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爆棚的芬蘭？經濟基本面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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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國家系列作者已經發表了13篇。這次呈現的世界幸福報告中的榜首——芬蘭。它的高福利，它的教育，它的國民精神（Sisu），以及它在諾基亞等公司被時代追趕上後的繼續創新，素材新鮮度很高，值得細細品讀。

國家系列已經發布的作品包括（均可閱讀完本篇後，回過頭來，直接點擊閱讀）：

2018年和2019年《世界幸福報告》中，芬蘭連續兩次登頂，成為全球最幸福的國家。並且，自2012年4月發布該報告以來，芬蘭的幸福排名一直穩居全球前十位。

隨著編制辦法的改進（對比了原住民和移民的幸福指數），2019年報告中排名前20的國家，芬蘭原住民與移民的幸福程度幾乎相同。所以綜合看起來，芬蘭絕對是個幸福感爆棚的國家。

《世界幸福報告》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中心發布，通過人均GDP（GDP per capita）、社會援助（Social support）、健康期望壽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選擇生活的自由（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社會清廉水準（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慷慨程度（Generosity）等緯度（主要是主觀的度量指標）來衡量一國（或地區）人民生活質量的主觀幸福感。其中，特別強調社會基本福利對幸福感的重要性，所以高福利的北歐國家都名列前茅。

報告認為全世界各地80％國家的幸福感差異主要源自國家內部。富裕國家的幸福感差異並非因為收入不均，更多的是因為精神健康、身體健康和人際關係的不利情況造成的，痛苦則主要來源於精神疾病。

相對貧窮的國家，收入差距則是幸福感差異的主要原因，但精神疾病同樣是造成痛苦的主要原因。疾病是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另外，工作也是影響貧窮國家人們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失業會導致幸福感大幅度下降，而在就業人群當中，工作質量是使人們感到幸福差異的重要變量之一。

那麽芬蘭的情況如何呢？

1、2018年芬蘭人均GDP為40611美元。眾所周知，有錢不能保幸福，報告中人均GDP第一名是卡達，高達119749美元，但幸福排名僅列於第29名；榜眼是盧森堡的94490美元，幸福排名則是第14名。當然沒錢不幸的概率要大的多，2019年最不幸福的國家是南蘇丹，目前處於戰亂之中，沒有可信賴的人均GDP統計數據。倒數第二的是中非共和國，2018年的人均GDP是652美元。

2、2018年芬蘭在“社會支持”緯度的得分為0.961，排名第二，低於冰島（0.976）。這個指標衡量的是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從社會獲得的支持是否讓人感到滿意（社會對遇困人群的救助的方式及限度是個見仁見智的事情，所以這個維度總是充滿爭議）。

3、2018年芬蘭的人均健康期望壽命為71.8歲，低於新加坡（76.5）和日本（74.9）。這裡順便科普一下，“健康期望壽命”是一個相對數據，估算的是一個人在完全健康狀態下生存的平均年數。在健康中衰老自然是件幸福的事情，而在非健康的狀態中長壽，則未必。

4、2018年芬蘭的“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為0.949，排名第三，低於烏茲別克（0.98）和哥倫比亞（0.96）。這也是一個主觀而微妙的指標，但毫無疑問，選擇的時候意味著承擔，這是權利與責任的對應關係，脫開這一點來談論選擇生活的自由會變得缺乏意義。芬蘭人在選擇生活方式上擁有的自由，固然有社會強保障體系的支撐（社會保障有助於人們填平人生奮鬥歷程中的波谷），但更多的來自於芬蘭人的自立意識（同時具備意願和能力承擔選擇帶來的風險）。

5、2018年芬蘭的“社會清廉水準”為0.213，是全球最好的5個國家之一。亞洲的新加坡則在這個維度中排名全球第一。

世界幸福報告只是人類試圖研究和揭示不同國家（或地區）幸福感的努力之一。正如人們的審美情趣因人而異一樣，每個國家的人民對於何謂幸福也有著不同的解讀：

有的國家的多數人認為個體的快樂即是幸福；

有的國家的多數人則認為社會和諧是幸福的必要條件；

……

這即顯示，不同國家的國民有迥異的幸福感，個體的幸福感更是千差萬別。有一點可以確信，多數人對幸福的定義和感受也無法代表眾生。從某種意義講，幸福是很私人的事情，不足為外人道，斷斷不受外人的擺布或定義。

