解字》，“琴”古通“禁”，屬弦類樂器。這種樂器，傳說為上古的神農氏所發明，也有認為是伏羲氏所作，今本《琴清英》（此指《琴清英》佚文，詳下）第一條之所主，即為神農說，故其開首乃有“昔者神農造琴”雲雲。而“清英”二字之所指，則為清華、精華、精英之意。所以，“琴清英”實際上是一部關於“琴之精華”的著作，即舉凡琴事、琴辭、琴樂、琴演奏技巧等，乃皆包含於其中。琴作為一種樂器，在先秦時期廣為流傳，故當時士人大都能演奏，所謂“撫琴而歌”者，即為其例。請看《琴苑要錄》引《伯姬引》之所載：

伯姬，魯女也，為宋共公夫人，公薨，伯姬執節守貞。魯襄公三十年，宋宮滅，伯姬在焉……伯姬之遇災，援琴而歌曰：“嘉言潔兮行彌章，托節鼓兮令躬喪。歍欽何幸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2]

其中的“援琴而歌”，不僅為“琴”與“歌”的有機結合，而且也是商、周時期“琴類樂府”的一種主要創作方式。又如應劭《風俗通義·佚文》有雲：“百裡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弦而歌者三。”所謂“撫弦而歌”，即“援琴而歌”之謂，其所映的是，“浣婦”在當時也能“撫弦而歌”。類似之載者，拙著《商周逸詩輯考》所輯所考甚多，可參看，此不具述。

《琴清英》佚亡於南宋後，歷元、明而至清，有三位輯佚家對其進行了輯錄，其依序為王謨（公元1731—1817年）、嚴可均（公元1762—1843年）、馬國翰（公元1794—1857年）。王謨所輯之《琴清英》佚文，編在其《漢魏遺書鈔》，現藏國家圖書館之嘉慶三年刻本第二集中之第二十二種，即為《琴清英》（以下簡稱“王輯本”）。嚴可均所輯之《琴清英》佚文，編在其《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五十四之末，有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以下簡稱“嚴輯本”）。馬國翰所輯之《琴清英》佚文，編在其《玉房山房輯佚書》之《經編·樂類》第三種，有廣陵書局2005年、2008年影印本（以下簡稱“馬輯本”）。三人所輯之《琴清英》佚文，所依文獻雖不盡相同（詳下），但卻均為五條，且文字基本相同。鄭注本共收《琴清英》四條（認為另一條是偽作，未收），並進行了相關語詞方面的注釋，但遺憾的是，其卻未能就王輯本、嚴輯本、馬輯本之佚文輯錄，略作交待與介紹，此不能不謂其箋注之失也。值得注意的是，馬輯本將《琴清英》編入“樂類”，並歸入《樂書十三種》之列，表明《琴清英》乃為一部樂書，馬國翰的這種認識，勘之書名“琴清英”三字，可知其不僅正確，而且較之王謨等人的純輯佚而言，確屬是要高明許多的。王謨據以輯錄之書籍，依序為李昉等《太平禦覽》、酈道元《水經注》、歐陽詢《藝文類聚》、《文選》李善注（每種輯本所依文獻重複者不計，下同 ）；馬國翰據以輯錄者，依序為李昉等《太平禦覽》、吳淑《事類賦》、《路史後紀》羅萍注、酈道元《水經注》、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廣記》、《文選》李善注；嚴可均據之輯錄者，則依序為杜佑《通典》、李昉等《太平禦覽》、酈道元《水經注》、歐陽詢《藝文類聚》、郭茂倩《樂府詩集》、《文選》李善注、馬驌《繹史》。三者去其重，可知王謨等人所輯錄之《琴清英》佚文，主要源於酈道元《水經注》、《文選》李善注、杜佑《通典》、吳淑《事類賦》、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禦覽》、李昉等《太平廣記》、郭茂倩《樂府詩集》、《路史後紀》羅萍注，馬驌《繹史》，凡整十種。這一實況所反映的是，揚雄《琴清英》在唐宋時期[3] ，曾多為學者所引錄，則其在當時的影響之大，藉此即可窺之一斑。

二、《琴清英》文本與文本辨識

如上所述，現所知所見之《琴清英》，雖有三種版本，但皆為清人輯佚所致，凡五條，且題作“一卷”。為便於認識與討論，茲據嚴輯本，將五條佚文抄錄如次，並用王輯本、馬輯本略作校勘與箋注。具體為：

（一）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婬嬖，去邪欲，欲反其真者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校箋：“齊婬嬖”，王輯本、馬輯本皆作“禁婬嬖”。“欲反其真者”，王輯本、馬輯本俱無“欲”，“真者”作“天真者”。“天下治”，王本作“天下化”。

（二）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以美藥，思唯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校箋：“自投江中”，馬輯本無“中”。 “衣苔帶藻”，王輯本、馬輯本俱作“衣荷帶藻”。 “思唯養親”，王輯本作“唯念養親”，馬輯本作“思唯念親”。“船人聞”，王輯本作“船人聞之”。又，此條佚文本無題目，後人如鍾惺、譚元春者，則作《子安操》，也有作《祝牧歌》的。（說詳下）

（三）《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冡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校箋：“衛侯女”，馬輯本作“衛女”。 “終之以死”，王輯本作“終之已死”。

（四）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台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校箋：“何子來遲也”，馬輯本作“子來何遲也”。“當道獨坐，暮無所止”，馬輯本作“當道獨居，暮無所止”，並引《文選》卷二十七《苦寒行》李善注，認為“當道二句，止作宿。”複次中華書局影印本《文選》卷二十七《苦寒行》，其中有雲：“迷失故路，薄暮無宿棲。”李善注雲：“揚雄《琴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

（五）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雲：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4]。

校箋：此條佚文原無題目，後人或作《偕隱歌》，或作《祝牧歌》（說詳下）。

在這條五條《琴清英》佚文中，鄭注本認為第四條乃為偽作，理由是“考子雲之前，無有稱晉王者，其非子雲之作無疑。”[5]但上引《文選》卷二十七《苦寒行》之李善注，已是極清楚地寫明為“揚雄《琴清英》”的，則李善所見者本應如此。又，王輯本、嚴輯本、馬輯本之於此條，主要是輯錄於《太平禦覽》卷五七五，而《太平禦覽》乃官修之類書，是專門供“禦覽”的，則其是絕不可將一篇偽作收入其內的。綜勘之，此條當非為偽作，而是開首的“晉王”，或本為“晉侯”，而為抄工抄寫時所致誤，若此說不誤，則“偽作”之說即可冰釋。要之，存疑待考可也。

余下四條，第二條所載“尹吉甫子伯奇至孝”雲雲，與蔡邕《琴操》卷上《履霜操》之“尹吉甫之子伯奇”，在文字與內容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為便於討論，茲將蔡邕《琴操》卷上所載之《履霜操》，抄錄其全文如下：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奇編水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詞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6]

文中對於“伯奇至孝”的描述，不僅較為具體細致，而且還交待了《履霜操》為伯奇所作，以及對《履霜操》全文的引錄，等等，內容甚為豐富。正因此，其文字量乃幾倍於《琴清英》之“尹吉甫子伯奇至孝”。雖然如此，但還應注意的是，《琴清英》佚文寫尹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後，乃作“子安之操”，也即尹吉甫當時即作了一篇《子安操》，而《琴操》之“《履霜操》者”一條，則對此無隻子之載。兩相比較，《琴清英》此條佚文若非偽作，就表明蔡邕《琴操》之所載，乃為“尹吉甫子伯奇至孝”的另一種版本，即其是故事情節較《琴清英》更為完整的一種版本。大約正是因此，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十七，即將“《履霜操》者”一條進行了全文引錄。就現所存見之有關“尹吉甫之子伯奇”的材料言，還不能證實《琴清英》的這條佚文為偽作，則《琴操》之所載者，就當為蔡邕在《琴清英》佚文基礎上所進行的一次再加工。總之，《琴操》與《琴清英》雖然都載有“伯奇至孝”這一故事，但二者在文字量、故事情節、人物描寫等方面，卻是具有很大的區別的。這一實況表明，《琴清英》與《琴操》對於“伯奇至存”故事的記載，乃是各有所憑藉的。