高稅負支撐的高福利

高水準的福利體系

芬蘭人認為政府存在的價值，是照顧好每一位公民。為了照顧芬蘭公民，芬蘭政府每年用在社會福利（針對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殘疾人、病人、失業者或年輕人實施的各種補助和救濟）上的支出佔GDP的比例是28.7%（低於法國的31.2%和比利時的28.9%，處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第三位），超過美國近10個百分點（美國為18.7%），也遠高於OECD總體20.1%的水準。

芬蘭的社會福利一覽

生育福利

新生兒父母可以享有產假及5個月的親子假，期間國家補助300歐元每月，雇主還要發放60%-70%的工資。

從出生到17周歲，每人每月可領取120-172歐元保育補助，為鼓勵生育，孩子越多，補助金額越多。單親家庭孩子、殘疾兒童或慢性疾病兒童，還可以獲得額外補貼。

教育福利

芬蘭年滿三歲的兒童可進入市政托兒所，政府每月給予200歐元補助。大中小學生則可享受免費+補助+基金的福利政策。各學段都實行免費教育，中小學還享有免費午餐。中學和大專院校還提供兩項補助：一是助學金，每人每月300歐元；二是住房補貼，提供上限為200歐元以內80%的住房補貼。

失業救助

芬蘭人在失業後最初500個工作日內，可按照原工資一定比例領取失業補助，有孩子的人可領60%，沒有孩子的比例要少一些。500天后若仍失業，可轉為領取每個工作日32歐元的基本失業補貼，大約每月660歐元，同時社會支持機構會為其提供相應的培訓以幫助其再就業。

醫療及工傷保障

芬蘭所有公民都享有基礎、特殊醫療保險和衛生保險服務。醫療保險負責病人60%-70%的醫療費用。此外，政府對藥品實行補貼，一半的補貼標準為藥品費用的50%，對於重症患者或慢性疾病，政府的補貼額度超過75%，甚至全部負擔。

生病期間，有工作的人還可以獲得全額工資。16-64歲芬蘭居民，生病60天內，享受醫療補貼，超過60天可以申請康復補貼。

退休及養老服務

芬蘭以強製性養老福利制度為主。強製養老制度包括國民養老金和工作養老金。單身人士可獲得的全額國民養老金為628.85歐元/月，有配偶者可領取的全額國民養老金為557.79歐元/月。工作養老金與工作時繳納的養老保險相關，領取金額為原在職工資的50%-60%。

不斷進化的社會福利架構

芬蘭的福利體系發端於20世紀30年代北歐五國的共同實踐。當時社會各階層、政黨和利益群體達成“歷史性妥協”，形成“平等優先”的價值觀共識，由此逐步開始建設福利經濟制度。但二戰後幾十年來，社會保障不斷在既有基礎上添磚加瓦，近乎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普惠式、極其龐雜的體系，甚至到了存有大量冗余的地步。

正如批評者指出的那樣，福利雖然可以填補不同人的人生波谷，但同樣會發生負向激勵，造成社會的退化（滋養怠惰、瓦解自立精神等等）。根據2015年第三季度的數據，芬蘭的失業率已達到了歷史最高的10%，青年人失業率更是高達22.7%。這與高福利營造的溫床有關。

所以，芬蘭人一直通過持續的改革來修正福利制度，以求獲得進化，達到為公眾提供全面的福利保護的同時，減輕負向激勵的目的。

芬蘭嘗試實驗“基本收入”項目以取代基本救濟金。2017年1月，芬蘭政府進行試點改革，實施為期兩年的，向參與該項目的2000名失業者每月定期發放560歐元“基本收入”（如果找到工作，也可繼續領取，且該收入不計稅，僅工作收入需要交稅；如果沒找到工作，在實驗期間需繼續失業注冊，若原應得相關福利高於560歐元，則可領取差額），同時取消基本失業救濟金。

之所以嘗試以“基本收入”項目來替代傳統的基本失業救濟金項目，是因為芬蘭的現實中有很多失業者擔心找到工作反而會失去補助而導致淨收入下降，或是淨收入的增長達不到激勵人的程度。

比如，尤哈，今年38歲，居住在芬蘭西部的一個小村莊裡。他與妻子育有6個孩子。

此前尤哈經營一份做裝修的生意，但不幸失敗而破產。隨後至今的6年時間裡，他一直賦閑在家，一家8口的收入主要來源是：妻子做護士短工賺取的工資、640歐元的失業保障金和800歐元的兒童福利。

尤哈很難找到一份稱心的長期工作，但他不願意從事任何短期或臨時性的工作。因為按照芬蘭既往的失業救濟金政策，尤哈一旦獲得雇傭收入，就會失去失業補助。而短工到期後不能續作（重新失業），尤哈必須等待數月才能重新申領失業補助，這將導致在此期間的其家庭淨收入大幅減少。

高福利對應高稅收

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高福利必然導致高稅負（哪怕挪威、卡達等靠賣石油富裕的國家也不例外）。因為財富不會憑空產生，個人尚可以不勞而獲，而一個國家則絕無此可能。

為了為社會福利開支籌資，政府不得不徵收更多的稅收以及強製居民繳納各種非稅費用（如社會保障繳費）。2018年芬蘭政府在GDP中初次分配中的佔比高達52.5%（在OECD成員國中僅次於挪威和法國）。

其中，芬蘭政府稅收總額（從所得稅、利潤稅、社會保障稅、貨物和勞務稅、工資稅、財產所有權和轉讓稅以及其他）佔GDP的比例高達43.3%（2017年數據），遠高於OECD平均34.2%的水準。這差不多近似等同於在從事經營或是工作獲得收入人群的平均稅負，即為了實施芬蘭現行的社會保障服務，政府抽取的稅收也很高。

芬蘭高福利可持續性的挑戰

古人雲，一利興，必一弊相隨。

芬蘭的社會福利一方面提高了社會的平等性，削平了芬蘭公民人生的低谷（但凡遇到人生風險事件，均可得到救助以維持適度尊嚴和體面的生活水準）；另一面也在製造著矛盾（在自由主義者看來，追求平等的烏托邦幾乎不可避免地將遭致惡果，哈耶克曾雲，“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由鮮花鋪就”），因此，芬蘭的福利政策也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挑戰。

其一、高福利依賴政府抽取高稅負以提供融資，倘若受社會福利資助或救濟的人們不自助不求自立的話，就意味著他們不道德地佔有了別人的勞動成果或資本利益。這是另一種不平等。

想著移民到芬蘭這樣的高福利國家就能坐享富貴快樂的生活，裡面暗含一個假定，就是想著搭便車——不參與社會財富的創造卻想在社會分配中得一杯羹。若由康德看來，這種行為無疑是可恥且可悲的。在康德的道德範式之下，自立而自決的人一旦成為寄食者，只會陷入空虛又無聊的悲慘境遇或虛無主義的泥塘。

其二、高稅收導致了芬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足，家庭借債度日，使其居民杠杆率處於高位。2017年芬蘭家庭債務佔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達138%，遠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準。有趣的是，北歐四國的居民杠杆率都很高，他們都是高福利國家，但福利卻助長了家庭的高負債，這是一種奇妙而特殊的境遇。

其三、在高福利下，部分人群的就業積極性下降（寧肯吃救濟，也不願工作）導致勞動力市場的僵化。2018年第四季度芬蘭的失業率為6.6%，高於OECD總體5.2%的水準（OECD成員國中最低的捷克，失業率僅有2.1%）；青年失業率為16.8%也遠高於OECD總體11.1%的水準（OECD成員國中最低的日本，青年失業率僅有3.7%）。

其四、人口結構變遷等技術性原因使得福利支出日益龐大變得難以維持。據統計，2017年芬蘭醫療衛生總支出佔GDP的9.7%（大約200多億美元），成為芬蘭政府的沉重負擔。且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重（2018年，芬蘭65歲以上人口已佔總人口的21.4%），這一開支還在快速增長，迫使芬蘭政府的財政難以負荷，距離破產的邊緣越來越近。