再看第三條。第三條為“《雉朝飛操》者”，其與第二條所不同者，是此條的文字、內容，較之蔡邕《琴操》之“《雉朝飛操》者”，要具體詳細許多。為便於認識，茲將二者抄引如次，以供參考。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即言未畢，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撫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揚雄《琴清英》

《雉朝飛操》者，齊獨沐子所作也。獨沐子七十無妻，出新於野，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群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蔡邕《琴操》

二者的區別甚為明顯，這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1）二者的作者不同，《琴清英》為“衛女傅母之所作”，《琴操》為“齊獨沐子所作”。（2）二者所述寫故事的主人公不同，《琴清英》人物多至四人，且以衛女為主，《琴操》則只有獨沐子一人。（3）二者的故事內容不同，《琴清英》所言為“衛女嫁於齊太子”，而《琴操》則為獨沐子因“七十無妻”而“感之”。（4）《琴清英》的故事屬於“單一式”，《琴操》則是故事與曲辭俱有，屬於“並錄式”。此四者的存在表明，《琴操·雉朝飛朝》與《琴清英·雉朝飛朝》的材料來源，乃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才導致了如此明顯之區別。而此，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蔡邕編撰《琴操》時，有可能發現了揚雄《琴清英》於《雉朝飛操》的內容有誤，因而才採用了“齊獨沐子所作”說及其故事本文，而《琴操》所載《思歸引》的故事與《琴清英》之《雉朝飛操》相同者，又可為之佐證。如此，則後出的《琴操》較之同的《琴清英》而言，乃是明顯地要更勝一籌的。

最後看第五條。第五條即“祝牧與妻偕隱”一條，《琴清英》雖然全文引錄了此條的文字，但於此“琴歌曰”並無題目。鍾惺、譚元春《古詩歸》卷二、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在引錄此“琴歌”時，乃皆作《偕隱歌》。而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所考，又知此“琴歌”最初出自《莊子》（逸文），凡六句，且字句略異，陳仁錫《潛確類書》卷七十九、杜文瀾《古謠諺》卷七十一，皆據而引錄之，詩題則逕作《祝牧歌》。此則表明，《琴清英》佚文的這條“琴歌曰”，乃是揚雄據流傳於當時的《莊子》一書以為。

三、《琴清英》的樂府學價值

如果將“晉王（侯？）謂孫息”一條包含於內，《琴清英》五條佚文之所述寫，雖然是以“琴”為其重點，實則是揚雄對此前“琴類樂府”的一種批評。揚雄之前的這種“琴類樂府”，其實就是拙著《商周逸詩輯考》所言之“前樂府” [7] ，也即漢武帝“乃立樂府”之前的樂府詩。揚雄之前有“琴類樂府”，郭茂倩《樂府詩集》對此已作出了極明確之回答，因為其之於四卷（卷五十七至卷六十）《琴曲歌辭》中，就收有近三十首揚雄之前的樂府詩。這些“前樂府”依序為：殷箕子《箕子操》、周文王《拘幽操》、周文王《文王操》、周武王《克商操》、宋微子《傷殷操》、周公旦《越裳操》、周成王《神龍操》、伯夷《采薇操》 、尹伯奇《履霜操》、介子推《士失志操》（四首）、齊犢子《雉朝飛操》（以上卷五十七）；孔子《猗蘭操》、孔子《將歸操》、魯處女《處女吟》、商陵牧子《別鶴操》、燕荊柯《渡易水》（二首）、楚項籍《力拔山操》、劉邦《大風起》、四皓《采芝操》（以上卷五十八）；百裡奚妻《琴歌》（五首，以上卷六十）。其中，除卷五十九外，余三卷共收錄了二十題二十九首“前樂府”。這些“前樂府”的存在，雄辨地證實了在揚雄之前的商、周時期，不僅誕生了樂府詩，而且這些樂府詩還在社會上流傳。