芬蘭前任總理Juha Sipila試圖對全民醫保進行改革，減少醫保提供的行政科層和保險責任，同時開放更多的私營醫療機構供患者選擇，通過一系列的行動為政府節約34億美元開支。然而，改革方案受到的阻力巨大，芬蘭國會憲法委員會甚至認為這項改革違憲，導致Juha Sipila辭職下台。

芬蘭獨具一格的教育體系

一個平等自由社會的最大威脅在於階層固化，而當代打破階層堅冰促進社會流動的最佳手段依然是教育。同時，作為高福利國家，芬蘭有很高的風險會落入缺乏進取心的陷阱，公眾相信通過教育可以提振公民素養，催生“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社會風氣以降低社會淪落的風險。

所以，芬蘭高度重視教育，有諺語雲“將灰質轉化為GDP”。這裡的“灰質”為腦灰質，指代的是智慧。也就是說，芬蘭期待以智慧發展經濟，算是最早開創“知識經濟”戰略的國家。芬蘭因舉國上下對教育的重視，生發出無數“灰質”火花，創造出獨具一格且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教育體系。英國女作家崔蒂認為“出眾的教育制度，將確保芬蘭前途似錦。”

以人的價值培養為導向

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只是一種信息。在當下的信息社會，信息的可獲得性大大增加，我們可以通過眾多途徑低成本地獲取信息。所以，獲取知識不再是教育的重心。在芬蘭，教育的理念變得非常形而上，以人的價值培養為導向。

何為人的價值？並沒有終極答案，但每個人從受教開始，就鼓勵其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探索人的價值，本身就是對生命至高的敬重。芬蘭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注重保護並激發人的內在價值。

多數芬蘭人相信：“孩子快樂成長，擁有一個感覺良好的童年，在未來才有更大的機會更多的人生幸福”。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孩子們在未來有充分感知和獲取幸福的能力，而非像賈伯斯那樣改變未來的能力。

消除學生差別

在芬蘭，教育平等體現在若乾層面：

其一、沒有公立和私立的二元之分。教育是公共服務品，由政府統一提供，採用“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的模式，讓七歲到十五歲的中小學生，不分年級，都待在同一所學校學習。在九年一貫教育中，學生課本、交通和午餐費用，全由政府負擔，經費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攤。學校之間差異小（教育資源均衡），由此對應的是學生水準差異小。

其二、“真正的贏家，從來不競爭”（芬蘭作家山穆利·帕洛南語）。自由社會不能避免競爭，但在學生時代卻無必要過度競爭。作為人口小國的芬蘭，大有條件做到這一點，因此芬蘭的九年一貫教育中盡可能地減少競爭。在受教育的前6年，沒有人會對孩子做任何衡量和評估。孩子們只有在16歲時，才有一次強製性標準測試（9年級結束前參加高中入學考試）。

芬蘭沒有快後段班之分，奉行“每個學生都重要，學校不分優劣”，鼓勵“讓學生按照自己的節奏學習”。

其三、特殊教育需求的人群（如殘障青少年）不被區別對待，而是匯入全納教育體系（我國似乎還在追求特殊教育，為特殊人群開設特殊教育學校，將他們與正常社會區隔開來進行教育，這另有利弊）。比如在哈坦帕學校，大多數特殊學生會和普通學生在同一個課堂學習，但會接受特殊的支持。

自然，芬蘭能做到這一些，和人口基數少、經濟發展程度高等特定因素密不可分。但無論如何，他們在另一個方向（相比美國等大國而言）的另類實踐都給人類社會提供了啟示。

輕鬆教學

芬蘭學生在校學習時間從一年級每周19節課（每節課45分鐘）到九年級每周30節課。在OECD成員國中，1-6年級學生的學習時間相當於其他國家的60%，7-9年級相當於其他國家的70%。課後，芬蘭中小學生也甚少參加各種補習班，相反更願意參加各種運動。

芬蘭教育部門就建議每個小學生每天運動三小時。因為研究發現：運動過程中，大腦中會產生血清素，血清素可以控制壞情緒、衝動以及攻擊行為。同時，運動過程中，大腦還會產生多巴胺，這種腦內分泌物傳遞興奮及開心的信息，德國研究人員認為，多巴胺有助於提高記憶力。甚至還有觀點認為：運動過程中大腦會產生新生的神經元，這些新生的神經元是完全的幹細胞，只要經過刺激（學習等認知的刺激）經過28天就會發育成神經細胞加入到神經網絡中，即運動可以提高智力水準。

教育改革設定的目標

2016年8月，芬蘭政府實施“新課程改革”，實行“跨學科學習”，目標是重點培養學生的“橫貫能力”，具體包括：思考與學習的能力；文化識讀、互動與表達能力；自我照顧、日常生活技能與保護自身安全的能力；多元識讀；數字化能力；工作生活能力與創業精神；參與、影響並為可持續性未來負責的能力。

透過這些抽象的目標，我們可以管窺芬蘭踐行的教育理念。

終身閱讀的民族習慣

培根說：“書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時代的波濤中破浪前進。它滿載貴重的貨物，運送給一代又一代”。芬蘭人深諳其中的道理，故有著悠遠流長的閱讀傳統。

芬蘭也因此是全球圖書館使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芬蘭共有300多個中央圖書館和500個圖書分館（相比500多萬人口而言，這個數目非常驚人）。大學圖書館和議會圖書館都向公眾開放。80%的芬蘭公民使用圖書館服務，約40%的芬蘭公民每個月大約會光顧兩次圖書館。芬蘭人每年借閱18本書。圖書館內平均每本書每年被閱讀2.5次。

芬蘭國內圖書館林立，共有300多個中央圖書館和500多個圖書分館。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政府專門配備了巴士流動圖書館（甚至還有一條圖書館船）。芬蘭共有151個流動圖書館。它們在12324個站點停靠，每年借閱量為740萬份，約佔全部借閱量的8%。

教師擁有出人頭地的社會地位

芬蘭人的收入總體差距不大，所以芬蘭的教師在薪酬上並不是很高，但教師卻是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之一（每年申請大學師范專業課程的學生只有大約10%會被錄取）。

這是因為芬蘭教師擁有高度的自治權（這一點也很不容易，意味著教育部門對教師有著充分的信任。政府相信所雇用的教師是最優秀的，教師能夠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可以決定自己怎麽教學生。

要做好這一點，並不簡單，需要出眾的創造力。比如，在芬蘭課堂上常採用的“現象式教學”對教師的要求就很高：時間結構是什麽？使用哪些學習（研究）平台？如何告知家長……這些問題都需要由教師自己去籌劃和解決。這種放任教師發揮的自由，同時何嘗不是對教師嚴峻的考驗？這種體制激發了教師的自主性，成為職業引人入勝的地方。這是芬蘭教師具有很強的職業幸福感的原因之一。

為了培養合格的教師，芬蘭可謂不遺余力。因為教育不能靠財務投入實現高水準的目標，唯有靠人。芬蘭把教師視為“基於研究的職業”，在師范階段就著力培養教師候選人的研究能力，包括學科教學的能力、學生學習和生活指導的能力、課程建設的能力、教育評估的能力等，以便保證每一個教師都具有很強的專業知識和教學能力。比如，在小學階段，芬蘭每個班只有一位全科教師，包攬了幾乎所有課程，只有藝術和體育學科才由專職教師來負責。

綜上，芬蘭獨具一格的教育系統造就了芬蘭出色的人力產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在瑞士達沃斯發布2019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TCI）報告顯示，芬蘭排名全球第六。而且，過去五年，芬蘭在每年度的該報告中都排名全球前十，是名副其實的人才強國。

芬蘭經濟基本面掃描

2000年以來，芬蘭經濟發展道路並不平坦。據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美元價計算，芬蘭2000年GDP即為2093億美元，至2018年僅僅增長到2680億美元，18年間總增幅為28%。此期間的GDP不盡如人意，2009年還一度出現8.3%的負增長。

這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諸如人口結構老齡化、經濟結構失衡等等。2014年10月，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芬蘭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原因包括經濟發展疲軟等因素。芬蘭時任總理亞歷山大·斯圖布卻戲言，蘋果摧毀了芬蘭兩大支柱產業，從而導致該國經濟滑坡。