正因為揚雄之前已有了樂府詩，故而揚雄才著眼於批評的角度，在《琴清英》中對一些“琴類樂府”進行了批評。《琴清英》中的這些樂府詩批評，著眼於批評的類型言，其主要是屬於“題解類批評”[8]，即主要是藉其“本事”所進行的批評。在上引《琴清英》的五條佚文中，除第一條為對“琴事”的述寫外，其余四條全屬“題解類批評”。一般而言，樂府詩“題解類批評”的著眼點，主要為“四本”，即對樂府詩“本題”、“本事”、“本義”、“本文”的稽考與勾勒，而“本事”則又為其重點所在。如佚文第二條所寫，雖為“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其實所介紹的是《子安操》的“本事”（蔡邕《琴操》之“尹吉甫之子伯奇”雲雲，則為《履霜操》的“本事”）。第三條佚文的內容，儘管與蔡邕《琴操》之“齊獨沐子所作”有別，但其之所箋所釋，實則為“《雉朝飛操》”的“本事”。第四條佚文亦屬如此，即是對“援琴而鼓”之所“鼓”這一樂府詩“本事”的交待。雖然，此條佚文自始至終並未出現該樂府詩的題目，但從“援琴而鼓”四字則略可窺知，只是揚雄在此省略了所“鼓”之辭（“本文”）而已。第五條之述寫，與第二、第三、第四條均有所不同，即其既對《偕隱歌》（此為《古詩歸》所擬之題，詳上）之“本事”作了簡要交待，又於《偕隱歌》的“本文”進行了引錄，因之，這一“題解類批評”，乃屬於融“本事”與“本文”於一體者，也就不言而喻。這一實況所表明的是，揚雄之於《琴清英》中對“前樂府”的“題解類批評”，其形式乃是相當豐富的。

在樂府詩批評史上，商周時期的一些樂官（或者與“樂”關係密切者），雖然曾對本時期的樂府詩進行了程度不同之批評，但其批評方式或者說批評類型，主要為“整理類批評”與“選擇類批評”[9]。以前者言，如《國語·魯語下》之所載，即為其例。其雲：“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 《那》為首。”[10]正考父為宋國大夫，是孔子的七世祖，其既曾“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自然也就是一位“前樂府”的批評者了，但從類型的角度審視，其之“校商之名頌十二篇”者，則為典型的“整理類批評”。“選擇類批評”之於先秦，著名的“孔子刪詩”說，便是這方面的一條顯例，其樂府學價值之不容忽視，也就甚為清楚。要而言之，《琴清英》的樂府學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對“前樂府”的高度重視。據《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下》所載，揚雄生於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其時距漢武帝“乃立樂府”已有約百年左右，即“乃立樂府”後的各種各類樂府詩，斯時其數量、品類既多，在社會上流傳亦甚久（具體參見沈約《宋書·樂志》），但揚雄於《琴清英》中卻以先秦“琴類樂府”進行批評的舉措，充分反映了其對於“前樂府”的高度重視。揚雄的樂府認識觀，即因此而得以突顯。從樂府詩批評的角度審視，揚雄此舉，不僅使《琴清英》成為了樂府詩批評史上的第一書，而且也使得其本人成為了漢代重視“前樂府”的第一人，其樂府學意義之大，自是不可低估的。

其二是開樂府詩“題解類批評”之先河。如上所述，漢以前的樂府詩批評，即夏、商、周時期的樂府詩批評，雖然具有一定的成就與特點，但其批評的類型，主要是表現在“整理類批評”與“選擇類批評”兩個方面。而《琴清英》之於《雉朝飛操》等“前樂府”的批評，則全以“題解類批評”（佚文第一條除外）而為，且既有“單一式”的“本事”批評，又有融“本事”與“本文”於一體的“二元式”批評，這是頗值注意的。“題解類批評”，因重在對樂府詩的“本題”、“本事”、“本義”、“本辭”予以箋解或勾勒，而成為正確理解與把握樂府詩“原旨”最關鍵的一種手段，所以，大凡研究樂府詩者，都在“題解”上下功夫，且以“四本”為其主要的箋解對象。在樂府詩批評史上，著眼於“題解”的角度進行樂府詩批評者，揚雄則為這種批評的首創者。這是一種新型的批評樣式，其之問世，既豐富了樂府詩批評的類型，又拓展了其批評的組織結構體系，因而對樂府詩的批評從初始階段走向成熟，乃是具有極大的助推作用的。