這裡說的兩個支柱產業指造紙業和手機制造業。蘋果公司的iPhone摧毀了芬蘭以諾基亞為代表的手機制造業，iPad則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導致用紙需求的萎縮進而打擊了芬蘭的造紙業。

不得不提的諾基亞

2007年之前，諾基亞是手機制造業裡獨一無二的霸主；而諾基亞是芬蘭至寶。根據芬蘭經濟研究院（ETLA）的數據，1998至2007年的十年間，芬蘭的經濟成長，有1/4來自諾基亞。同時間，諾基亞的研發支出佔全國30%，創造了1/5的出口，23％的企業稅收。

據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公布的數據，2006年全球手機銷量接近10億部，諾基亞佔據了36.2%的份額，大概銷售了3.6億部手機。同年諾基亞實現411億歐元的營業收入，增長20%。而2006年當年芬蘭的GDP僅有1726.14億歐元（同為名義價）。

但是隨著2007年1月9日，蘋果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賈伯斯發布第一代iPhone之後，諾基亞就江河日下。iPhone重新定義了手機，啟開了智能手機的時代，而固守功能機市場的諾基亞走上了下坡路。

2013年，微軟以37.9億歐元（大約5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諾基亞旗下的大部分手機業務，另外再用16.5億歐元（大約21.8億美元）的價格購買諾基亞的專利許可證，曾經世界第一的手機霸主就此隕落。

經濟複興

諾基亞在2010年的快速潰敗過程中，每年裁員幾千人，給予芬蘭經濟沉重的打擊。疊加次貸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芬蘭一直飽受衝擊。

芬蘭地處苦寒北地，零下氣溫，上午九點半天亮，下午三點半天黑，照亮城市的是冰雪。這上帝的賜予並不優厚，但芬蘭人卻在諾基亞隕落之後，浴火重生。

“連諾基亞都失敗了，人們領悟到，沒有一種工作是永遠安穩的” ，芬蘭人由此更願意嘗試、更願意冒險，這塑造著全民族的新的企業家精神（這種轉變的一部分原因歸於芬蘭的“Sisu精神”。Sisu很難直接譯成文字，可意會為意志，決心，毅力和理性面對逆境等等）。

面對著不利的創業環境（克服高稅率及其他繁瑣規定，例如，外籍員工申請工作，簽證程序耗時冗長。加上惡劣的氣象、偏遠的地理位置，都很難吸引國外人才），芬蘭人開啟了經濟複興之旅，通過科技新創公司走出經濟低迷。

其中最耀眼的明珠就是“超級細胞”（Supercell）。2016年，騰訊以86億美元（約600億人民幣）收購這家芬蘭遊戲公司84.3％的股權。這是一家2010年才成立的創業公司，六年後被騰訊收購時就成為歐洲唯一的“十角獸”（Decacorn，指創業不超過10年但估值超過100億元的新創公司）。

此外，還有創造“憤怒的小鳥”的Rovio公司，等等，不一而足。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發布的數據顯示，芬蘭每年新增300家“創新型”新創企業。若以每年吸引創投投資資金規模除以經濟規模的指標來看，芬蘭是歐洲第一。

2016年開始，芬蘭經濟穩步復甦，GDP增速分別為2.8%、2.7%和2.3%，好於歐盟國家的整體水準。

芬蘭的投資機會

按2018年現價計，芬蘭的GDP為2335.5億歐元，與中國的雲南省和天津市相若，按理投資機會也不少。但由於高稅率，芬蘭絕對算不上一個理想的投資目標國，無論是房地產還是證券。比如，芬蘭證券投資所得稅率高達28%（類比國內，我們的證券投資所得是免稅的），這種高稅率自然會削弱投資回報水準。

不過，過去三年投資芬蘭的股票指數基金“芬蘭ETF-iShares MSCI（代碼：EFNL）”，回報還是相當不錯的。以2019年5月31日為基準日，過去3年的平均年回報率為15.3%。

拋開經濟利益不說，芬蘭的自然風光非常迷人，還值得前往旅行。冬季，背上行囊跨入這異國的極北土地，是人生裡不一般的滋味。疲憊之餘，再蒸個桑拿，絕對銷魂。在動手收集芬蘭資料的時候，我破天荒地發了一個願心，就此開始積攢前往芬蘭的旅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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