其三是對後世樂府詩批評的影響。樂府詩批評自揚雄《琴清英》始，即發展迅速，蔚為壯觀，僅以漢代言，即有司馬遷、班固、蔡邕等人，且各具成就與特點。司馬遷《史記》所涉及的樂府詩批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為著眼於“整理類批評”，引錄與保存了不少樂府詩；二為對“前樂府”的重視，這從《吳太伯世家第一》、《樂書第二》、《孔子世家第十七》等所涉皆為“前樂府”者，即可準確獲知；三即從功能的角度論述了“前樂府”的價值所在，對此，《樂書第二》顯得尤為突出。班固《漢書》之於樂府詩的批評，主要為《禮樂志第二》、《藝文誌第十》與《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這二“志”一“表”，除首次對樂府詩進行了定義外，還重點記載了先秦樂府機構的設定，全文引錄了《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等“前樂府”， 開創了樂府詩“整理類批評”的新格局。凡此，均與《琴清英》甚為關聯[11]。蔡邕《琴操》與《琴清英》的關係就更為密切，對此，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二章第二節在論及蔡邕的“前樂府”認識觀時，已曾涉及，此茲罷論。至於《琴清英》對漢以後樂府詩批評的影響，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十七全文引錄《雉朝飛操》題解的實況，藉之即可窺其一斑。

總體而言，《琴清英》作為樂府詩批評史上第一部批評類專書，自清代中期以來，雖然僅存佚文五條，但其中所蘊含的揚雄對“前樂府”的認識觀，以及首創“題解類批評”與所獲成就等，都是值得首肯與稱道的。《琴清英》的這種樂府詩批評，歷史地承擔了由先秦向漢魏過渡的文學使命，因而更具有樂府學價值與意義。

注釋：

[1]從現有材料言，《琴清英》之於唐宋兩朝，先後引錄者，有《文選》李善注，杜佑《通典》卷一四四《樂四》，李昉等編《太平禦覽》、《大平廣記》等，則其之佚亡，似在北宋江中期前後。雖然，南宋羅萍注《路史後紀》卷三亦引，但頗疑為轉引。要之，《琴清英》之佚亡，當在南宋初、中期之際。

[2]馮唯訥《古詩紀》前集卷四引《琴苑要錄》，轉引自拙著《商周逸詩輯考》下編《東周逸詩》，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243頁。

[3] 在上述十種載籍中，《繹史》的作者馬驌（公元1621—1673年），雖為明末清初人，但《繹史》（160卷）實屬博引它書而成者，故其雖引揚雄《琴清英》，並不能表明《琴清英》於明末清初之際，尚流傳於世。

[4]以上所引《琴清英》佚文五條，均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五十四，中華書局影印本，第421—422頁。

[5]鄭文《揚雄集箋注》附錄，巴蜀書社2000版，第342頁。

[6]蔡邕《琴操》卷上，《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092冊，第149頁。

[7]關於對“前樂府”的提出與界定，可具體參見拙著《商周逸詩輯考》之《自序》（第1—4頁）、《凡例》（第1—2頁），以及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一章（第1—39頁），前者由黃山書社2012年出版，後者由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8]關於“題解類批評”的定義與批評範圍等，可具體參見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一章第三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9頁。

[9]關於商周時期的樂府詩批評，具體參見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一章各節，該書由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10]左丘明《國語·魯語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頁。

[11]具體參見拙著《中國樂府史批評史》第二章第一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0—50頁。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樂府詩批評史”成果之一，批準文號：11BZW072。

（本文原載《蜀學》總第十四輯，2018年6月）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